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试声的成功，如同给整个项目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像一把精确的标尺，丈量出他们距离最终胜利还有多远。剩下的工作，被清晰地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必须精益求精、关乎最终体验的“画龙点睛”；另一类则是繁重琐碎、但不容有失的“打扫战场”。
点睛之笔，在于光与细节。 灯光顾问进入了最忙碌的阶段。他们不再满足于照亮，而是追求“刻画”。每一盏灯的角度、色温、亮度，都在为不同的演出模式（交响乐、室内乐、独奏、演讲）和不同的建筑质感（木墙的温润、混凝土的粗犷、金属的冷冽）服务。调试常常在深夜进行，华建的电气工程师陪着他们，根据指令一遍遍微调dmx控制信号。当一束光精准地擦过弧形墙面的顶端，勾勒出木头纹理的纵深，或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上投下一片静谧的蓝色光晕时，连老师傅们都会停下手中的活，看得入神。
最后的清洁工作近乎苛刻。专业的保洁团队进场，但他们很快发现，这里的“干净”标准不同寻常。声学构造的孔隙里不能留有一丝灰尘，否则可能影响吸声系数；木饰面的接缝处要用特制的软毛刷和吸尘器仔细清理；各种精密设备的散热孔、传感器表面更是需要小心翼翼。张工和小赵成了“细节警察”，拿着强光手电和白色手套，四处检查，不放过任何一点瑕疵。
打扫战场，则是体力与耐心的考验。 工地上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包装材料、临时设施需要分类清运。数以万计的工具、设备、剩余材料需要登记造册、退库或转移。庞大的临时水电网络需要安全拆除，恢复场地原貌。老冯带着后勤班组，干得热火朝天，却也时常抱怨：“这比盖房子还累人！东西太多了，哪个犄角旮旯都能扫出一堆螺丝钉！”
与此同时，竣工资料整理进入了最后冲刺。李浩领着一帮行政和资料员，几乎住进了档案室。所有的施工日志、检验批记录、材料证明、测试报告、变更签证、影像资料……必须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形成一套足以应对任何审计和追溯的、铁板钉钉的工程档案。“这可都是咱们的‘功勋章’，一本都不能少，一个字都不能错！”李浩眼睛盯着扫描仪，声音沙哑。
倒计时的压力并未因试声成功而减轻，反而因为临近终点而变得更加具体。文投集团和未来的运营管理方开始频繁介入，提出各种细小的使用需求或调整意见：某个消防栓箱的开启方向能否再顺一点？某个残疾人卫生间的扶手高度是否完全合规？贵宾休息室的网络接口位置是否需要微调？
这些“最后一分钟”的要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快速的协调和决策。林初夏的办公室成了临时指挥部，电话和对讲机响个不停。她必须在这最后的忙乱中保持绝对的清醒和决断力，平衡各方的诉求、项目的成本以及最终的品质。
在这种高强度、高压力的收尾氛围中，一种复杂的情绪开始在团队中悄然蔓延。那不再是面对巨大挑战时的紧张或攻克难关后的狂喜，而是一种即将告别的怅惘与不舍。
一天傍晚，小赵蹲在即将拆除的临时项目部板房前，看着夕阳给音乐厅的轮廓镶上金边，忽然对身边的张工说：“张工，等这些都拆了，咱们……是不是就要撤了？以后，就只能买票进来听音乐会了。”
张工愣了一下，也看向那座建筑，沉默地点了点头。他们熟悉它的每一根钢筋的走向，每一块板材的纹路，每一处管线隐藏的路径。这里曾是他们日夜奋战、流汗甚至流泪的“战场”，也是他们共同缔造的一个“奇迹”。一旦交付，它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供人欣赏和使用的“他者”。这种身份的转变，让这群建造者心里空落落的。
老冯在一次收工后，带着几个老伙计，偷偷溜进已经完工的主演奏厅，不开灯，就坐在观众席最后排的黑暗里，静静地呆了十几分钟。“再好好看看，摸摸，”他低声说，“以后，就没机会这么随便进来了。”
连一向务实的李浩，在整理最后一批合影照片时，看着那些从荒芜平地到恢弘建筑的对比图，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林初夏察觉到了这种情绪。她没有试图用激昂的话语去掩盖，而是在一次简单的晚餐后，对围坐在一起的骨干们说：“我知道大家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我们像养大一个孩子，现在他要离家独立了。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创造美好的事物，然后放手，让它去属于更多人，去产生它自己的价值。”
她顿了顿，声音柔和下来：“这座音乐厅会记住我们。不是记住我们的名字，而是记住我们倾注在每一处细节里的心血、坚持和敬畏。未来，当人们在这里被音乐感动时，那里面，就有我们的一份功劳。我们是它的‘接生婆’，也是它最初的‘守护者’。现在，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该把它交给下一批‘守护者’——那些演奏家、指挥家、观众，还有时间。”
她的话，像一阵清风，拂去了些许离愁，注入了一种更深沉的满足与骄傲。
竣工倒计时进入最后三天。工地变得越来越“整洁”，越来越“安静”，也越来越“陌生”。但华建团队的每个人，都在用更专注、更细致的工作，为这场漫长的“筑基”之旅，画上最后一个圆满的句点。他们知道，当最终那把象征性的金钥匙交出去的时候，他们交出的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段融入了他们生命分量的、关于追求极致的集体记忆。
而这段记忆，将和那座音乐厅一起，矗立在城市之中，静待时光与音乐的叩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