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静音键到一碗面：我的负债逆袭路与草根生存记
负债的那天，郑州的夏天正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我坐在曾经人来人往的店铺里，看着玻璃门上“转让”的红纸条被风吹得哗啦响，手里攥着的账本，每一页都记着密密麻麻的欠账。像是有人突然抽走了我脚下的台阶，整个人从曾经的“债主”狠狠摔进“债务人”的谷底——从前都是别人欠我钱，电话那头总带着客气：“哥，这月的货款结一下呗，我得给厂家打款，实在周转不开了。”我一通电话过去，对方要么当天下午就把钱转过来，要么隔两三天就亲自送上门，递烟时还会说“麻烦哥了，下次一定早点结”。可轮到别人找我要钱时，我却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不是不想接，是不敢。铃声像催命符，每响一次，就把我那点仅存的体面撕得更碎。有次债主的电话连打了十几个，我躲在出租屋的窗帘后，听着手机在茶几上震得嗡嗡响，手心全是汗。直到铃声停了，短信进来：“哥，我知道你难，但我这边也等着这笔钱给孩子交学费，你哪怕先还一部分也行。”看着那条短信，我蹲在地上，头抵着膝盖，突然就哭了——我不是赖账的人，可当时的我，连几百块都拿不出来。
后来为了躲债，也为了挣钱，我去了富士康打工。每天穿着蓝色的工服，在流水线上重复着拧螺丝、贴标签的动作，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中间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车间里的灯光亮得刺眼，机器声吵得人耳朵疼，可我不敢偷懒，因为每多干一个小时，就能多挣一点加班费，离还债的目标就更近一步。
每次回家，我都不敢走熟悉的黑杨路、大庆路——那些路上有认识我的商户，有曾经的朋友，我怕遇见他们时，人家问一句“最近咋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骑着那辆二手摩托车，绕远走黄河滩。黄河滩的路坑坑洼洼，晴天时尘土飞扬，雨天时泥泞不堪，风里总夹杂着黄河水的土腥味。我还得在脸上戴个口罩，把大半张脸遮住，要么等夜深人静时才敢进门，天不亮就匆匆出发。有次冬天，我骑着车走在黄河滩上，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口罩里全是哈气结成的冰碴。我看着远处城市的灯光，忍不住问自己：怎么好好一个人，活成了这副躲躲藏藏的模样？
无数个深夜，我躺在富士康宿舍的硬板床上，自责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我想起当初辞掉民办教师工作时，父亲气得拍桌子说“你早晚要后悔”；想起开小店时，母亲把攒了半辈子的养老钱都拿给我，说“妈信你”；想起哥哥为了支持我，连买婚房的钱都先借给了我。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把家人的信任都败光了，把好好的日子都过砸了。可天亮后，我还是得硬着头皮起床，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垮——我欠的不只是钱，还有家人的期待，还有自己的尊严。
我开始试着坦诚面对债主。我把所有债主的联系方式列出来，挨个儿给他们打电话，不是躲，而是主动说：“哥，我知道你急着用钱，我现在确实拿不出全部，但我在富士康打工，每个月能攒下两千块，咱商量个方案，我每个月还你一部分，直到还清为止，你看中不中？”没想到，曾经在电话里凶巴巴的债主，大多都点了头。有个债主说：“兄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赖账，你肯说这话，我就信你。慢慢来，谁还没个难的时候。”最后，我们都达成了共识，那一刻，我心里的石头好像轻了一点。
可这只是开始。2019年，我成了吉利区人民法院的“VIp客户”——不是因为我有钱，而是因为我被六次送上了被告席。每次收到法院传票时，我都拿着传票坐在宿舍的楼梯间，愣好半天。第一次去法院开庭时，我穿了唯一一件还算整齐的衬衫，手都在抖。法官问我有没有还款能力，我低着头说：“我有工作，每个月都在还钱，我肯定会还清的。”后来，我跟每个债主在法院的调解下重新签订了还款协议，每一次签字，我都攥着拳头告诉自己：不能放弃，欠的钱必须还上。
那些日子，还钱成了我唯一的目标。富士康的工资不高，每个月扣除房租和基本生活费，剩下的全用来还债。为了多挣钱，我还在微博上接一些文案代写的兼职，有时候熬夜写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还要准时上班。有次实在太困了，在流水线上差点睡着，被组长骂了一顿。我站在车间角落，看着手里的工资条，突然想起从前开小店时的日子——那时候虽然累，但每天都有盼头，可现在，好像连盼头都变得模糊了。
转机出在2020年的大年初一，疫情突然来了。工厂停工，我拿着仅有的积蓄，站在空荡荡的街上，不知道该去哪里。万幸的是，我还能出厂门，想起之前做生意时认识的一个批发商，说彭场镇的口罩，成了全国稀有资源，民生物资比较紧缺，我揣着钱，骑着摩托车就往彭场镇赶。
那天的风特别冷，路上几乎没有车，只有我一个人骑着车，在空旷的马路上走。到了捧场镇，我联系上批发商，开始帮着送蔬菜和日用品。从早上六点忙到中午一点，我送了十几家，肚子饿得咕咕叫，手冻得通红。坐在路边的台阶上，我看着手里的送货单，突然觉得特别孤独——大年初一，别人都在家里跟家人团圆，我却一个人在外边奔波。委屈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我拨通了对门大娘的电话，刚开口叫了声“娘”，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
大娘在电话里听我哭了半天，叹着气说：“孩子，没事，人这一辈子都有坎坎坷坷、风风雨雨，都会过去的。你还记得你小时候，跟你哥去地里摘棉花，天快黑了还没摘完，你坐在地里哭，最后不还是跟你哥一起把棉花摘完了？现在这点难，跟那时候比，不算啥。”大娘的话像一股暖流，流进我心里，我擦了擦眼泪，说：“娘，我知道了，我会好好干的。”
挂了电话，我卸完最后一车货，没走多远就看到一家回族同胞开的老面馆。面馆的门开着，里面飘出羊肉汤的香味。我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老板是个中年男人，戴着白色的帽子，笑着问我：“兄弟，吃点啥？”我说：“来一碗羊肉面，多加汤。”老板点点头，转身进了厨房。
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端了上来，汤里飘着葱花和香菜，羊肉片薄薄的，铺在面条上。我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热汤下肚，浑身的冷和累好像都散了。老板坐在我对面，问我：“兄弟，大年初一还在外边忙？”我点点头，跟他说了自己的情况。老板听完，说：“谁还没个难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跟我爹来这边开面馆，刚开始没人来，房租都快交不起了，我爹说‘再坚持坚持’，后来慢慢就好了。你只要肯干，肯定能熬过去。”
那天的午饭花了十几块钱，可那碗面，却成了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顿饭。也是从那天起，我对异族同胞有了前所未有的亲近感——后来再看到回族、藏族的兄弟姊妹，我从没有过疏远，只觉得像邻家街坊一样亲切。就像我们的国家，五十六个民族本就是一家人，谁都有难的时候，一份理解、一碗热面，就能把陌生变成温暖。
后来，我在捧场镇的生意慢慢有了起色，不仅还清了所有欠款，还攒了一点钱。现在回想起来那段负债的日子，手机静音键的冰凉、黄河滩的风声、老面馆的热气，都成了刻在心里的印记。可我更感谢那段日子——它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坚持，也让我看到了人性的温暖。
现在，我敢把这些故事写出来，面向全国的读者，不是因为我有多成功，而是因为我想告诉那些如今处于负债或泥潭中的朋友：别害怕，别放弃，人若不死，终会出头。哪怕你现在觉得天塌下来了，只要你肯站起来，一步一步往前走，总有一天会看到光。
可我也常常想起那位劝我的老叔说的话。老叔是父亲的好友，当初我生意失败后，他总叫我去家里喝酒，说：“你问问你弟，他之前做生意赔了，回来跟我说‘爸，我赔了’，我搂着他坐下，问‘赔多少钱’，他说了数目，我跟他说‘没事，老爹还有钱，你要多少？前边那全当是交学费了，学费交够了，你就成功了’。”老叔的话，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富人的家庭有兜底的实力和勇气，他们的试错成本很低，哪怕失败了，家里也能帮他们重新站起来。可我们这些从底层出来的农村孩子，试错成本太高了，高到一次失败，就可能让整个家庭陷入困境，高到我们连犯错的勇气都没有。
也曾有人跟我说：“这些年，能打会跳的人都偃旗息鼓了。”我想想，确实是这样。以前的时候，身边总有朋友想着创业，想着闯一闯，可现在，更多的人选择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甚至有一次，我坐出租车，跟司机师傅说我以前开过小店，现在在做民生物资的生意，司机师傅笑着说：“谁不一样都是打螺丝的？这年头谁敢当老板？谁想死得慢一点，就别去当老板。”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我以前也开过饭店，赔了十几万，把家里的积蓄都赔光了，还欠了债，后来没办法，才开了出租车。现在的生意不好做，风险太大了，还是安稳点好。”
我知道，司机师傅的话里有无奈，也有现实。现在的社会，好像所有人都在躲避风险，都在选择安稳，没有人愿意当“带头大哥”，没有人愿意勇敢地去闯、去创业。可我想说，哪怕风险再大，也总有人要去尝试，总有人要去闯——因为只有闯过了，才知道能不能成功；只有试过了，才不会留下遗憾。
我还记得，当初在华山脚下，那个道士跟我说“别跟自己较劲，剩下的事，得跟该说的人好好聊”；还记得对门大娘说“人这一辈子都有坎坎坷坷，都会过去的”；还记得回族老板说“只要肯干，肯定能熬过去”。这些话，这些人，都成了我人生路上的光，照亮我前行的路。
现在，我偶尔还会去黄河滩走一走，看着黄河水滚滚东流，想起那段躲债的日子，心里没有了当初的狼狈，只剩下坦然。我知道，人生没有迈不过的坎，也没有翻不过的山。哪怕你是从底层出来的草根，哪怕你没有兜底的实力，只要你敢面对、肯拼命、不放弃，就一定能从谷底爬起来，活出自己的样子。
最后，我想把这句话送给所有正在经历困境的朋友：别怕，前方有光，我们一起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