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腊月里的绩溪冷得入骨。
守祠人胡老栓裹着破棉袄，蹲在宗祠门槛上抽旱烟。夜色浓得化不开，祠堂屋檐上的脊兽在月光下黑黢黢的，像蹲着的鬼魅。明天族里的适之少爷要去县城考秀才，十四岁的娃娃，能成什么事？老栓这么想着，往地上啐了一口烟渣。
亥时三刻，他提着桐油灯例行巡查。灯焰在穿堂风里摇曳，墙上先祖画像的眼珠子跟着光晃，活的一般。走到正厅，“恩荣”匾额下，老栓后脖颈的汗毛突然竖了起来。
那匾额在发光。
不是反光，是从木头纹理里渗出来的，一种温吞吞的、黄澄澄的光，像夏天夜里坟地飘的鬼火，但又不那么瘆人。老栓揉了揉眼，以为是灯油烧出的幻觉。可当他将油灯捻小，那光反而更清晰了——匾上“恩荣”两个鎏金大字，正一笔一画地渗出光晕，缓慢而坚定，如同有生命。
“祖宗显灵？”老栓喃喃，膝盖发软，却不敢跪。
紧接着，他听见了水声。
滴答，滴答，从梁上传来的。老栓僵硬地抬头，手中的油灯差点脱手——梁上那排八尾木雕鲤鱼，竟在摆动尾巴！樟木雕刻的鱼身发出细微的“嘎吱”声，鱼尾划动的幅度不大，却真真切切，一条接一条，像被无形的水流推着游。最骇人的是，鱼嘴里开始渗出水珠，一滴一滴，落在青石板上，发出空灵的回响。
老栓想跑，双腿却像钉在了地上。他能闻见祠堂里弥漫开来的河腥味，湿冷黏腻，混着陈年香灰和朽木的气息。耳朵里满是那诡异的滴水声，还有鲤鱼尾巴摩擦木梁的沙沙声，越来越密，越来越急。
突然，正中央那尾最大的鲤鱼转过头来——木雕的眼珠子明明是漆点，此刻却泛着活物般的光泽，直勾勾盯着老栓。
“啊——”老栓终于叫出声，连滚爬爬冲出祠堂，棉袄被门钉刮破个大口子也浑然不觉。
他在祠堂外的石阶上坐到天明，浑身冷汗结了冰碴子。天蒙蒙亮时，光灭了，水声停了。老栓战战兢兢回看，一切如常，只有青石板上几摊未干的水渍，证明昨夜非梦。
消息不胫而走。族老们聚在祠堂里，摸着胡须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凶兆，祠堂水泛主阴事；更多人说是吉兆，鲤鱼跃龙门，文曲星动了。
胡适临行前，老栓偷偷拉住他，想说昨夜的事，却见少年清亮的眼睛里满是平静。“栓叔，我梦见鲤鱼了。”胡适轻声说，“它们在发光的水里游，推着我往前。”
老栓哑然，看着少年单薄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
次年春，喜报送来，胡适中了秀才，名次靠前。
族里沸腾了。祠堂夜光的事被重新提起，越传越神：说文曲星那夜降临，用匾额作纸、光影为墨，提前批了适之的卷子；说梁上鲤鱼是龙门引路的使者，每摆一次尾，就替他破一道难题。
只有老栓心里揣着别的。
庆功宴那晚，他独自走进祠堂，跪在祖宗牌位前。“我守祠三十年，”他对着虚空说，“见过漏雨虫蛀，见过梁柱歪斜，从没见过这等怪事。”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若真是祖宗显灵，为何只照一个十四岁的娃娃？族里那么多寒窗苦读的后生……”
没有回答。只有穿堂风呜咽而过。
老栓忽然明白了什么——也许那夜的光，本就不是给凡人看的。它照亮的不是祠堂，是某种更深远的东西：一个少年即将踏上的路，一个家族绵延的念想，一个时代松动的裂缝。鲤鱼摆动，不是为推谁过龙门，而是千年文脉在死水里最后的挣扎。
他起身，掸了掸膝盖上的灰。走出祠堂时，月光正好，清清冷冷洒在“恩荣”匾上。老栓眯眼看去，匾额静默如初，仿佛昨夜、去年，都只是他三十年孤守生出的癔症。
但他知道不是。青石板上，那些水渍浸出的淡淡印子，怎么也擦不掉，像时光留下的胎记。
很多年后，胡适成了新文化的旗手，抨击宗法，破除迷信。家乡人说起那夜灵异，多有尴尬。只有老栓在临终前对孙子喃喃：“那晚的光是真的……但光不是为他一个人亮的。”
孙子不懂，问：“那为谁？”
老人眼神涣散，仿佛又看见那黄澄澄的光从匾额渗出，鲤鱼摆尾，水声滴答。他最终没回答，只是嘴角扯出个似笑非笑的弧度，咽了气。
祠堂还在，匾额还在，梁上鲤鱼依旧沉默。只是再没发过光，再没摆过尾。偶有顽童说夜里听见水声，大人便呵斥：“莫瞎讲！那是风。”
故事就这样半真半假地传着，如同所有民间传说，在信与不信之间，照见一个民族深藏的恐惧与盼望——怕鬼神，又盼鬼神；斥迷信，又离不开那点玄妙的念想。而那夜的光，到底是文曲星感应，还是百年文脉在时代剧变前的回光返照，谁也说不清了。
只有绩溪的水，依旧静静流着，带走一些，留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