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初夏，阳光带着恰到好处的暖意，穿过县公安局三楼办公室的玻璃窗，落在沈河办公桌上的旧铁皮盒上。盒子边缘的漆皮又剥落了些，露出里面泛着暗光的金属，却被擦拭得一尘不染——这是老周退休时留给她的，整整十年，沈河换了三次办公室，搬了两次家，始终把这个盒子带在身边。
桌角的台历翻到5月，上面用红笔圈着一个日期，旁边写着“红星村调研”。沈河拿起台历，指尖摩挲着“红星村”三个字，眼底泛起一丝复杂的情绪。十年了，他从当年的刑侦队长，成了如今的县公安局副局长，鬓角添了几缕醒目的白发，连看文件时，都要偶尔戴上老花镜。
“沈局，市局领导的车已经到楼下了，我们该出发了。”门口传来敲门声，小刘推门进来。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警服，肩章上的星花闪闪发亮——去年，他刚接任刑侦队队长，成了局里最年轻的中层干部。比起十年前那个见了骸骨会蹲在地上呕吐的毛头小子，如今的小刘眉眼间多了几分沉稳，唯有提起当年的案子时，眼神里还会闪过一丝当年的青涩。
沈河点点头，把台历放回桌上，小心翼翼地拿起那个旧铁皮盒，放进随身的公文包。“走吧，顺便去看看老朋友。”他说这话时，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
车子驶出县城，沿着新修的柏油路往红星村方向开。十年间，县城到乡村的路变了太多——曾经坑坑洼洼的土路，换成了平坦宽阔的柏油路；路两旁的白杨树长得高大挺拔，枝叶在头顶交织成荫；偶尔能看到骑着摩托车的村民，车后座绑着刚从镇上买回来的化肥，风吹起他们的衣角，满是生活的鲜活气。
“沈局，你还记得十年前我们去北洼麦田勘查吗？”小刘握着方向盘，忽然开口，“当时我踩着麦茬子往前走，没注意脚下有个坑，差点摔进去，还是你一把拉住了我。后来你还骂我‘这点出息怎么当警察’，我当时还不服气，心里想‘谁见过那种场面不害怕啊’。”
沈河笑了，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像被阳光晒软的纸：“你现在出息了，去年抓那个连环盗窃犯，你带着队员在山里蹲守了三天三夜，最后还冲在最前面，把人给制服了。当时我就想，这小子终于长大了。”
小刘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还不是您教得好。要是没有您当年带着我跑案子，我现在说不定还在派出所里管户籍呢。”
两人聊着天，车子很快就到了红星村。村口的变化比想象中更大——曾经低矮的土坯房，换成了整齐的砖瓦房；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树下却多了一个小卖部，老板娘正笑着给孩子拿糖果；最显眼的是一块蓝底白字的村牌，上面写着“红星村——市级文明村”，旁边还挂着“社会治安先进村”的奖牌。
“这就是当年的供销社吧？”沈河指着不远处的两层小楼，语气里满是感慨。十年前，这里还是一间破旧的土房，门口挂着一个广播喇叭，每天早上都会播放新闻和通知；如今，土房变成了小楼，广播喇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台挂在墙上的彩色电视机，几个老人坐在小马扎上，正看得津津有味，屏幕上播放的是“全国严打”的新闻，记者的声音清晰地传出来：“……各地公安机关持续加大打击犯罪力度，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沈河看着屏幕上民警抓捕罪犯的画面，忽然想起十年前追查李存根的日子——那些在北洼麦田里蹲守的寒夜，手里的保温杯早就凉了，却不敢离开半步；那些一次次走访受害者家属的午后，听着他们的哭诉，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那些和老周一起整理鉴定报告的深夜，办公室的灯亮到后半夜，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他忽然明白，秩序的建立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总要有人熬夜勘查，总要有人直面罪恶，总要有人把受害者的声音传下去——这些人，是老周，是小刘，也是他自己。
“沈警官！小刘！”远处传来熟悉的声音，沈河抬头一看，刘桂花正从一家挂着“建军超市”招牌的店里跑出来。十年过去，刘桂花的头发添了些白丝，眼角也有了细纹，却依旧精神，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袖口挽着，看起来干练又亲切。
“快进来坐，外面太阳大。”刘桂花拉着沈河的手，往店里引。超市比当年的小卖部大了好几倍，货架整齐地排列着，上面摆满了商品——从米面油盐、零食饮料，到日用百货、农具化肥，应有尽有。货架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个玻璃相框，里面是一张放大的照片：一个穿着警校制服的年轻人，身姿挺拔，笑容明亮，眉眼间和王建军有几分相似。
“这是我儿子，叫王念军，今年刚考上省警校。”刘桂花指着照片，眼里满是骄傲，声音也提高了几分，“他说，以后要跟你们一样，当警察，保护老百姓。小时候他总问我‘爸爸去哪里了’，我就跟他说‘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在天上看着我们’。现在他长大了，知道爸爸是个好人，也知道你们为了找爸爸的案子，付出了多少辛苦。”
沈河看着照片里的年轻人，心里一阵温暖。他想起十年前第一次见到刘桂花时，她抱着王建军的遗像，哭得撕心裂肺，连站都站不稳；想起她用政府给的抚恤金开小卖部时，紧张得手心冒汗，担心生意做不好；想起她每次见到自己，都会问“案子有进展吗”，眼神里满是期待。如今，她终于把日子过成了想要的样子，儿子也成了她的骄傲，这大概就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孩子有出息，你也别太累了，注意身体。”沈河说，顺手拿起货架上的一包烟——还是他当年常抽的牌子，只是包装比以前精致了些。
“不累，现在日子好过了，超市有两个小姑娘帮忙，我每天就是看看账，跟老顾客聊聊天，轻松得很。”刘桂花笑着说，给沈河和小刘各倒了一杯热茶，“你们难得来，今天就在这里吃饭，我让后厨做几个家常菜。”
沈河连忙推辞：“不了，我们还要陪市局领导去村里调研，下次再来跟你好好聊。”
午后的阳光正好，沈河和小刘坐在超市门口的长椅上，等着市局领导调研结束。村里的孩子在路边追逐打闹，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气球，笑声清脆；远处的北洼麦田里，几个村民正忙着堆麦垛，新的麦垛堆得比人还高，金灿灿的，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座座小小的金山。十年前的阴影，似乎早已被这片丰收的景象驱散，没人再提起当年的案子，也没人再记得那个叫李存根的男人。
小刘忽然沉默下来，过了很久才开口，声音很轻：“沈局，你说李存根为什么会变成那样？我之前问过村里的老人，他们说李存根小时候挺可怜的，爹早死，娘改嫁，跟着奶奶长大，吃了不少苦。后来他娶了赵玉兰，刚开始日子还过得去，不知道怎么就变了，又打老婆又偷东西，最后还杀了人。”
沈河没有立刻回答，他指着远处的麦田，阳光洒在麦穗上，泛着金色的光：“你看这麦子，有的长得饱满，有的长得干瘪，土壤、雨水、阳光都一样，差别在根上。李存根小时候穷，被人看不起，自卑像野草一样在他心里疯长。后来他想通过赚钱证明自己，却总是失败，就把气撒在赵玉兰身上，用暴力掩盖自己的懦弱。”
他顿了顿，又说：“贫困和自卑是土壤，但长出恶的，终究是他自己。如果他当年能找村里帮忙，能跟人说说心里话，甚至能来找我们报警，或许就不会走到这一步。可他偏要把自己关起来，把恶藏在心里，任由它生根发芽，最后不仅毁了别人，也毁了自己。”
小刘点点头，没再说话。他想起十年前在李存根家地窖里看到的骸骨，想起赵玉兰在监狱里写的信，想起那些受害者家属的眼泪，心里忽然有些沉重。他以前总觉得，破案就是抓住凶手，给受害者一个交代；现在才明白，比抓住凶手更重要的，是明白恶的根源，阻止悲剧再次发生。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麦田上，给麦垛镀上了一层暖光，也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刘桂花的儿子王念军放学回来了，他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一只风筝，风筝上画着一个穿着警服的卡通形象，红蓝相间的颜色格外显眼。“妈，我去麦田里放风筝！”他喊了一声，就蹦蹦跳跳地往麦田跑。
“慢点跑，别摔着！小心脚下的麦茬子！”刘桂花追在后面，笑着喊，声音里满是宠溺。王念军回头摆摆手，跑得更快了，风筝在他身后飘起来，随着风慢慢升高，那个卡通警察的形象，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清晰。
沈河看着这一幕，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个旧铁皮盒，打开盒子，取出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是老周的字迹，写着“真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这十年，他把这张纸条随身带着，每次遇到难办的案子，每次觉得累的时候，每次怀疑自己的时候，都会拿出来看看。老周的话，就像一盏灯，总能照亮他心里的迷茫。
他轻轻把纸条折好，放回铁皮盒，再把盒子放进公文包。风从麦田里吹过来，带着麦秆的清香，沈河忽然觉得心里很平静——李存根的罪恶会被时间慢慢遗忘，受害者的伤痛会被岁月渐渐抚平，北洼麦田里的影子会随着夕阳落下而消失，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
市局领导调研结束了，车子停在超市门口。沈河和小刘站起身，跟刘桂花道别。“以后常来看看，”刘桂花拉着沈河的手，眼里满是不舍，“等念军放假回来，我让他跟你们好好聊聊，他可崇拜你们了。”
“一定来。”沈河点点头，转身上车。
车子离开红星村时，夕阳已经沉到了地平线以下，天空被染成了橘红色，麦田里的麦垛投下长长的影子，随着车子的移动慢慢后退，最后消失在视线里。小刘看着窗外，忽然说：“沈局，以后我每年都来红星村看看，看看刘桂花阿姨，看看北洼的麦田，看看念军。”
沈河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海里闪过很多画面：老周退休时递给他铁皮盒的样子，小刘第一次勘查时蹲在地上呕吐的样子，刘桂花在小卖部里忙碌的样子，王念军在麦田里放风筝的样子……这些画面，像一颗颗珍珠，串起了十年的时光，也串起了他对正义的坚守。
车子驶上柏油路，朝着县城的方向开去。夜色渐浓，远处的村庄亮起了灯火，星星点点，像撒在黑夜里的珍珠。沈河睁开眼睛，看向窗外，心里忽然明白：麦垛下的影子会消失，岁月会改变人的模样，甚至连记忆都会渐渐模糊，但对正义的坚守，对逝者的告慰，对生命的尊重，永远不会。
就像北洼麦田里的麦子，一年又一年，枯了又青，青了又黄，却始终朝着阳光生长，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