车子缓缓驶入城关镇，我们熟悉的街巷渐渐浮现眼前。
我和蓉蓉一到卫生所便下了车，李诚哥也下车帮我们从后备箱里把两辆自行车搬了出来，动作利落，还不忘拍掉上面的尘土。
“那你俩就先回所里吧，我得赶紧把车停回去。”他说着，还笑眯眯地补了一句，“别忘了把昨天的事跟大家说一说，免得大家还担心。”
“好的。”蓉蓉也连忙上前搭把手，嘴角带着惯常的礼貌微笑。
我这才注意到李诚哥在搬车时，总是悄悄侧头瞄蓉蓉几眼，语气也比平常柔和许多，不像是对同事那么简单。
“我想着你们两个女孩子回来肯定累坏了，还特意给你们带了几瓶水。放在副驾驶那儿了，回头记得拿。”他笑着说，眼神一闪一闪地看向蓉蓉。
“谢谢你啦，诚哥，辛苦你了。”蓉蓉还是那副得体的态度，语气真诚，却透着一点无意间的疏离。
我心里警铃大作，立马意识到不太对劲。
——李诚哥你该不会……喜欢上我外婆了吧？
不行！ 外婆是外公的！
我一边心里叫苦，一边赶紧拉起蓉蓉的胳膊：“那我们先去和所里报个到啊，诚哥再见啦！”
“拜拜咯！”我用力挥了挥手，生怕他再说什么暧昧话，飞快地带着蓉蓉离开。
身后隐约传来诚哥一头雾水的小声嘀咕：“‘拜拜’？这啥意思啊……”
“你拉我干嘛啊？”蓉蓉莫名其妙地问，回头看了一眼。
“我这不是想到咱精神科的事了吗？”我赶紧岔开话题。
蓉蓉果然被我转移了注意力，语气里立刻带上了兴趣：“哎哟，精神科？怎么啦？你想到什么了？”
“这次去铜梁镇，你宣讲的时候提到心理健康的知识，没觉得群众反应很微妙吗？”
蓉蓉沉吟片刻，认真点了点头：“我倒真觉得，大家对这方面基本没概念，说起来还带点忌讳，甚至有人觉得精神问题就是‘疯病’，不愿承认也不敢多听。”
“这就是关键。”我顿了顿，声音里多了点郑重，“我们得趁这个机会争取一下，看看能不能在接下来的宣讲中加入一场关于精神卫生的专讲。”
“我也正想说呢！”蓉蓉眼睛一亮，脚步加快，“不能光讲预防感冒、饮食结构那些，得让大家知道心理疾病也是病，得治也得防！”
“走吧，咱们回所里提方案去。”我也被她这股劲感染了。
我们正要迈步进门，我却忽然停住了：“等等，我还有一个想法。”
蓉蓉好奇地看我：“什么？”
“如果我们想推进精神科建设，不如试着提出——做一个试点。”
“试点？”她一愣，歪着头问，“你是说……在我们卫生所先开一个小的精神科窗口？”
“对，”我一边说一边指着门口，“先别急，我们就在所门口把这个提议理清楚，万一进去就碰上所长，可得把话说利索了。”
话音刚落，果然——
“所长好。”蓉蓉突然语气恭敬，立正站好。
我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只见那是一位看上去五十岁出头的中年男人，身材不高不矮，精神却很足。他穿着灰蓝色的中山装，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袖口还压得平整，脚上是干净的黑布鞋。外面罩着一件旧但熨贴的白褂子，腰间别着一支钢笔和体温计套筒。
“所长好。”我也赶紧跟着问候，只是声音里多了几分局促。
“你们俩，就是昨天宣讲完没回来的那两位女同志吧？”他语气里虽然带着几分严肃，但嘴角却扬着。
我看见他笑意盈盈地看着我们，便没那么紧张了。
“来我办公室一趟。”他说完，转身走进走廊尽头的一间房。
我们跟着他，走进那间办公室。
那是一间不大的屋子，木窗紧闭着，阳光从玻璃缝透进来。
墙边是一张黑漆老办公桌，上头摆着一只大瓷缸，缸边还贴着“为人民服务”的红标语。墙上挂着一张城关县的地图，边角已经卷翘。桌上有几本厚厚的《卫生公报》和《赤脚医生通报》，还有一个风干开裂的印泥盒。
“昨天的事情，不怪你们。”所长一进门就说道，“天气不好，山路又难走，你们又是骑车的，我理解。只是回去晚了点，让大家担心。”
他说着坐到了办公椅上，双手交叠，正襟危坐。
“我叫你们来呢，是让你们回头写个报告，汇报一下这两天的情况，尤其是铜梁镇那边的宣讲。”
“好。”我和蓉蓉同时点头。
所长看向我们，语气缓和下来：“铜梁镇反响如何？”
我侧头看向蓉蓉，示意她说。
蓉蓉微微一笑，语气诚恳：“所长，群众反响很好。他们很认真地听我们讲怎么防治常见病、怎么合理饮食。但有一点，我觉得必须跟您汇报——就是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所长眉头一皱：“心理健康？”
“是的。”蓉蓉直视他，“我们在讲精神类问题的时候，明显感受到群众的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有恐惧。他们不知道抑郁、焦虑、精神分裂这些病症，也不知道怎么求助。我想，我们是否可以在下一次宣讲中专门设置一场‘精神卫生专讲’？”
“为疯病专门讲一场？”所长声音提高了一点，“那不是给我们所抹黑？说我们城关的人疯子多？要是让公社领导听了去，还以为我们在造谣，给我们穿小鞋！”
蓉蓉急了：“所长，这不是造谣，这是真问题啊。精神病也是病，不讲才是掩耳盗铃——”
“行了！”所长一拍桌子，脸色冷下来，“郭蓉蓉同志，你太年轻，不知道轻重。你讲呼吸道、讲肠胃、讲防疫都行，精神病？别提了。群众接受不了，组织也不愿意。你们要是坚持，还要我们这个所干什么？”
蓉蓉被噎住了，脸颊涨红，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
我站了出来，一步挡在她面前。
“所长，您刚刚说精神病不能讲，是怕群众误会。但请问，群众得了精神病，不了解症状，也没人给他们讲，他们该怎么办？靠天治？靠忍？”
所长一愣，没说话。
我乘胜追击：“再说了，您刚才说讲了会让人觉得‘我们城关疯子多’，那请问，咱们不讲就能让病人变少了吗？还是说，只要我们不说出来，问题就不存在了？”
“我……”所长张嘴，却没词了。
我冷静地看着他：“所长，我读过的书可能不多，但我知道，科学不是靠遮掩进步的，是靠讲出来、查出来、治出来。”
空气陷入一阵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