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家宜解不宜结的道理是袁望从无数次实践中得到的教训。年轻的袁望性格高傲，眼里容不下半粒沙子，常常是得罪人而不自知。在经过许多坎坷后袁望才明白团结和谐是成事、成功的前提，最直白浅显的道理就是，很多人或许对你的进步起不了作用，但是要坏事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都说成事不易，但袁望认为其中的不易更多地是坚持原则不容易，而不是事务本身的难度。
年轻时的袁望对干事创业是异常认真且富于激情，他刚正不阿、勇于承担，但是当他接受了岁月的洗礼和挫折的打击之后，他才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和仕途的凶险难测，他的前途就如他的内心煎熬一样，也是徘徊不前。
但袁望不想为了仕途晋升而不择手段的钻营，对未来他仍然坚持着洁身自好和随遇而安，他可以在小事上妥协，也可以在态度上改变，但不愿意拿原则做交易。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前任书记郑福柏、前任人大主任柳悟德都是能决定很多人的前途，他们也确实让很多人拥有了让人羡慕的地位，但生死相依，他们在位的时候能决定其他人“仕途”的生，也能在他们出事之后瞬间影响到这些人“仕途”的死。
袁望是认真分析过这种圈子现象的，他知道如果一个干部入了人事圈子，并且从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政治收益，那么他就对这个圈子或者是某个领导产生人身依附性，他必然要拿出人家需要的东西去交换，除非自绝，他是无法反驳甚至拒绝那些领导违反原则的指示和要求，那等待他的必然是失去独立的人格尊严，失掉他的原则性，从而误入歧途，身陷囹圄。
更何况人都是容易膨胀的，当一个人的仕途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多么的优秀，自己的人脉圈子是多么的强大，为了进一步的利益，他就会主动的、更深入地融入这个圈子，无所不能地“协调”“斡旋”着一件件违反原则的事情，半推半就地笑纳了一笔笔感谢的人情，别人办不到的事他能办到，别人提的要求他能满足。在一片羡慕和奉承声中，在灯红酒绿中，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地满足，渐渐地迷失了双眼，失去了应有的自省能力。
袁望的仕途大哥徐东晟就是一个明显地例子。他曾经也算是颇有抱负的莘莘学子，“我是农民的儿子”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语，也曾经得到过许许多多农民兄弟发自内心的敬佩。但就是这样一个立志为国为民的年轻干部，在到达仕途瓶颈的时候也毫不犹豫地依附了更大地领导，从而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县级领导干部岗位。可以说，曾经的他是西阳镇所有干部群众包括袁望敬仰和敬佩的存在，是年轻干部为之奋斗的的楷模。
但随着郑福柏和柳悟德的落马，徐东晟毫不意外地被双规留置，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袁望震惊感慨之余，心中更多地是警醒。是什么让他心中优秀的大哥违背了自己的初心，忘却了家庭？是欲望？还是贪婪？还是其它？
欲望本无错。国家和民族都是有欲望的，没有欲望，国家如何自强？民族如何自立？同样人也是需要欲望的，没有欲望，人类将不再进步，社会将不再发展。
错的是贪婪。就像现如今鹰酱帝国崇尚“鹰酱优先”一样，充当世界警察，动辄利用民族和人权问题，挥舞大棒制裁他国、干预他国内政，必将引起全世界的反对。人类更是这样，为了一己私利急功近利，大肆破坏现有制度，获取政治利益，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和群众的唾弃。
此外，袁望认为制度还是有优化空间的。比如赋予领导干部的权力过大尤其是人事权力过大，无法得到有效监督。能者上，庸者下成为一句空话，逼得有能力和水平的干部去走捷径，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成功的干部必然不会继续保持他的初心、为国为民做出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反而会成为其它投机取巧的干部所围猎的对象，就这样一茬接一茬，不断循环往复，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这大概就是“前腐后继”的根本原因吧？
如果说依附，袁望认为倒不如解释为共事更为合适。这个共事，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富强、民主和文明这份共同的事业追求而聚在一起努力奋斗，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结成小团体，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和地位而贪婪地攫取，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辩证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们的根本宗旨，是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族谱的最新表达。权力和地位是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是这种为了“共事”而“依附”人民，袁望倒是认为可以接受。志同道合的同志都有唯一的目标，他们的心中只有人民，没有私利，更没有自我。
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要达到这个境界必然要接受艰难险阻的严峻检验、遭受挫折坎坷的严厉考验、经受欲望贪婪的致命诱惑，方能在残酷地实践和斗争中获得这份淡定和从容。
袁望认为自己和孙益民在这一点上既是志同道合的上下级，又是志趣相投的朋友，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追求，那就是为了西州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让群众的生活更好，让西州的明天更灿烂。
但袁望也知道，事业不会心想事成，前途更不会一帆风顺，他必须在孙益民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事和力量去克服那些等着他的未知、复杂的艰难险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