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五章 卢沟烽火
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1937年七月的热浪，裹挟着永定河的水汽，一路扑向千里之外的洪洞县城。范庆复捏着那张边角卷起的北平号外，指腹在“七七事变”四个铅字上反复摩挲，油墨被汗水浸得发乌，在他洗得发白的竹布长衫前襟洇出片灰黑的云。
“日军已占宛平城！二十九军在卢沟桥浴血奋战！”他站在高级小学的青砖讲台上，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却带着穿云裂石的力道。晨光透过窗棂，照见他鬓角新添的白发，像落了层霜——昨夜他在牺盟会的秘密据点忙到后半夜，油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忽明忽暗得像团跳动的火。
台下的三百余名师生鸦雀无声，只有窗外的蝉鸣不知死活地聒噪。范槐雪攥着半截粉笔，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三十一岁的她穿着件灰布旗袍，领口磨出的毛边里还沾着粉笔末。三天前她刚给远在晋西北的二哥范槐戎写了信，此刻那封信还揣在怀里，墨迹已被体温焐得发潮。“五叔，北平的学生们在街头演讲，太原的同学说要组织请愿团，我们洪洞不能落后！”
她身旁的丈夫陈浩英推了推滑落的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通红。这位三十五岁的国文教师，昨夜把父亲留给他的那方端砚当了，换回二十斤磺胺粉藏在地窖里——前天八路军的卫生员来学堂借药，说前线的伤员因为感染死了不少。“槐雪说得对，”他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我辈读书人，岂能坐视河山破碎！”
刘冬青从人群后缓步走出，四十四岁的她穿着件月白短褂，袖口补着圈青布，那是用范庆复换下的旧长衫改的。她手里捧着叠油印传单，纸张边缘还留着油墨未干的手印：“同学们，北平的枪声不是结束，是开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已经在太原成立，我们洪洞分会今日正式组建，愿意抗日救国的，跟我来！”
“我加入！”“算我一个！”响应声浪瞬间掀翻了操场，惊得窗外老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在湛蓝的天空里划出凌乱的弧线。范槐肃挤在最前排，三十五岁的汉子刚从纺织厂的染坊赶来，粗布褂子上还沾着靛蓝色的染料，像抹了道油彩。他扯开嗓子喊口号，震得旁边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直捂耳朵——三天前他偷偷把纺织厂新织的五十匹蓝粗布送到了八路军驻洪洞办事处，王干事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布能做一百套军装，能让一百个娃多杀一百个鬼子。”
已经年过古稀的范庆浩站在“洪槐商号”的雕花门廊下，听着远处的口号声，手里的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却总也拨不对账目。伙计们正把一匹匹杭绸往马车上搬，绸缎在日光下泛着水亮的光，像极了汾河涨水时的浪。“爹，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又来了，说要订八百匹粗布，给120师做冬装。”范槐青勒住躁动的马，三十九岁的他颧骨上还留着块晒斑，是上月去大同送茶叶时被日头烤的。
范庆浩往账本上扫了一眼，粗布存货只剩三百匹。“让染坊的老王加夜班，”他把算盘往柜台上一磕，算珠蹦起半寸高，“用最好的靛蓝，在太阳底下多晒三日，别让雨水一泡就褪成白布条。”他顿了顿，伸手从钱匣里摸出块银元塞进儿子手里，“给老王他们买些羊肉汤，夜里干活冷。”
范槐青刚要转身，就见妻子张竹领着儿子范恩祥站在柜台后。八岁的小家伙刚刚开始启蒙，正举着支毛笔在账册上涂鸦，把“洪槐商号”写成了“洪怀商号”。张竹手里缝着件灰布小褂，针脚密得像鱼鳞，她把陪嫁的金镯子当了换棉花的事，到现在还瞒着丈夫。“我让后厨蒸了五十个菜窝窝，”她轻声说，“让送布的伙计给战士们带去，刚出锅还热乎。”范槐青摸了摸儿子软乎乎的头顶，突然发现小家伙的虎头鞋后跟磨破了，心里像被针扎了下。
范庆林的纺织厂里，十二台织布机转得像飞。范槐肃的妻子何莲娇蹲在织机旁给齿轮上油，三十岁的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学生装，是老二范槐戎留下的，袖口还绣着个歪歪扭扭的“戎”字。“老二说这布织得越密越结实，能挡住流弹擦过的劲儿。”他对着正在检修染缸的范槐肃喊，声音里带着夫妻间的亲昵——昨天收到范槐戎的回信，说他们在雁门关打了场胜仗，缴获了日军的两挺机枪。
范槐肃直起身，脸上沾着靛蓝的染料，笑起来像个花脸猫。他往染缸里撒了把盐，说是能让颜色更牢：“等这批布织好，就给老二他们寄过去，让他看看咱范家的手艺。”他望着墙上那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里范槐戎还穿着开裆裤，如今已是能扛枪打仗的汉子了。
县城的气氛一日紧过一日。日军轰炸太原的消息传来那天，洪洞下起了瓢泼大雨，防空警报的尖啸声刺破雨幕，像头受伤的野兽在嘶吼。百姓们扶老携幼往城外跑，哭喊声、马蹄声、独轮车的吱呀声混在一起，把东大街堵得水泄不通。范庆浩的商号被流弹炸穿了西墙，焦黑的窟窿里漏下的雨水，打湿了账册上“民国二十六年”的字样。
“爹，咱也往乡下躲躲吧！”范槐青把最后一匹绸缎搬上马车，车轱辘陷在泥里，溅得他裤腿全是黄浆。城西的粮仓昨夜被炸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连空气里都飘着焦糊的麦香。
范庆浩望着斜对面的纺织厂，那里的烟囱还在冒黑烟，范庆林正指挥着长工们把织机往地窖里挪。“再等等，”他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里面是刚买的二十个烧饼，“王干事说八路军要在辛置镇建兵工厂，急需帆布做机器罩子，这单生意不能黄。”
范庆复和刘冬青的脚步就没停过。牺盟会的会员从三百人暴增至三千人，他们把学堂的教室改成了联络点，课桌上堆着募捐来的银元、药品和粮食，墙角的麻袋里装满了百姓们捐的棉衣，针脚歪歪扭扭的，却透着股滚烫的心意。范槐雪和陈浩英带着学生们在街头演讲，姑娘站在高台上，雨水顺着她的发梢往下淌，声音却亮得像铜铃：“同胞们！日本人占了咱的北平，又要抢咱的山西，咱能答应吗？”
“不能！”回应声浪差点掀翻雨棚。有个卖糖葫芦的老汉，把一天的收入全塞进了募捐箱；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把娘给她扎头发的银簪摘下来，踮着脚放进捐款袋；还有个瞎眼的卖唱老汉，摸索着把怀里的铜板一个个码进木箱，嘴里还哼着《松花江上》。
范庆隆的扶正药房成了最热闹的地方。药柜前挤满了人，有来买金疮药的扛枪战士，裤腿上还沾着血；有来求平安符的逃难妇人，怀里的婴儿饿得直哭；还有被抓壮丁的后生，偷偷跑来要些鸦片膏，说怕被炮弹炸断腿时扛不住疼。“槐秀，把那箱云南白药搬到地窖，”已经七十三岁的范庆隆一边给伤员把脉，一边指挥着侄女范槐秀和侄子范槐明给伤员包扎，“这是给前线留的，金贵着呢。”
范槐秀的白褂子上沾着血污，却动作麻利地给伤员清创、上药。三十四岁的她这些年跟范庆隆学医，已经深得范庆隆的真传，刚刚成家的她，在药馆已经能独当一面，尤其是处理枪伤，比城里的西医还利落。“庆隆伯，刚才牺盟会的人来说，日军离临汾只有八十里了。”她往药碾子里倒着黄连，碾子转得飞快，“五叔让咱把贵重药材都藏好。”
祠堂里的香燃得正旺，青烟缠绕着九天圣母的牌位，像条游弋的蛇。五十五岁的范庆玄用青铜剑轻轻拨开供桌上的尘埃，镜面映出他眼角的皱纹，比去年深了不少。“庆浩哥、庆林哥，你们你们过来一趟。”他声音低沉，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范庆浩和范庆林刚跨进祠堂，就见供桌旁边摆着个大大的紫檀木箱，被红绸裹得严严实实。“玄木和这个黄符宝瓶必须送走，”范庆玄的指尖在木箱上停顿，“按圣母谶言，得用湟水浸润，兰州连城镇的庆歆那里最稳妥，她夫家祖上是那边土司的家兵，在湟水边有处老宅，地势偏，不易被战火波及。”
范庆林带着范槐肃三岁的儿子范恩洪，蹲在地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呛得孩子往远处挪了挪：“让槐明他们几个年轻人去吧，这孩子跟庆隆哥学了些医术，还识路，前年跟着商队还去过兰州送药材，走的就是晋陕甘古道。”范庆浩点头：“再让狗宝跟着，他常年跑商，手里有家伙，路上能应付兵匪。槐礼也该历练历练，让他跟着搭把手。”
当晩三更，月色如霜。范槐明背着药箱，宋狗宝腰别短刀，范槐礼提着马灯，带着四个精壮伙计，驾着两辆马车悄悄出了北门。装玄木的箱子和那个黄符封口的宝瓶被藏在三层棉絮中间，上面堆着些当归、黄芪做掩护，看着就像普通的药材商队。宋狗宝走在最前面，他在绥远跑商时练出双夜眼，能在黑夜里看清三丈外的石头；范槐明背着的药箱底层藏着范庆隆配的迷药，遇着劫匪能派上用场；范槐礼手里的马灯罩着层蓝布，灯光暗得像颗星，怕引来敌机。
他们走后的第五天，日军的飞机轰炸了临汾。洪洞县城的防空警报刚响，范庆复就带着牺盟会会员往城墙根的防空洞跑，刘冬青抱着捆传单，范槐雪搀扶着位小脚老太太，陈浩英则背着个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动作麻利得不像个教书先生。
范庆浩的商号被流弹击穿了屋顶，碎瓦砸在算盘上，算珠滚落一地。他指挥伙计们把布匹往地窖里搬，范槐青的妻子张竹带着儿子，正把最后一摞棉衣塞进马车：“爹，张记茶行的人说要往西安撤，问咱走不走。”
范庆浩望着远处的纺织厂，那里的烟囱还在冒烟，范庆林正和范槐肃把织机往地窖里推。“告诉他们，咱范家的商号在洪洞开了十几年，根扎在这儿了。”他弯腰捡起颗算珠，在掌心擦了擦，“八路军的兵工厂还等着帆布，咱不能走。”
暮色四合时，牺盟会的会员们举着灯笼涌上街头，“抗日救国”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像片燃烧的海。范庆复站在城隍庙的高台上，望着这片涌动的灯火，突然想起十年前在太原游行的日子，那时的热血与如今的坚定，在心里交织成股滚烫的流。刘冬青递给他块窝头，是张竹特意送来的，还热乎着：“庆复，明天八路军总部的人要路过洪洞，朱德将军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纺织厂能为八路军提供长期的布料。”
范庆复咬了口窝头，粗粮的麦香混着咸菜的咸，在舌尖漫开。他望着远处的汾河，河水在夜色里泛着微光，像条银色的带子。“就等朱将军了，我相信庆浩哥和庆林哥也跟普通洪洞的百姓一样，等着子弟兵打胜仗，等着把日本人赶出去，等着能安安稳稳地种棉花、织土布。”
祠堂里的长明灯还在亮着，映着有些空荡荡的供桌。范庆玄对着九天圣母的牌位深深一拜，神龛上的铜镜在烛光下泛着冷光。他知道，玄木和宝瓶虽已送走，但范家人的根还扎在洪洞的土里，像那棵历经雷劫的古槐，哪怕只剩枯柴，也能在春风里抽出新枝。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湟水岸边，范庆歆正站在祖传的老宅前，望着蜿蜒的山道，等着那辆载着家族传承与抗日希望的独轮车，早日碾过尘土，抵达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