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尼加拉瓜莱昂市的前殖民时期总督府，如今挂起了“中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行政委员会”的红色横幅。走廊里还残留着硝烟的味道，墙角堆着未拆封的文件和临时拼凑的木质办公桌，几名穿着军装、裤腿还沾着泥土的年轻人，正围着一张地图争论不休。
“行政委员会第三组报到！”奥古斯托·桑地诺推开门，军靴踩在石板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他刚从北部战场回来，军装领口敞开，脸上带着疲惫却锐利的神情。作为临时政府主席，他今天的任务不是指挥战斗，而是主持第一次行政工作会议——托洛茨基坚持，“……的胜利不仅需要枪声，更需要精确的报表和高效的办公流程”。
会议室里，列昂·托洛茨基已经坐在了主位。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挽起，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俄语和西班牙语注释。看到桑地诺进来，他推了推金丝眼镜，指了指旁边的座位：“主席同志，我们等你很久了。今天要解决三个核心问题：土地登记的统计口径、游击队转行政人员的岗位适配，以及第一季度的物资调配预算。”
桑地诺愣了一下。他习惯了在丛林里制定作战计划，面对“统计口径”“岗位适配”这些陌生的词汇，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托洛茨基同志，”他坐下后斟酌着开口，“现在美军还在巴拿马集结，反动地主在各地搞破坏，我们是不是应该先……”
“正因为如此，行政工作才不能落后。”托洛茨基打断他，翻开笔记本，“你看，上周我们解放了莱昂周边三个庄园，分配土地时发现，没有统一的登记表格，农民们上报的土地面积混乱，有的按步数算，有的按作物产量算，这会导致后续税收、种子发放全出问题。这就是‘职场漏洞’，和战场上的防御缺口一样致命。”
他抬手示意旁边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女性发言。“我是行政组文书安娜，来自危地马拉。”女性站起身，递过来一叠打印好的表格，“根据托洛茨基同志的要求，我们设计了《中美苏维埃土地登记统一报表》，包含地块编号、面积（公制）、土壤类型、种植计划、农户信息等12个必填项，还附上了填写说明和公制换算表。”
桑地诺拿起表格，看着上面整齐的栏目和密密麻麻的说明，眉头皱了起来。“我们的战士大多是农民和工人，很多人不识字，怎么填这些表格？”
“这就是第二个议题：岗位培训。”托洛茨基接过话头，“我们从游击队中筛选出有文化基础的战士，成立‘行政速成班’，由安娜负责培训报表填写、公文写作；同时设立‘翻译岗’，解决西班牙语、英语、印第安语的沟通问题。……不是靠一腔热血，而是靠标准化的流程和专业的人才。”
会议进行到中午，阳光透过会议室的彩色玻璃窗照进来，落在摊满文件的桌子上。桑地诺渐渐被托洛茨基的思路吸引。他发现，这位流亡的……领……袖不仅懂军事和政Z，对行政办公的细节也了如指掌——从物资申领的审批流程，到行政人员的考勤制度，再到群众信访的登记反馈机制，托洛茨基都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第一次行政工作会议结束后的一个月，莱昂周边的村庄里响起了久违的欢笑声。曾经被大地主垄断的土地，如今插上了红色的标记牌，上面用西班牙语和印第安语清晰地写着地块编号、农户姓名和种植计划——这是《中美苏维埃土地登记统一报表》推行后的显着成效。
桑地诺骑着一匹枣红色的战马，穿梭在金黄的玉米地和翠绿的咖啡园之间。他身后跟着两名行政速成班毕业的学员，手里捧着厚厚的登记册，随时记录农户的反馈。路过一处山坡时，他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农正领着家人在地里劳作，新翻的泥土散发着湿润的气息，与之前荒芜的景象截然不同。
“佩德罗大叔，今年的收成有把握吗？”桑地诺翻身下马，笑着走上前。这位老农曾是附近种植园主的佃户，辛苦一年的收成大半要上交，一家人常年挣扎在温饱线上。
佩德罗直起身，看到桑地诺，黝黑的脸上露出淳朴的笑容：“主席同志，托你们的福，这是我第一次有自己的地！行政组的同志不仅帮我填了表格，还送来的改良玉米种子，说产量能比以前翻一倍。”他指了指不远处的田埂，“你看，旁边那块地是胡安的，我们都按报表上的种植计划来，再也不用担心地界不清吵架了。”
桑地诺翻开登记册，上面详细记录着佩德罗家的土地面积、土壤类型和作物分布。行政速成班的学员解释道：“根据托洛茨基同志制定的标准，我们用公制单位重新丈量了所有土地，还邀请了农业技术员根据土壤情况推荐种植品种。现在莱昂周边三个庄园的土地已经全部分配完毕，共惠及237户农民，登记报表的准确率达到了98%。”
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土地登记制度的落地。起初，正如桑地诺担忧的那样，很多农民不识字，对复杂的表格望而却步。安娜带领行政组的成员挨家挨户走访，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报表填写方法，还专门绘制了图文并茂的说明书。对于完全不识字的农户，行政人员就当场询问、代为填写，确保每一块土地都有明确的归属。
同时，临时政府成立了农业委员会，由托洛茨基牵头制定《农业发展纲要》。根据尼加拉瓜的地理条件——太平洋沿岸低地适合种植甘蔗、棉花，中部高地适宜发展咖啡种植，加勒比海沿岸则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农业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不同的农业产区，推行科学种植方法。他们从墨西哥秘密引进改良种子，组织农民培训班，讲解病虫害防治和合理施肥的技术，还修建了简易的灌溉渠道，解决干旱地区的灌溉问题。
“……不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就结束了，”托洛茨基在农业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要让农民不仅有地种，还要会种地、能丰收。只有解决了粮食问题，红色政权才能真正站稳脚跟。”
在马塔加尔帕高地的咖啡种植区，曾经分散种植、管理混乱的咖啡园，如今被整合为合作社模式。农民们统一采购肥料、统一进行采摘加工，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联系外贸渠道，将咖啡出口到欧洲的进步力量那里，换取急需的药品和工业物资。1933年秋收时节，莱昂周边地区的玉米产量较上年增长了40%，咖啡产量也实现了大幅提升，农民的收入翻了一番还多。
土地……的深入推进，不仅解决了民生问题，更凝聚了民心。曾经对革命持观望态度的农民，如今主动加入游击队或行政辅助队伍，不少青年农民还报名参加了行政速成班，希望能为新政权贡献力量。在奇南德加省，一群农民自发组织了护田队，日夜巡逻，防止反动种植园主破坏农田和灌溉设施。他们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土地，我们要保卫它，也要保卫给我们土地的苏维埃政府。”
桑地诺深刻体会到，托洛茨基所说的“行政力量”并非空洞的报表和制度，而是实实在在的民心所向。当他看到农民们把收获的第一袋玉米送到临时政府，请求分给前线战士时，眼眶不禁湿润了。“以前我们靠勇气打仗，现在我们靠民心打仗，”桑地诺在军事会议上说，“有了人民的支持，再强大的敌人也不能打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