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顺治皇帝登基的钟鸣声犹在耳畔，盛京的权力格局却已悄然重塑。皇宫大殿之上，那把曾经属于皇太极的龙椅，如今坐着的是一个六岁的孩童。而在御阶之旁，设有一席，端坐其上的，正是新任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
皇太极时代结束了，属于多尔衮的时代，正式开启。
对于范文程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崭新的，且更加复杂的棋局。他不再是那个只需对一位雄主负责的“帝师”，而是要面对一位年富力强、权势熏天、且与自己并无深厚旧谊的摄政王。朝堂之上，许多昔日同僚都在暗中观察，想看这位先帝面前的第一红人，将如何自处。
范文程的选择，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没有像一些失势老臣那样怨天尤人，也没有急于向新主子表忠心、献媚眼。他选择了最朴实，也最有效的方式——恪尽职守，以能示人。
他依然是内秘书院大学士，处理着浩如烟海的政务文书。所不同的是，他比以前更加勤勉，更加细致。凡是经过他手的奏章、规划，都条分缕析，利弊权衡得清清楚楚，为多尔衮的决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不再轻易发表宏大的战略构想，而是将精力集中在具体而微的行政事务上，将皇太极时代定下的各项制度，扎扎实实地推行下去。
这一日，多尔衮召见范文程，商议的正是关内骤然剧变的局势。
“范先生，”多尔衮的语气还算客气，但眼神中带着审视，“关内传来急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已在煤山自缢。明朝，亡了。”
范文程心中剧震，虽然早有预料，但听到这确切消息，仍不免生出沧海桑田之感。他迅速收敛心神，沉声道：“王爷，此乃天翻地覆之变局，亦是我大清千载难逢之机。”
“哦？”多尔衮目光锐利，“先生有何高见？如今关内群雄并起，李自成占据北京，张献忠盘踞四川，江南还有明朝残余势力。我大清是坐山观虎斗，还是……”
范文程知道，这是多尔衮对他的一次重要考较。他略一沉吟，清晰地说道：“王爷，坐观其变，则时机稍纵即逝。流寇之辈，如李自成、张献忠，虽势大，然其志在抢掠，并无治国安邦之才，更不懂收拢士人之心。其败亡，只是时间问题。而我大清，历经先帝与王爷励精图治，制度初备，兵强马壮，正应顺天应人，入主中原，解民倒悬。”
他顿了顿，观察了一下多尔衮的神色，继续道：“当务之急，是需定下一个‘名分’。我军入关，是为何而战？若仅为抢掠，则与流寇无异，必失天下人心。臣以为，当高举‘为君父报仇’之旗号。”
“为君父报仇？”多尔衮眉头一挑。
“正是！”范文程加重语气，“崇祯皇帝虽是我大清敌手，然其死社稷，不失为一代君王。李自成乃弑君之逆贼。我大清以‘为明复仇，讨伐流寇’之名入关，则天下官民，尤其是那些尚在观望的前明官员和士绅，必心生好感，甚至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此乃争取人心之上策！”
多尔衮眼中闪过赞赏之色。范文程此议，与他不谋而合，甚至想得更为周全。这面“为明复仇”的大旗，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入关的阻力，还能将大清定位成秩序的恢复者和华夏文明的保护者，而非简单的入侵者。
“先生所言，深合我心。”多尔衮点了点头，语气缓和了许多，“那么，入关之后，又当如何？”
范文程知道，自己已经初步通过了考验。他趁机将自己思考已久的方略和盘托出：“王爷，入关之后，首重安民。需严令八旗将士，不得妄杀百姓，不得抢掠财物，不得侵占田宅。需尽快为崇祯皇帝发丧，优待明朝宗室。同时，开科取士，招揽前明官员，只要他们归顺，便量才录用，一视同仁。唯有如此，方能迅速稳定局势，将占领之地，化为我大清之疆土。”
这一番长谈，让多尔衮对范文程的才能和见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意识到，这位先帝留下的老臣，并非迂腐书生，而是真正懂得如何夺取天下、治理天下的干才。在即将开始的入关大业中，这样的人才是不可或缺的。
从此，多尔衮对范文程虽不及皇太极那般推心置腹，但也给予了相当的尊重和信任。许多重要的文书起草、政策筹划，依然交由范文程负责。范文程也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尽心竭力地辅佐这位新的掌权者，为了那个他们共同期待的、入主中原的宏伟目标。
他巧妙地游走于幼帝、摄政王以及各方势力之间，不结党，不营私，只以事务性的卓越能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知道，在这新的棋局里，他不再是可以随意落子的棋手，但他依然可以做一个至关重要的“棋子”，一枚足以影响棋局走向的、沉甸甸的“砝码”。
钩子： “为明复仇”的大旗已然竖起，入关的号角即将吹响。然而，李自成麾下百万大军盘踞北京，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态度不明，江南明朝残余势力仍在。大清这艘巨轮，在多尔衮的掌舵和范文程的谋划下，能顺利驶入中原这片未知的海洋吗？吴三桂的一念之差，又将如何改变历史的走向？
客观评价
第九章描绘的范文程与多尔衮关系的建立，是清初权力过渡期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适应案例，展现了范文程极高的政治情商和生存智慧。
首先，范文程面对权力更迭的策略是明智且务实的。他没有沉浸在失去皇太极庇护的失落中，也没有选择硬抗或多尔衮，而是通过“恪尽职守，以能示人”的方式，重新证明自己的价值。他将自己的角色从参与核心决策的“帝师”，调整为提供专业技术和政策建议的“高级事务官”，这既符合摄政王体制下的权力现实，也确保了他能够继续在关键岗位上发挥作用。
其次，他敏锐地抓住了“入关决策”这一历史性机遇来展现才能、巩固地位。他提出的“为明复仇”的政治口号和入关后的安抚政策，极具战略眼光。这不仅是军事行动指南，更是一套完整的政治攻略，精准地把握了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士绅阶层）对李自成农民军的恐惧和对明朝覆灭的复杂心理，为清军入关争取了广泛的舆论支持和政治合法性。这使得多尔衮认识到范文程在谋取天下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再者，这种新的君臣关系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多尔衮需要范文程这样的汉人精英来帮助他理解和治理即将征服的汉地；范文程则需要多尔衮的支持来实现其“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和保全自身家族。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合作，虽然少了与皇太极之间的那种知遇之情，但同样稳固和有效。
总之，范文程成功地度过了皇太极死后最危险的政治过渡期，并与新的掌权者多尔衮建立了有效的工作关系。这确保了清初汉官集团在权力核心仍有一定影响力，也为接下来清军顺利入关并迅速稳定统治，提供了关键性的政策延续和人才保障。他的表现，是古代官僚在王朝政治风云中实现个人价值与保全自身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