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国的“热情”如同春日里逐渐升温的风，持续而稳定地吹拂着。他的追求方式，与傅景宸的沉静内敛、以技术共鸣为基础的相处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更符合这个时代人们对“追求进步青年”的固有印象。
几天后，赵卫国又来到了技术科办公室。这次他没有带稿件，而是手里捏着两张淡粉色的电影票，脸上带着惯有的、恰到好处的笑容。
“刘莉同志，”他声音不高不低，确保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也能隐约听到，“市工人文化宫今晚放内部参考片《列宁在1918》，听说很不错。我弄到了两张票，想着你平时工作忙，也该适当放松一下，不如一起去看看？”
他将电影票放在刘莉的办公桌边缘，动作自然，仿佛只是提供了一次寻常的文体活动机会。这在当时，几乎是年轻男女间一种心照不宣的邀约信号。
刘莉的目光从图纸上抬起，落在那两张小小的票券上，几乎没有犹豫，客气而疏离地笑了笑：“谢谢赵干事的好意。不过真是不巧，技术中心的设备清单还没最终核定，今晚约了傅景宸同志一起加班核对数据，实在抽不出时间。这票别浪费了，你请别的同志去看吧。”
她理由充分，语气平静，直接将邀约定性为“工作冲突”，并自然而然地提到了傅景宸的名字，界限划得清晰分明。
赵卫国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瞬，很快又恢复如常，从善如流地收回电影票，语气依旧爽朗：“工作要紧，工作要紧！那下次有机会再说。”他表现得极有风度，仿佛只是被婉拒了一次普通的同事邀约，但眼底一闪而过的失落，还是没能完全掩饰住。
这次明确的婉拒并未让赵卫国却步。几天后，新一期的厂报发行，头版右下角赫然是一篇署名为“赵卫国”的长篇通讯——《绽放在技术革新一线的“木兰花”——记我厂青年技术骨干刘莉同志》。
文章用词华丽，饱含热情，详细记述了刘莉从学徒工到技术能手的成长历程，着重描绘了她“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在部级项目中和解决厂内技术难题中的贡献，赞誉她是“新时代青年工人的楷模”。文章写得极具感染力，将刘莉的形象塑造得近乎完美。
这篇报道在厂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刘莉的事迹本就为人所知，经此浓墨重彩的宣传，更是无人不晓。她去食堂吃饭，都能感受到更多投注过来的、带着敬佩和好奇的目光。甚至有其他车间的老师傅碰到她，会笑着竖起大拇指说：“刘莉同志，厂报上写得真好！给咱们工人长脸！”
然而，这种高调的宣扬，却让刘莉感到些许不适。她欣赏扎实做事，习惯用成果说话，赵卫国这种将她置于聚光灯下的方式，虽然初衷可能是好的，却让她觉得有些浮夸，仿佛一层华丽的油彩，涂抹在她原本质朴坚实的奋斗轨迹上。更重要的是，这无形中将她与赵卫国的名字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仿佛他成了她事迹的“官方记录者”和“代言人”，这带来了一种微妙的、被捆绑的压力。
相比之下，傅景宸的反应则平静得多。
他也看了那篇报道，只是在一次下班同行时，语气平淡地提了一句：“厂报上的文章，我看了。”
刘莉侧头看他，想从他脸上找出点什么。
却见傅景宸推了推眼镜，嘴角似乎弯了一下，带着点近乎调侃的意味：“文笔不错，就是……稍微有点肉麻。”
刘莉愣了一下，随即忍不住笑出声来。傅景宸这句直击要害的点评，瞬间化解了她心中那点因报道而产生的微妙尴尬。他懂她的不自在，也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的理解和不以为意。
赵卫国的追求，是符合主流价值判断的、光明正大的“好”。而傅景宸的陪伴，则是基于灵魂共鸣的、无需言说的“懂”。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摆在面前，刘莉的心，从一开始就没有偏离过方向。只是，赵卫国这种高调而持续的示好，如同平静湖面投入的石子，虽然未能改变湖水的深度，却终究荡开了一圈圈引人注目的涟漪，带来了新的舆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