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林初夏的大伯在市粮食局工作。
在这个粮食比金子还金贵的年月，这个职位意味着难以想象的门路。
大伯林长喜时不时会用高价换点玉米、土豆、红薯，解一解燃眉之急。
爷爷的老战友也从从乡下邮寄了一些蘑菇干、野菜干和板栗。
靠着这点接济，加上爷爷奶奶咬牙变卖了压箱底的几件银镯子和老玉烟嘴，偷偷去信托商店换了点活命粮，一家十几口人才勉强吊住了命。
然而，长期的饥饿和焦虑终究是致命的。
爷爷奶奶把能省下的每一口粮食都留给了儿孙，自己长期以野菜树皮果腹，身体彻底垮了。
他们没能熬过最艰难的1961年，在一个寒冷的冬季相继离世。
临终前，爷爷枯瘦的手紧紧攥着两个儿子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不舍。
“我死后你们哥俩就把家分了吧。按照你妈的意思，老宅给老大家。长喜3个儿子以后家里人多。”
爷爷咳嗽了半天继续说：“老二，你别怨，你妈的嫁妆都留给你，你可以和单位再申请一套房子。等申请的房子落定了，你们哥俩就正式分家吧。”
林长生哭着说：“爹，你说啥呢，我咋会怨你们，要不是这些年大哥大嫂拉拔着家里，我们早就饿死了。”
日子像冻僵的河流，在1962年后慢慢开始解冻。
最艰难的时刻总算过去了。
林初夏、林朝晖和林春棠三个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成了大头娃娃，因营养不良，脑袋显得格外大，肚子却因缺乏蛋白质而鼓胀，四肢瘦得像麻杆。
饥饿的滋味深入骨髓，但林初夏心中却充满了另一种力量——家的温暖。
她亲眼看着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分粮，没人抱怨，只有相互推让。父母把碗里仅有的几粒米捞给孩子们，自己默默地嚼着榆树皮磨成的粉做的窝头，那粗糙苦涩的东西划得喉咙生疼。
父亲下班后，会拖着疲惫的身体去郊外挖点能吃的野菜或者树叶子。
母亲则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遍遍缝补着孩子们磨破的衣裤，或者用瑕疵布换点红薯土豆。
这份宁可自己挨饿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爱，让她懂了幸福度的意义。
熬过寒冬，终见春晖。
日子越过越好，7岁的林初夏抽条似的长高，褪去了婴儿肥，显露出清秀的眉眼。
到了上学的年纪，她背起自己用各色碎布头精心拼接缝制的小书包，跟着姐姐，拖着依旧贪玩懵懂的哥哥林朝晖，走进了春城市红旗小学的校门。
学校里刷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墙上挂着伟人像。
林初夏的智力超群天赋开始显现。
课堂上老师教的拼音、算术，对她而言确实很简单，毕竟她都会。
可入门级的智力超群天赋带来的“过目不忘”能力很是惊人，书上的内容看过一遍就能牢牢记住。
她不仅看课本，还喜欢看爸爸留在家里的书籍，或者跟爸爸去单位的阅读室里读书。
每次考试，她的名字总是雷打不动地贴在红榜最顶端，是老师口中的小神童，更是父母在邻居工友面前挺直腰杆的最大骄傲。
“我家老闺女，又考了双百！”
自卑和怯懦在一次次夸赞中逐渐消失，在家人的爱里摆脱了前世的噩梦。
哥哥林朝晖则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他仿佛把所有的智慧都留在了喝下母乳前的那一刻。
课堂上他如坐针毡，书本上的方块字像天书。
成绩单上，他的名字也总是名列前茅，当然是倒数的。
他的心思全在掏鸟窝、弹玻璃球、扇啪叽（也叫拍画片、打帖子等）、和一群半大小子疯跑上，是让老师头疼、让父母无奈的淘气包。
姐姐林春棠性格温顺踏实，学习上肯下笨功夫。
她知道自己没有妹妹那样的天分，就靠勤奋弥补。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诵课文，煤油灯下演算习题到深夜。
靠着这股韧劲，她以不算拔尖但足够优异的成绩，在1970年夏天拿到了春城市第三中学的高中毕业证书。
然而，毕业的喜悦很快被现实的阴云笼罩。
这些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口号响彻云霄，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
无数像林春棠这样的城市青年的命运被一张“光荣证”彻底改变。
母亲姜淑怡坚决不肯让大女儿去农村吃苦。
她发动了所有能想到的关系。
纺织厂的车间主任、父亲厂里的工会干部、大伯粮食局的同事、大伯母日化厂同事……四处求人打听消息。
终于，在几乎跑断腿磨破嘴皮子之后，得到一个消息：市日化厂有一个老工人要退休了，他的岗位可以顶替，但要价700块钱！
700块！这几乎是普通人家不吃不喝近两年的全部收入，是一笔能压垮普通农村家庭的巨款！
父亲和母亲翻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一沓沓捆扎整齐的毛票和块票，一共2865.85元。
这几年两人的工资渐涨，可孩子们也长大了，花销越来越多，这些钱都是勤俭持家的姜淑怡一点点攒下的。
就这样，林春棠没有成为下乡知青中的一员，而是穿上了日化厂蓝色的工装，成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国营工厂正式工人。
工作稳定后，经大伯母的介绍，她认识了日化厂采购科主任的儿子王大川。
小伙子人看着老实本分，家境也不错。
一年后，在双方父母的操办下，林春棠风风光光地嫁了过去。
又过了一年，她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王兵。
姐姐的人生轨迹，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似乎暂时驶入了一个安稳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