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的空调嗡嗡转着，吹不散空气里的沉闷。白板上贴着那张写满家长名字的表格，“王德福”“陆清”“张建军”几个名字被红笔圈出，旁边还标注着“重点走访”的字样，笔尖划过的痕迹用力得几乎要戳破纸张。老张把刚泡好的热茶推到小林面前，水汽氤氲着他的指尖，他却没心思喝，只是用指腹反复摩挲着表格边缘：“先从王德福开始，他当年和李建国闹得最凶，街坊邻居都知道，说不定能问出点藏在表面下的东西。”
小林点头，抓起桌上的走访记录和笔就往外走。王德福的餐馆在老城区的巷子里，青石板路被雨水浸得发亮，门头不大，“德福家常菜”五个红漆字被常年的油烟熏得有些发黑，门口还挂着两串风干的红辣椒，晃悠悠地蹭着路过的行人肩膀。他赶到时，正是午市刚散的空档，王德福正系着沾了油星的围裙，在灶台前收拾锅碗瓢盆，铁铲碰到铁锅发出刺耳的叮当声，他却毫不在意，只是埋头用抹布擦着灶台上的油污。
“王老板，打扰了。”小林走进后厨，递上证件。王德福手里的抹布顿了一下，抬头看了他一眼，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眼神里闪过一丝了然，随即把抹布往水槽边一扔，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是为李建国的事来吧？我就知道你们迟早会找到我。”他说着，把小林领到前厅靠窗的桌子旁，喊服务员泡了杯浓茶，茶叶在杯子里浮浮沉沉，像他此刻的心情。
“当年那事儿，我到现在想起来还气不打一处来。”王德福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重重放下，杯底碰到桌面发出闷响，“我儿子那时候上高二，在李建国班里。有次孩子发烧到快39度，我本来想给他请假，可他说当天有测验，非要去学校。结果上课的时候没精神，趴在桌上眯了会儿，就被李建国揪着衣领子拽起来，罚站在教室后面，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喊‘不想学就滚回家，别在这儿占着位置耽误别人’。”
他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杯沿，指甲缝里还沾着没洗干净的面粉：“我儿子回来的时候，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说全班同学都看着他笑，他再也不想去学校了。我当时就火了，第二天一早就去学校找李建国。我跟他说孩子生病了，你批评可以，但不能这么伤人自尊。他倒好，抱着胳膊坐在椅子上，说什么‘教不严师之惰’，还说我惯着孩子，以后肯定没出息。我气不过，跟他在办公室吵起来，拍了桌子，他也急了，指着我鼻子说要找校长评理，最后还是年级组长跑过来拉架，这事儿才算完。”
“那之后，您和李老师还有过接触吗？”小林握着笔，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在安静的前厅里格外清晰。
“没了，再也没见过。”王德福摇头，脸上的怒气渐渐褪去，多了几分无奈，“我后来托关系把儿子转到别的班了，眼不见心不烦。不过说实话，我也就当时气头上恨他，后来儿子高考考得还不错，我也就慢慢释怀了，他也是为孩子好，就是方法太死心眼，不知道变通。”
“案发当晚，您在哪里？在做什么？”小林放下笔，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紧紧盯着王德福的眼睛。
王德福想都没想就回答：“在店里啊。那天晚上有几桌常客来吃饭，都是附近工厂的工人，一直闹到快关门。你看，”他指了指天花板上的监控，“我们店里每个角落都有摄像头，连后厨的灶台都能拍着，你可以调监控看，我从晚上开门到关店，就没离开过后厨和前厅一步。店里的服务员小周、厨师老陈也都在，他们都能作证，我连厕所都是在店里的隔间上的，没出去过。”
小林跟着王德福去看了监控。显示器上的画面很清晰，案发时段里，王德福一会儿在灶台前颠勺，火苗窜得老高，映得他满脸通红；一会儿在前厅给客人递烟，笑着跟熟客唠家常；偶尔还会去收银台帮忙算账，手指在计算器上飞快地按动。全程没有离开过餐馆，连店门都没踏出去过。他又找了服务员小周和厨师老陈核实，小周说那天晚上王德福还跟她开玩笑，说等忙完了请大家吃冰棍；老陈则记得王德福中途还帮他炒了两盘菜，因为他那天有点拉肚子，手劲跟不上。两人的说法一致，细节也能和监控对应上。离开餐馆时，夕阳把巷子的影子拉得很长，小林在走访记录上写下“王德福，不在场证明成立”，笔尖顿了顿，又在后面画了个圈，心里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失望。
第二天一早，小林去了陆清的出版社。出版社在一栋写字楼的十楼，电梯里挤满了抱着书稿的员工，每个人都步履匆匆。陆清的办公室不大，堆满了高高的书稿，连椅子后面都摞着几箱待校对的样刊。他戴着细框眼镜，正坐在电脑前改稿子，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字看得人眼晕。看到小林，他停下手里的活，连忙起身，客气地请他坐在旁边的会客沙发上，还从抽屉里拿出速溶咖啡，泡了一杯递过来：“警察同志，您找我有事？”
“您找我，是因为李建国老师的事吧？”陆清的声音很温和，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稳重，说话时还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
“是。”小林拿出笔记本，“我们了解到，您当年因为孩子的事，和李老师有过一些不愉快，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
陆清叹了口气，靠在沙发上，目光飘向窗外的高楼，眼神里满是回忆：“确实有这回事。我儿子那时候语文成绩不太好，尤其是作文，总写得没什么新意，要么是记流水账，要么是堆砌辞藻。有次期中考试，儿子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他写了我平时照顾他的小事，虽然简单，但都是真心实意的。结果李建国把这篇作文当众念了，还逐句点评，说‘内容空洞，情感矫情，像流水账一样，连个比喻都不会用’。”
他顿了顿，手指轻轻敲着沙发扶手，声音低了些：“儿子回家后躲在房间里哭，说再也不想上李老师的课了，还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没用。我看着他那样，心里特别难受。我知道李老师教学严格，对学生要求高，但孩子自尊心强，当众这么批评，太伤孩子的自信心了。”
“那您当时是怎么做的？”小林问。
“我第二天就去学校找他了。”陆清说，“我跟他说‘批评学生可以，指出问题也可以，但能不能私下里说？给孩子留点尊严，也留点学习的动力’。他却反驳我，说‘学习上不能讲面子，越是指出问题，才能越进步’，还说我太溺爱孩子，这样会让孩子变得脆弱，以后经不起挫折。我们聊得不太愉快，最后不欢而散，我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你这样的家长，我见多了’。”
“那之后，您对李老师有过不满吗？有没有想过找他再沟通？”
“不满肯定有，尤其是看到孩子那段时间对语文越来越抵触，我心里也不舒服。”陆清摇头，“但也只是觉得他教学方式太生硬，太注重成绩，忽略了孩子的心理，没到记恨的地步。后来儿子毕业，我就再也没跟他联系过。听到他出事的消息，我还挺意外的，虽然有过不愉快，但他毕竟是老师，罪不至死，怎么就出了这种事呢。”
“案发当晚，您在哪里？在做什么？”小林问出了关键问题，目光紧紧锁住陆清的表情。
“我在外地出差。”陆清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文件，小心翼翼地递给小林，“这是我的机票，去邻市的出版社谈合作，案发当天下午两点多的飞机，三点半到的。还有酒店的入住记录和发票，我住的是市中心的如家酒店，晚上七点多办理的入住，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退房的。酒店有门禁记录，前台也能证明我当晚一直在酒店，没有出去过。你要是不放心，还可以给邻市出版社的对接人王经理打电话核实，我们当晚还一起在酒店附近的餐馆吃了晚饭，聊到快九点才分开。”
小林仔细看了机票和酒店记录，机票上的姓名、日期都和陆清的信息一致，酒店发票上的入住时间也刚好卡在案发时段，而且盖了酒店的公章，看起来没有问题。他当场给邻市出版社的王经理打了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很肯定地说，案发当晚确实和陆清一起吃了晚饭，还聊了合作的细节，吃完饭后两人一起回了酒店，陆清住在12楼，他住在10楼，之后就没再见过面，第二天早上也是在酒店大堂碰的头。挂了电话，小林在走访记录上写下“陆清，不在场证明成立”，心里的失望又多了一分，手里的笔好像也重了不少。
接下来的几天，小林像上了发条一样，跑遍了名单上的十几个家长。张建军是做建材生意的，开了家小门店，案发当晚在工地跟工人一起加班，说是要赶一个项目的进度。他带着小林去了工地，指着门口的监控说“你看，我从晚上六点到凌晨一点，都在工地里，没出去过”，还找了几个工人作证，工人们说张建军当晚还跟他们一起吃了盒饭，中途只去了一次厕所，没离开过工地范围。小林查了工地的考勤表，上面确实有张建军的签到记录，时间和监控能对应上。
刘芳是医院的护士，在儿科工作，案发当晚在医院值夜班。她拿出医院的排班表，上面清楚地写着她当晚的值班时间，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她还找了同科室的护士和医生作证，说刘芳当晚一直在护士站忙着写护理记录，还帮着处理了几个急诊的小病人，中途只在休息室眯了半个小时，没离开过医院。小林去医院核实了排班系统和打卡记录，一切都很正常，甚至还调看了护士站的监控，确实能看到刘芳忙碌的身影。
赵伟是个体户，开了家小超市，就在小区门口。案发当晚他在店里盘点货物，说是月底要对账。他指着墙上的监控说“我从晚上七点开始盘点，一直到十一点多才结束，中间就没停过”，隔壁水果店的老板也能证明，说当晚还看到赵伟在超市里搬箱子，偶尔还跟他打招呼。小林调看了超市的监控，赵伟确实一直在货架之间穿梭，手里拿着账本和计算器，时不时还会拿起商品核对信息，全程没有离开过超市。
还有周琳，一个单亲妈妈，在一家服装店做导购。她的儿子当年因为上课说话，被李建国罚站了一节课，周琳去找李建国理论，说“孩子调皮可以批评，但罚站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李建国却坚持自己的做法，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案发当晚，周琳说自己在家陪儿子写作业，虽然没有外人作证，但小区的监控能看到她当晚六点多回家后就没再出门，儿子也说妈妈一直在家，还帮他检查了作业。小林找了周琳的邻居核实，邻居说当晚确实听到周琳家里有说话声，好像是在辅导孩子写作业，没有异常动静。
每个人都承认当年和李建国有过不愉快，有人说李老师罚孩子抄作业抄到半夜，孩子的手都写肿了；有人说李老师因为孩子上课传纸条，让孩子在走廊里反省了一节课，冬天那么冷，孩子回来就感冒了；还有人说李老师当着家长的面批评孩子，说“你这样的孩子，以后肯定没出息”，不给家长和孩子留一点面子。但说起案发当晚的行踪，每个人都能拿出明确的证据——监控录像、证人证言、票据凭证，一个个不在场证明像铜墙铁壁一样，把调查的路堵得严严实实，连一点缝隙都没有。
傍晚，小林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局里。他的鞋子上沾了不少灰尘，裤腿也被雨水打湿了一截，手里的走访记录厚厚一叠，被他攥得有些发皱。他把记录放到老张面前，声音里带着掩不住的无力：“老张，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明都没问题，不管是监控还是证人，都能对应上，没有一点漏洞。仇杀这条线，好像也走不通了。”
老张拿起走访记录，一页一页地翻着，手指在每一条记录上都停留片刻，眉头越皱越紧。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风声偶尔吹进来，吹动桌上的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过了好一会儿，老张才抬起头，看着小林，眼神里带着一丝思索：“两条路都堵死了，说明我们可能漏了什么。要么是我们忽略了某个细节，要么是凶手藏得比我们想象的更深。”
“会不会……不是家长？”小林突然说，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我们一直盯着和李建国有冲突的家长，会不会凶手是学生？或者是其他同事？毕竟李建国在学校待了那么久，难免会和其他人有矛盾。”
老张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你说得有道理。我们之前把重点放在了家长身上，确实忽略了学生和同事这条线。这样，明天开始，你去学校走访一下李建国以前教过的学生，尤其是那些被他严厉批评过的，我再去复核一下之前的不在场证明，看看有没有哪个细节被我们漏掉了，比如时间线上的偏差，或者证人证言里的矛盾。”
“好。”小林点头，原本疲惫的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起来。他拿起桌上的走访记录，小心翼翼地放进文件夹里，好像那里面藏着解开案件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