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清晨有一种肃穆的冷。石阶上还留着昨夜的潮气，法徽在光里沉默而锋利。旁听席上稀稀落落坐着人，纸张翻动的声音和压抑的呼吸交织在一起，像一张无形的网，罩住了每个人的胸口。
法槌落下，庭审开始。
检察官起身，声音沉稳：“审判长、审判员，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他把一叠厚厚的证据目录放在桌上，第一页是目录索引，从“血迹与dNA”到“纤维与泥土”，再到“电子数据与书证”，最后是“被告人供述与指认”。每一项后面都附着页码、提取时间、保管链条和鉴定意见。
他先出示了菜棚案板的血迹鉴定意见，以及屠宰刀缝隙里组织碎屑的dNA分型结果，均与三名已知受害者一一对应。接着是纤维比对：张守业外套内侧的白色纤维，与枯井井壁尼龙绳的纤维在材质、捻向和生产批次上完全一致。泥土成分鉴定则显示，张守业袖口的泥迹与古井周边土壤特征吻合。电子数据方面，检方展示了张守业在案发时间段的基站轨迹、多次更换的“黑卡”通话记录，以及与赵强等人的联系清单。书证部分包括镇西冷库的租赁记录、小区物业的门禁日志、垃圾清运台账，以及那本记录“鸵鸟肉”销售的泛黄账本。最后，是张守业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笔录和指认现场的同步录音录像。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被告人张守业实施了故意杀人、分尸、毁证等一系列犯罪行为。”检察官合上目录，目光冷静而坚定。
辩方律师随后发言。他没有否认基本事实，而是从张守业的成长经历、心理评估和社会背景切入。他提到张守业早年入狱、出狱后长期失业、遭受社会排斥，以及相关心理测评报告中显示的人格障碍倾向，请求法庭在量刑时综合考量其主观恶性与改造可能性。
“我们不否认罪行的严重性，”律师声音不高，却清晰，“但刑罚不仅是惩罚，也应体现教育与预防。请求法庭依法裁判，同时关注背后的社会成因。”
检察官立即回应：“被告人精心设计‘黑夹克’目击、匿名短信误导、冷库塑料袋转移视线、旧手套伪造指纹等一系列反侦查手段，表明其犯罪具有高度计划性与隐蔽性。其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
法庭调查持续了整整一天。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就血迹形态、纤维转移、泥土矿物特征等专业问题作出解释；侦查人员就取证程序、保管链条和同步录音录像的完整性进行说明。辩方则申请出示了张守业的心理评估报告，并请精神科医生出庭，就其人格障碍的形成因素与对行为的影响作了专业陈述。
庭审的最后环节是被告人陈述。张守业站起身，双手在身前微微交握，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的声音很轻，却足以传遍法庭：“我认罪。”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旁听席，最终落在法官席上：“关于‘黑夹克’证词、匿名举报短信、‘枯井’线索的泄露……那些都是我一个人做的。目的是转移视线，让警方以为凶手是外来人员，或者把注意力引到冷库那边。”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整理思绪：“赵强只是帮我卖东西，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没告诉他真相。”
“为什么要这么做？”审判长平静地问。
张守业低下头，声音沙哑：“因为恨，也因为想证明自己。我以为这样就能让他们怕我，就能让我不再被看不起。现在回头看，是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法槌再次落下，审判长宣布休庭，案件将择日宣判。
宣判那天，旁听席坐得更满了。受害者家属们互相搀扶着进来，眼神里有疲惫，也有期待。法槌落下，法庭瞬间安静。
“被告人张守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简短的判决，像一块巨石，重重砸在水面上，激起层层涟漪。有人捂住嘴，泪水无声滑落；有人长舒一口气，肩膀剧烈地颤抖。更多的人沉默着，像是终于等到了一个迟到的答案。
庭审结束后，法院外的风更冷了。阳光很淡，像一层薄纱，罩在台阶上。周建明站在人群边缘，目送着法警押解张守业离开。他没有上前，也没有说什么。这个案件从迷雾重重到真相大白，从追逐线索到法庭终局，他一直以为自己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可当这一刻真的到来，他只感到一种沉重的空落——正义兑现了，伤痛却未必因此痊愈。
回到队里，会议室的灯还亮着。墙上贴着一张临时的“纪念墙”：几张模糊的照片，几行工整的名字，旁边是那张“鸵鸟肉”账本的复印件，边角已经被翻得起了毛。周建明站在墙前，看了很久。他伸手把一张新打印出来的判决书轻轻放在桌上。
“案子判了，但工作还没结束。”他对小林说，“根据张守业的供述，还有可能存在未被发现的受害者。我们要继续核查失踪人口档案，结合他提到的特征、时间和地点，一件一件去落实。”
小林点头：“还有赵强，虽然他声称不知情，但他的交易记录和资金往来还需要进一步核实。我们要确保没有漏网之鱼，也不能冤枉一个无辜的人。”
“嗯。”周建明应了一声，目光重新回到纪念墙上，“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能找到的，都找回来；把能说清的，都说清。给那些失踪者的家庭一个答案，也给这个案子一个完整的句号。”
夜深了，城市慢慢安静下来。窗外的风掠过警队的院子，吹动了旗杆上的旗帜。灯下，判决书的字迹黑得发亮，像一条条笔直的界线，把罪与非罪、惩戒与救赎分得清清楚楚。
然而，案件留下的思考，却不会因为一纸判决而结束。一个人如何从被侮辱与被损害，一步步走向侮辱与损害他人？制度的漏洞、社会的冷漠、心理的失序，在哪些节点上可以被看见、被阻止？法律给出了它的答案，而社会需要给出它的回应。
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薄雾照进会议室。纪念墙上的名字在光里显得格外清晰。周建明拿起笔，在“下一步工作要点”的最后一行写下：持续排查，持续关怀，持续反思。
他合上本子，转身出门。警笛声在远处响起，又迅速远去。城市醒来了，生活继续。正义或许会迟到，但它从不缺席。而那些看不见的伤口，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也需要每一个人的注视与担当，才能慢慢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