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养心殿里，光绪皇帝紧锁着眉头，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御案。案上，堆叠如山的，不再是那些枯燥的请安折子或户部报上来令人昏昏欲睡的粮银细账，而是一份份来自北洋、来自朝鲜、甚至通过特殊渠道传来的、带着硝烟味的紧急军报！
时间走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半岛上空战云密布，那个一直被大清视为“蕞尔小邦”的东邻日本，如同一条蓄势待发的毒蛇，露出了狰狞的獠牙，不断挑衅，寻衅滋事。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围攻王宫，扶持亲日政权，矛头直指大清在朝鲜的宗主权！
这些消息，像一块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光绪坐立难安。他不再是那个只知道在“亲爸爸”阴影下批“知道了”的盖章皇帝了！亲政这几年的憋屈、志锐被黜的屈辱、还有那份被墨汁污损的赈灾奏折所带来的无力感……所有积压的情绪，仿佛找到了一个宣泄口，一股脑儿地涌向了同一个方向——主战！
为什么主战？年轻的皇帝胸中燃烧着一团火：
1. 天朝上国的尊严： 在他接受的教育里，大清是“天朝上国”，日本不过是“倭寇”流裔，岂容其欺上门来？宗主国的威严不容挑衅！这关乎的是爱新觉罗列祖列宗的脸面，是大清帝国的国格！
2. 摆脱控制的契机： 潜意识里，光绪或许将这场对外战争，视为一次摆脱慈禧阴影、真正树立自己皇帝权威的绝佳机会！若能领导帝国打赢这场战争，还有谁敢说他只是个傀儡？这将是他亲政以来最有力的正名！
3. 朴素的爱国热血： 抛开政治算计，光绪内心深处，确实怀有一种希望国家强盛、不受外侮的朴素情感。日本的咄咄逼人，激发了他作为一国之主的责任感和血性。他读着那些描述日军暴行、朝鲜求援的奏报，只觉得气血上涌，恨不得立刻提兵跨过鸭绿江！
他的主战立场，与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的主和（或“避战”） 倾向，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 颐和园的“静养”与算计： 慈禧在颐和园里，正忙着为自己的六十大寿（第二年）精心筹备。她渴望一个安定祥和的局面来举办这场“万寿盛典”，不愿被战争打扰。在她看来，打仗要花钱，而且是花大钱！她的园子、她的庆典、她的享受，都需要白花花的银子！况且，她对北洋海军的虚实，通过李鸿章，心里多少有点数，实在没底气和日本硬碰硬。她的态度是：能忍则忍，能谈则谈，最好花点小钱把事儿平了，别耽误我过寿！
· 李鸿章的“老成谋国”与私心：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前线总指挥，也是主和派的实际代表。他苦心经营北洋水师和淮军多年，深知家底——北洋舰队看似亚洲第一，实则多年未添新舰，弹药不足，训练和指挥体系也存在问题。陆军更是腐化不堪。他倾向于利用外交手段（拉列强调停）和“以夷制夷”的老办法来解决问题，避免与日本正面开战，以免赔光自己的老本（北洋系是他的政治资本）。在他看来，光绪和一帮清流言官的主战呼声，完全是“书生误国”，不知兵凶战危。
于是，养心殿和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以及背后的颐和园）之间，电报频传，争论激烈。
光绪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他不断召见军机大臣，语气急切地强调：“倭人猖獗，断不可示弱！”“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李鸿章为何一味迁延？贻误战机，他担待得起吗？！” 他甚至直接给李鸿章发电谕，措辞越来越严厉：“……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为了获取更多信息和支持，光绪做了一件有些“出格”的事。他秘密召见了志锐（虽未提拔成功，但仍在北京）等一批和他一样热血、主张对日强硬的年轻官员（多是“清流党”）。这些召见通常在深夜，避开慈禧和李莲英的耳目。
养心殿的烛光下，光绪的眼睛因为缺乏睡眠和情绪激动而布满血丝。他急切地向志锐等人询问对外局势的看法，听取他们慷慨激昂的主战言论。这些言论如同火上浇油，让光绪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志锐等人也趁机向光绪进言，痛斥李鸿章等人畏敌如虎、挟洋自重，甚至隐晦地提醒皇帝要警惕“后方”（指慈禧）掣肘。
这些秘密会谈，给了光绪莫大的精神支持，让他感觉自己并非孤军奋战。但他不知道（或许不愿知道），这些“清流”言官，大多只有满腔热血和如簧巧舌，对实际的军事、外交、国力对比缺乏清醒认知，他们的建议，更多是基于道德义愤和政治投机（打击李鸿章等实权派），而非冷静的战略分析。
光绪沉浸在“主战=爱国=维护皇权”的逻辑里，越来越难以容忍李鸿章的“消极怠工”。他觉得李鸿章是在故意抗旨，是在挑战他这个皇帝的权威！
这一天，一份来自朝鲜前线的加急密报，如同烧红的铁块，直接砸在了光绪的御案上！密报详细描述了日军如何悍然进攻驻守朝鲜牙山的清军（叶志超、聂士成部），清军损失惨重，被迫向平壤撤退！日本不宣而战了！
“砰！”光绪皇帝猛地一拍桌子，霍然起身！他脸色铁青，胸口剧烈起伏，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最后一丝通过外交解决的幻想，被这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彻底粉碎！他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愤，对着殿内惶恐跪倒的军机大臣们，几乎是咆哮着吼道：“猖狂！无耻倭寇！欺人太甚！！” 他猛地转向秉笔太监，声音因极度愤怒而颤抖，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拟旨！立刻拟旨！电谕李鸿章及各路统兵大臣：倭人已先开衅，着即迎头痛击！水陆各军，迅赴事机，尽歼敌寇！如有怯战畏缩、贻误军机者，军法从事，决不宽贷！” 这道充满杀伐之气的电谕，如同出鞘的利剑，带着年轻皇帝全部的愤怒、尊严和希望，飞向天津，飞向……那即将成为帝国耻辱和无数将士埋骨之地的战场。然而，就在电谕发出的那一刻，光绪脑海中突然闪过李鸿章此前奏折中那句沉痛的警告：“……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军亦未敢信必有把握……” 一股冰冷的、不祥的预感，如同毒蛇般，悄然缠上了他因愤怒而滚烫的心头。这热血沸腾的“尽歼敌寇”令，真的能换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吗？还是……会将这个积弱的帝国，推向更深的深渊？养心殿外，夜色沉沉，仿佛在无声地预示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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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光绪在甲午战争前的主战立场，是其亲政后第一次试图主导国家大政方针的重大尝试，充满了复杂的动机和深刻的局限性，对其个人和晚清国运影响深远。
1. 主战动机的多重性：
· 维护主权与尊严的正义性： 面对日本赤裸裸的侵略，光绪主张抵抗，在道义上具有正当性，体现了维护国家领土和宗主权的基本立场，符合民族利益，这一点应予以肯定。
· 摆脱控制的政治诉求： 主战是其试图冲破慈禧束缚、树立个人权威、实践“亲政”的重要途径。他渴望通过领导一场胜利的战争来证明自己，改变傀儡地位。
· 信息不对称与认知局限： 深居宫廷，对前线真实军力（北洋虚实）、国际局势（列强态度）、日本实力与决心缺乏准确、全面的了解。其信息主要来源于被过滤的奏折和同样不了解实情的“清流”言官，导致决策基于理想化和情绪化判断。
· “清流”舆论的裹挟： 主战派言官（如志锐等）的激昂言论，符合光绪的心理需求（寻求支持、证明正确），使其更容易接受主战观点，忽视了不同的、更务实的声音。
2. 主战决策的严重缺陷：
· 有态度无方略： 光绪只有主战的决心和不断催促进兵的严旨，却提不出任何具体的、可行的战略战术。对如何打赢这场近代化战争（后勤、指挥、协调、外交等）毫无概念，只是简单地将压力转嫁给李鸿章和前敌将领。
· 低估对手，高估自己： 深受“天朝上国”观念影响，对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的国力、军力尤其是战争决心严重低估；同时对清军（尤其是海军）的真实战斗力、腐败程度和体制弊病缺乏清醒认识，抱有盲目乐观。
· 脱离实际，急于求成： 其严旨催战，给前线将领（如丁汝昌、叶志超等）造成巨大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仓促出兵、战术冒进等错误，加剧了战场失利。
3. 帝后党争的激化与误国：
· 主战（帝党）与主和（后党）之争，本质是权力斗争在外交军事领域的延伸。光绪与慈禧（及李鸿章）的路线分歧，使得清廷无法形成统一意志，内耗严重，战略摇摆不定（时而严令进击，时而寻求调停），严重干扰了战争准备和指挥。
· 光绪试图借助“清流”打击李鸿章，进一步加剧了朝堂分裂，使得本应团结对敌的力量相互掣肘，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应对能力。
4. 对光绪及晚清的影响：
· 个人威望的破产： 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粉碎了光绪通过战争树立权威的幻想。他激情澎湃的“尽歼敌寇”令，最终换来的是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使其个人威望和政治资本损失殆尽，重新坠入被慈禧掌控的深渊。
· 思想转变的催化剂： 战败的强烈刺激，使其深刻认识到单纯主战热情和旧式统治方式的无力，促使他将目光投向更根本的制度变革，成为其日后倾向并支持戊戌变法的直接诱因。
· 加速帝国沉沦： 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将清王朝的腐朽虚弱暴露无遗，引发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列强瓜分狂潮，彻底改变了东亚格局，将中国推向了更危险的边缘。光绪的主战决策虽出于部分公心，但其幼稚和失误，客观上加速了这一过程。
结论： 光绪在甲午战争前的“主战”热望，是一个被困于深宫、渴望有所作为却又缺乏实权和经验的年轻皇帝，在民族危机刺激下的一次悲壮而鲁莽的呐喊。这呐喊充满了维护帝国尊严的正义感，也掺杂了挣脱束缚的个人野心，更暴露了其被信息茧房和“清流”空谈所蒙蔽的政治幼稚。当那道杀气腾腾的“尽歼敌寇”电谕从养心殿发出时，它承载的不是必胜的信念，而是一个虚幻的强国梦和一场巨大的政治赌博。最终，黄海的炮声和辽东的溃败，将这个虚幻的梦想击得粉碎，也将光绪本人和整个大清帝国，一同拖入了更深的屈辱与危机之中。这场由主战激情开启的灾难，成为了光绪皇帝人生中最为惨痛的一课，也为他接下来更加激进、也更加短命的变法努力，奏响了血与火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