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退去，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南国与一片狼藉的民心。而未央宫与临江国，这两处象征着帝国两种截然不同未来的中心，其间的对比与暗流，并未因灾情的缓解而平息，反而在天幕消散后的“真实”世界里，愈演愈烈。
太子刘彻在洪水应对中展现出的“效率”与“强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灾情，但其背后蕴含的、不惜民力、一切为“大业”服务的倾向，却让朝堂之上的裂痕日益加深。
· 丞相卫绾的转向： 这位老臣，在目睹了太子一系列急功近利的举措，尤其是其在灾情中仍不忘强调“以工代赈”以备军需的态度后，心中那因投出“黑子”而产生的一丝侥幸与投机，逐渐被巨大的忧虑所取代。他开始在御前议事时，更加明确地强调“与民休息”的重要性，委婉地提醒陛下，太子虽锐气十足，然“治大国若烹小鲜”，操切恐生变乱。他甚至在一次只有皇帝与几位核心重臣在场的小范围内，引用了天幕左边“元安之治”中关于减免赋税、稳定民心的细节，试图作为劝谏的佐证。这无疑是对太子政策的一种含蓄阻击。刘彻对此心知肚明，对这位曾暗中投诚、如今却首鼠两端的老臣，心中已生芥蒂。
· 刘彻的应对与韩嫣的“脏活”： 刘彻并未因老臣的反对而放缓脚步。他深知，要实现抱负，必须牢牢掌控权力，清除异己。他本人依旧维持着“贤德储君”的表象，但许多不便明言的事情，则交给了韩嫣。韩嫣如同一条阴影中的毒蛇，其活动愈发诡秘。他利用其掌控的、交织在朝野下层的网络，开始系统地收集那些反对太子政策的官员，尤其是依旧同情临江王刘荣或在公开场合怀念“文景之治”的老臣们的“黑料”——或是经济问题，或是家人不法，或是言论“不当”。一份份秘密的档案，被悄然送入东宫。刘彻需要时机，一个能够一举震慑朝野、巩固权力的时机。
· 帝王的权衡： 刘启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对太子的锐气有欣赏，也有担忧；对老臣们的保守有不耐，也知其为国本虑。光幕消失后，他重新掌握了最终裁决权，但他也意识到，太子羽翼渐丰，其背后形成的“太子党”势力不容小觑。他像是在纵容，又像是在考验，或许，他也想看看，自己选择的这位继承人，究竟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是否能避免那天幕预示的深渊。这种默许，无形中助长了刘彻的气焰。
与未央宫的暗流汹涌相比，临江国仿佛成了帝国的一个“异数”。洪水过后，刘荣并未停下脚步。他带领民众修复家园，重整田亩。他没有向朝廷请求更多的援助（深知希望渺茫），而是依靠本地力量与那些前来投奔的士人、游侠，组织生产自救。
· “仁政”的深化： 他简化了封国内的诉讼程序，亲自审理案件，力求“讼平政简”。他鼓励农耕桑织，甚至亲自下田示范一种从老农那里学来的、更适合本地水田的耕作技巧。他没有颁布什么惊世骇俗的法令，所做的无非是《礼记》中描绘的那些最基础的“王道”理想。然而，在这偏远的临江国，这些理想却一点点变成了现实。
· 声望的积累： “临江仁王”的名声，不再仅仅是流民口中的感念，开始吸引一些真正有才学、却因不满长安政局或理念不合而不得志的士人。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人力，还有知识和治理经验。临江国虽小，却在刘荣的治理下，呈现出一种罕见的、秩序井然、民生安定的景象。这种安定，与关东蝗灾、南国水患后其他郡县依旧残破的景象，形成了无声却有力的对比。关于临江国的种种传闻，如同涓涓细流，开始更频繁地、更具体地传入关中，流入长安的市井之间，甚至……引起了某些一直冷眼旁观者的注意。
韩嫣编织的罗网，终于捕捉到了他想要的大鱼。他“发现”，几名与长乐宫窦太后娘家有姻亲关系、且曾对废太子刘荣表示过同情的老宗正、闲散列侯，在一次私下的聚会中，酒后不仅非议太子新政，更有人感叹“若临江王在，必不至此”，甚至有人隐约提到了“民心思念旧主”之类的言语。
韩嫣如获至宝，将这份精心炮制、真假掺半的“黑材料”呈给了刘彻。
刘彻看着那份名单和“罪证”，眼中寒光闪烁。他知道，这不仅仅是打击几个老臣的机会，更是借此敲打整个朝堂，尤其是那位一直沉默却影响力巨大的祖母，同时，也能彻底切断任何对临江王刘荣的潜在支持！他要杀鸡儆猴，要用鲜血来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一场针对“荣党余孽”与“诽谤朝政者”的清洗，在刘彻的授意下，悄然拉开了序幕。缇骑开始在夜间出动，名单上的人一个个被从府邸中带走，投入诏狱。
然而，刘彻和韩嫣都低估了这些老牌贵族的能量，也低估了这股风暴可能引发的反弹。更有一道他们未曾预料到的力量，正在密切关注着局势——长乐宫的窦太后，虽然目不能视，但她的耳朵，却从未失聪。
未央宫内，刘彻磨刀霍霍，志在必得。
临江国内，刘荣默默耕耘，民心暗附。
长乐宫中，窦太后静坐如佛，指尖的佛珠却越捻越快。
光幕消散，留下的并非答案，而是一个更加凶险、更加赤裸的棋局。帝王、太子、废王、太后、朝臣……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而第一滴血，即将成为打破这脆弱平衡的关键。
山雨欲来，风已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