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邮电局的木质柜台已经发乌，玻璃柜里陈列的老式电话机蒙着层灰，听筒歪在一边，像只耷拉着的耳朵。墙角的保险柜是铁皮的，漆皮剥落得露出青灰色的底，密码盘上的数字被磨得发亮，显然被无数手指摩挲过。
陈砚按《拾遗录》的指引找到钥匙孔时，指尖触到了一圈浅浅的划痕——像有人反复用钥匙试探，却始终没能打开。林晚蹲下身，发现柜门上贴着张泛黄的便签，字迹被潮气浸得有些模糊：“1992年10月3日，取报人林秋月，值班员老王”。
“就是这了。”陈砚掏出从档案馆借来的黄铜钥匙，插进孔里时顿了一下——钥匙齿与划痕严丝合缝，像是为这把锁量身定做的。转动钥匙的瞬间，保险柜发出“咔嗒”一声闷响，像沉在水底的东西终于浮出水面。
柜门打开的刹那，一股混合着霉味与墨水的气息涌出来。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用红铅笔写着“林秋月亲启”，邮票斜斜地贴在右上角，盖着“广州1992.10.1”的邮戳，边缘还留着个浅浅的牙印——像是寄信人咬着邮票贴上去的。
林晚小心地抽出信纸，纸张已经脆得像干树叶，上面的钢笔字却力透纸背，带着点潦草的急切：
“秋月：
见字如面。
别听他们胡说，火车翻的时候我跳窗了，就是胳膊被划了道口子，不打紧。现在在广州医院躺着，医生说再过一周就能出院。
我攒够钱了，买了枚金戒指，比银的亮堂，你肯定喜欢。电报里说‘我回来了’，没骗你吧？本来想给你个惊喜，谁知道出这档子事。
嫁衣绣得怎么样了？别太累着眼睛。等我回去就娶你，就定在十月二十，日子我都算好了，宜嫁娶。
对了，上次寄的照片收到了吗？我把它塞在信封里，就是你总说我笑得傻的那张。记得把它贴在嫁妆盒里，以后给咱娃看，让他知道爹当年多精神。
别担心，一周后准到家。
阿强”
信纸背面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旁边写着“疼死也得笑”。
“照片！”林晚突然想起什么，在信封里翻找起来，果然摸出张彩色照片。相纸已经发灰，但能看清两个年轻人的身影：阿强穿着的确良衬衫，胳膊上缠着纱布，却笑得露出白牙，手里举着枚金戒指；旁边站着个护士，正嗔怪地看着他，背景是医院的白墙。
“他真的回来了！”林晚的声音发颤，指尖划过照片上阿强的笑脸，“那林秋月阿姨知道吗？”
陈砚这时注意到保险柜底层还有个铁盒，打开一看，里面是本病历本和张火车票。病历本上写着“1992年10月15日，林秋月，急性阑尾炎”，而火车票的日期是1992年10月10日——正是阿强信里说的“一周后”。
“她没收到这封信。”陈砚指着信封上的“退件”印章，“可能寄到邮电局时，她正好住院了，值班员老王大概忘了提醒，后来就锁进了保险柜。”
话音刚落，柜台后的布帘突然动了动，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拄着拐杖走出来，正是昨天在老火车站遇见的林秋月。她手里捏着个药盒，显然是来附近的社区医院拿药，看见保险柜前的陈砚和林晚，突然停住了脚步。
“阿强的字……”老太太的声音抖得像风中的树叶，她接过信纸，指尖抚过“十月二十”那行字，突然笑出声来，眼泪却顺着皱纹往下淌：“这傻子，说要给我惊喜，结果自己先跑回来躺医院了……”
她指着照片里的护士：“这是李护士，当年就是她给我打的电话，说阿强找我。可我那时候刚做完手术，昏昏沉沉的，只记得她说‘阿强没事’，别的全忘了……”
林晚突然想起什么，从包里掏出那枚刻着“月”字的银戒指：“阿姨，这个……”
“这是他送我的第一枚戒指。”林秋月接过戒指，把它贴在金戒指的照片上，两枚戒指的影子在阳光下叠在一起，“后来他真的娶了我，就在1992年的冬天，嫁衣没绣完，我就穿了件红棉袄。”
她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本相册，最新的一页贴着张全家福：老太太和个老头并排坐着，老头胳膊上有道浅浅的疤，笑得像照片里一样傻。“他说当年跳窗时满脑子都是‘秋月还在等我’，不然哪有那么大劲。”
陈砚看着保险柜里的信封，突然明白那浅浅的牙印不是咬邮票时留下的——阿强在医院写这封信时，大概正疼得咬着牙，却偏要在信里画个笑脸。
“后来我们总来这邮电局，”林秋月合上相册，眼里的泪已经干了，“老王退休前才说，当年有个信封没来得及给我，可惜他记不清放哪了。没想到啊，藏在这铁柜子里三十年。”
风从邮电局的窗缝钻进来，吹动柜门上的便签，“林秋月”三个字在光影里轻轻晃动。陈砚突然发现，便签背面还有行小字，是老王的笔迹：“姑娘别急，阿强肯定回来，这信我替你锁好，等他回来一起拆。”
离开时，林秋月把信封放进布包，和那半块绣了一半的红绸放在一起。阳光穿过邮电局的玻璃窗，在她身后织成道金网，恍惚间，陈砚仿佛看见两个年轻人的影子——姑娘抱着布包，小伙拎着行李，正踩着1992年的阳光，往家的方向走。
《拾遗录》的新页上，字迹带着点暖意：“下一站，村口的老槐树，树洞里藏着罐1995年的柿子酒，是阿强给秋月酿的，标签上写着‘喝了就不怕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