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
李善长放下军报，斟酌着词语，
“刘太保（刘福通曾官至宋政权太保）此番……确是冒进了。
然其毕竟是我红巾军北系支柱，多年来在北方牵制元军主力，使我等于江南得以从容发展。
如今危在旦夕，若见死不救，于天下义士心中，只怕……”
“只怕什么？”
朱元璋猛地转过身，目光锐利如刀，盯着李善长，
“只怕咱朱元璋忘恩负义，不顾大义？
还是怕寒了那些还念着龙凤年号的老部下的心？”
他烦躁地在书房内踱步，脚下的靴子踩在青砖上，发出沉重的声响。
“咱何尝不知刘福通有功于反元大业？
可他那是有勇无谋！空有热血，不识时务！
如今元廷虽乱，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何况那王保保继承察罕部众，兵精将猛，岂是易与之辈？
他刘福通不思保存实力，稳固根基，一味猛冲猛打，如今陷入绝境，却要咱去填这个无底洞！
如今陈善对东南虎视眈眈，我若北上，他必取东南。。”
朱元璋的愤怒并非全无道理。
他奉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真言多年，默默积蓄力量，直到先后吞并陈友谅（虽被陈善逃脱并延续）、
张士诚大部，才真正崭露头角，成为天下举足轻重的势力。
他享受了这策略带来的巨大好处——避免了过早成为元廷的首要目标，得以在夹缝中壮大。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他朱元璋，至今在名义上，还是“宋”（韩林儿政权）朝的吴国公，用的是韩林儿的“龙凤”年号。
大义的名分，曾经是他的护身符，如今却成了束缚手脚的枷锁。
刘伯温一直沉默不语，只是轻轻捋着长须，眼神深邃，似乎在权衡着利弊得失。
朱元璋停下脚步，看向刘伯温，语气稍微缓和了些：
“伯温先生，你怎么看？”
刘伯微微躬身，缓缓道：
“国公之忧，在于名实不符，在于救与不救，两难之间。”
他一语中的，点破了朱元璋内心最深的纠结。
“救，”
刘伯温继续道，
“则需倾我精锐，北上千里，与元军主力硬撼。
且不说胜负难料，即便侥幸救出韩林儿、刘福通，请问国公，如何安置他们？
迎回应天，奉为主上？
那国公这些年辛苦打下的基业，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届时，政令谁出？
军权谁属？韩林儿虽庸碌，刘福通却非甘居人下之辈。
此乃请神容易送神难。
况且，陈善的伪明，一定会趁我军北上，做些动作！”
“不救，”
刘伯温话锋一转，
“则大义有亏。
天下人皆知国公乃红巾一脉，奉龙凤正朔。
主上危难，坐视不理，必遭物议。
军中那些早年跟随国公、心念红巾旧谊的将领，如郭天叙旧部等，又会如何想？
内部恐生裂隙。
而那陈善，如今改国号为‘大明’，俨然以新朝自居，
他若借此机会，高举救援红巾正统的旗帜，在舆论上抢占高地，对我更为不利。
当然他若补救也是有借口的，毕竟他所属北方红巾！
他可以不救，但我们却无法不救！”
朱元璋的脸色更加难看。
刘伯温的分析，句句戳中了他的痛处。
他尤其在意那个“陈善”。
这小子，不仅抢了他心心念念的“大明”国号，其行事风格更是凌厉诡谲，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自己还在为红巾军内部的名分问题头疼不已，那小子倒好，直接把陈汉的招牌砸了。
另起炉灶，看似数典忘祖，却偏偏凭借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新政和强悍军力，稳住了局面，甚至开始四面扩张。
这种挣脱束缚的魄力，让朱元璋在愤怒之余，竟隐隐有一丝……羡慕？
“陈善……”
朱元璋咀嚼着这个名字，语气复杂，“他如今在做什么？”
李善长连忙回道：
“据探子报，陈善已命其东方、南方两大野战军，八个军的兵力，全力进攻福建陈友定和广东何真。
看样子，是铁了心要打通出海口，将湖南、江西、两广连成一片。”
“看看！”
朱元璋又是一阵心烦意乱，
“人家可没工夫理会什么小明王、刘太保！
他爹陈友谅杀了徐寿辉，他继承的是‘天完’、‘陈汉’的法统，跟韩林儿那一系本就若即若离。
他现在自立‘大明’，更是彻底撇清了关系。咱呢？
咱当初可是实实在在受了韩林儿的册封！”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朱元璋的崛起，与奉韩林儿为正朔有莫大关系，这让他有了区别于群雄的“政治正确”。
但现在，这份“正确”变成了沉重的负担。
韩林儿和刘福通，就像两个烫手的山芋，不接，是不忠不义；
接了，就可能鸠占鹊巢，或者至少是引来无穷麻烦。
这些话太敏感，李善长和刘伯温低头不语！
这些话也是他们能听的，别等以后上位找借口给他们算账，他们恨不得把耳朵都堵上。
朱元璋被架在了火上烤，他不想让陈善壮大实力，现在也基本上打了明牌了，小打小闹对陈善根本无效！
朱元璋来回踱步，
“他享受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好处，如今却要品尝这‘缓称王’带来的苦果了。”
朱元璋心中苦涩地想道。
他不想再忍了，他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野心也早已膨胀，
那个“吴王”的称号，早已配不上他掌控的疆域和军队。
他渴望更进一步，称帝。
但韩林儿的存在，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让他无法名正言顺地迈出那一步。
救，还是不救？迎，还是不迎？
这个问题，如同一团乱麻，缠绕在朱元璋的心头，让他彻夜难眠。
心中权衡着利弊！
接下来的几日，应天城内暗流涌动。朱元璋连续召见核心文武，密议此事。
以徐达、常遇春，汤和，邓愈为代表的武将，多主张救援。
常遇春败于陈善之手，憋着一肚子火，更是嚷嚷着要南下与明军决一死战，一雪前耻，同时也认为救援小明王是红巾军义不容辞的责任。
徐达则相对冷静，认为救援可以，但需周密计划，不能倾巢而出，以免被陈善或其他势力趁虚而入。
而以李善长为首的部分文臣，则倾向于不救，或者“缓救”。
他们的理由很现实：代价太大，风险太高，而且救回来还是个麻烦。
不如坐视元军与刘福通两败俱伤，甚至暗中希望元军替他们除掉这个“政治包袱”。
刘伯温的态度则更加微妙。
他并未明确主张救或不救，而是向朱元璋又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
“国公志在天下乎？亦或仅志在割据江南乎？”
朱元璋凛然回答：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自当扫平群雄，驱逐胡虏，开创盛世！”
刘伯温点头：
“既然如此，则名分大义，不可或缺，亦不可久假于人。
韩林儿者，昔日之旗号，今日之赘疣也。
如何处理此事，关乎国公未来之气运与格局。”
他暗示，这既是一次危机，也可能是一次机会，一个彻底解决名分问题的机会。
就在朱元璋举棋不定之际，江北再次传来紧急消息：
益都外围据点尽失，城防岌岌可危，刘福通数次组织突围皆告失败，城中粮草将尽。
韩林儿的求救诏书，这一次不再是发给所有红巾势力，而是专门指名道姓，以“宋帝”的名义，恳请“吴国公”朱元璋速发援兵，
“拯君父于危难，续宋祚于倾覆”。
这封带着绝望和最后期望的诏书，将朱元璋彻底推到了风口浪尖。
他不能再拖延，必须做出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