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啼哭到蹒跚的岁月
1976年的中国，冬日的寒风里裹着沉重的气息——这一年，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离世，举国同悲的氛围，悄悄落在了每个寻常百姓的日子里。也是在这一年，我在北方乡村的一间土坯房里，发出了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啼哭。
后来听外婆讲，我出生前一天晚上，母亲就开始觉得不舒服。那时家里穷，连去公社卫生院的钱和力气都凑不宽裕，只能守着家里的土炕等。天快亮的时候，母亲的阵痛越来越密，父亲和奶奶慌了神，裹紧棉袄就往村西头跑，使劲叩响了素琴阿姨家的大门。
素琴阿姨家是村里的“赵姓人家”，她的公公和丈夫都是村里有名的老叔，丈夫还是村里的赵书记，在邻里间向来热心。“砰砰砰”的敲门声刚落，素琴阿姨就披着衣服开了门，父亲喘着气说：“嫂子，到时候了！”这话不用多解释，身为乡村卫生员的素琴阿姨立刻懂了，连忙说：“你们先回，我拿上药箱就来！”等父亲和奶奶刚到家没一会儿，素琴阿姨就赶来了，奶奶后来总说，当时素琴阿姨的鞋都没穿稳，裤脚还沾着夜里的露水。
她进门就指挥奶奶烧热水、点煤油灯，又让找出家里仅有的一把剪刀——那剪刀还是奶奶陪嫁时带的，平时舍不得用。母亲本就贫血，孕期还要下地干重活，生我的时候遭了不少罪。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土屋里终于传出我的哭声，素琴阿姨擦了擦汗，笑着对父亲说：“是个壮小子，就是得好好养着。”
可“好好养着”，对那时的家来说太难了。或许是母亲孕期营养不够，又或许是出生时底子弱，我从小体质差得厉害，三岁前竟去了七次公社卫生院。每次去医院，都像扒家里一层皮——家里的钱全靠秋收时卖粮食、卖棉花凑，平常连几分钱的糖都舍不得买。
有一回我又犯了病，高烧不退，父亲抱着我往卫生院跑，到了才知道要输液，得先交医药费。他站在卫生院的走廊里，搓着手来回走，最后咬咬牙，连夜回了村，敲开了生产队队长家的门。“队长，您看我家这娃……又得输液，家里实在没辙了。”老队长没等他说完，就朝会计喊：“他要多少，你先给他支上，年底从工分里扣！”会计也没多问，父亲小声说“10块”，会计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10块钱，塞到了父亲手里。后来父亲总说，那10块钱是救了我的命，要是没花完，他还会一分不少地还给队里。
在卫生院最难熬的日子，我总哭闹着要找母亲，父亲急得满头汗。有天临床的一位老爷爷，见父亲蹲在床边唉声叹气，就把手里的烟斗递了过去：“兄弟，抽一口吧，缓缓劲，娃看着精神好多了。”父亲本不常抽烟，却还是接过了烟斗，对着煤油灯点燃，猛吸了一口。烟味呛得他咳嗽，可他却没放下——后来他说，那时候心里压得慌，那口烟竟像给了他点撑下去的力气。
别的孩子半岁多就会爬，一岁多就能扶着墙走，我却直到三岁才慢慢学会蹒跚迈步。老家人都说我“有福气”，能在爸妈和奶奶的怀里多赖三年。可我知道，那“福气”背后，是父亲连夜跑队里借钱的背影，是素琴阿姨没穿稳的鞋，是临床爷爷递来的那支烟斗，是穷日子里，所有人伸过来的暖手。
如今再想起1976年，想起那些裹着煤油灯味、烟草味的日子，总觉得格外踏实。我的童年，没有精致的玩具，没有可口的零食，却有父亲为我奔波的脚步，有邻里间不求回报的帮忙，还有那支在艰难岁月里，悄悄暖了人心的老烟斗——它们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从啼哭到蹒跚的童年，也让我知道，再苦的日子，只要有人惦记、有人帮扶，就总能熬出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