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半，雾压得低，像一层未散的潮。董事会小会议室的窗子朝北，玻璃上泛着一圈洗不掉的旧水印。我把昨晚整理的“明面修复”方案摊在桌上，厚厚一叠，像一块刚定型的豆腐：看上去平静，边角都是棱。
“这就是你说的‘不要体面收官’？”财务那边的老同事咳了一声，语气不锋不燥，“咱们把钱掏出来，流程也补上，媒体也别再盯着，难道不是对大家都好吗？”
“不是‘大家都好’。”我盯着他，“是有人继续轻松，有人继续沉默。我们花的是公共信任的钱，这钱要长成看得见的动作——不是去买‘体面’。”
我把方案第一页翻开，指向第一条：“一，公开清单——所有整改用款逐项上墙，谁拿、拿去干什么、干到哪一步。二，开放回访——受助方可以随时回头敲门，‘不满意’可以写在门口的留言贴上。三，第二支点——除专项赔付外，同步投向最容易被忽略的基础修复：楼道灯、公交接驳、看上去不体面的缝缝补补。四，证据室对接——平台端把每一笔修复变成一张可追踪的卡片，像盏路灯一样编号，方便找得着，问得到。”
“编号太丑。”市场部的小伙子皱眉，“容易让人觉得自己被挂在钩子上。”
“被看见不是被挂。”我说，“我们可把编号写小一些，但它必须在——就像回执上的那一点红，不漂亮，但诚实。”
有人叹气：“你这是要把我们钉在墙上。”
“钉的不是我们。”纪南川把笔敲了敲桌面，“钉的是旧法子：外包按件、签收作假、统一口径。江阮这套方案里有‘墙’，也有‘梯子’。我们给出改错的通道，但不再提供不留痕的出口。”
“那影子那边呢？”法务问，“昨天你跟‘卓’谈得怎样？”
“边界谈成了。”我回答，“未成年人、非关键配偶、住址、私生活，不入公开材料；工作层尽量降名，升岗位功能。可他们想要的‘先把风压下去’，我们不答应。我们只答应——钱可以给，名字可以不说，但手法要停，路径要改。”
“路径改谁来验收？”有人问。
“公众。”我把厚厚一沓“明面修复”卡片往外推，“从今天开始，基金会官网和星河证据室同步上线‘蓝条到家·修复地图’。你想看灯，就点灯；你想看午餐，就点午餐。看不见的东西，一律不算完成。每项修复，我们都留一个接地气的问题在卡片底下：好使吗？如果不好使，请你告诉我们——我们把修理的人带去你家门口，当面回话。”
“这样做，噪声会很大。”市场部又拧了一下眉，“黑子也会跟着抄刀。”
“抄就抄。”我笑了一下，“他愿意跟着我们去修灯、补路、跑回访，算他半个志愿者。”
笑声在屋里弹了一圈，有人没忍住，轻轻拍了下桌子。笑过去之后，我把声音压低：“我不怕我们挨骂，我怕我们看不见。当初就是‘看不见’把我们带进那口井。我们现在得把井沿修高一点。”
顾琴敲门进来，手里捧着刚泡好的茶，热气往上冒。她今天特意换了件硬挺的外套，看上去年轻了一截。她看见桌上的图，笑着说：“灯先修我们家那栋吧，保安大爷等了几天，昨天刚修好，又坏了一盏。”
“好。”我点头，把“江宅2-单元”写进第一批，“今天就派人去。修灯要像熬汤一样——慢火，常看，不糊底。”
会议散到中午，我把最终文本改了两处字：把“整改”改成“修复”，把“问责”改成“当面问一问”。词语会带路，我不想让词把我们带回冷冰冰的走廊。
下午两点，媒体群采。我打开直播的时候，手心竟然出了汗。我把信号灯看了三遍，笑了笑：“今天开始，基金会把修复方案全部亮在阳光下。不是为了讨好谁，是为了让每一笔善意落地。”
“江理事长。”记者提问，“如果有人继续要求‘体面收官’，你们是不是太不近人情？”
“不近旧人情。”我看向镜头，“但贴新的人心。我们已经付过‘体面’的学费了，别再重修。”
提问声一轮一轮打过来，我把每个“尖”都拆成“软”和“实”。问到“蓝条作假”，我只说一句：“已经移交，外包按件将纳入黑名单，今年内不再允许做公共签收。我们不给第二次作假的机会，但给第一次说实话的通道。”
直播的最后，我用了两分钟讲楼道那盏灯。我对着镜头说：“我们不怕被说小题大做。城市就靠小题堆出来。盏灯好用，才轮得到谈别的。”
结束时掌心不再出汗，但衣领里还有一股热。我走出会议室，嗅到外面雨要下的味道，像铁皮上新落的一滴水。
手机震了一下，是裴念发来的短片样片：“‘方向图’出炉——‘谁给谁递纸条’的动画版。没有名字，只有箭头与手。今晚八点发，你和苏砚要不要各录一句话？”
我回：“好。你给我一秒钟的‘空白’——让我把‘谢谢把灯修好’这句话，留给今天的每一位志愿者。”
又一个消息弹出，是星河后台：“明面修复地图上线，访问量超预期，‘好使吗’留言第一小时破万。”我盯着那个“好使吗”看了几秒，忽然觉得这四个字比任何大词都叫人安心。
我把窗子推开一条缝，让潮气进来。雨丝刚落下，细得像在空气里梳头。楼下走廊里传来保安大爷的嗓门：“又亮了！”
我笑出声。有人说我不够“体面”，我承认——我宁可不体面，也要把光打到每个人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