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让钟益的生活进入了“双城记”的节奏。每月至少有一周需要待在北京，参加课题组密集的研讨、文献梳理和调研设计。这些会议往往思想碰撞激烈，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视角各异，钟益需要不断将自己的实践经验提炼升华，以应对理论层面的诘问与探讨。这个过程虽然烧脑，却极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让他能够从更宏观、更本质的角度思考教育问题。
在课题组里，他并非一味的“学生”。当讨论到教育公平、乡村教育振兴等议题时，他带来的那些来自基层学校的鲜活案例，以及他提出的“因地制宜、赋能本地”的思路，常常能给陷入理论空转的讨论注入一股清流。他逐渐赢得了包括李教授在内的一些资深学者的尊重，被视作连接“庙堂”与“江湖”的宝贵桥梁。
然而，频繁的离巢也给“益星”的日常运营带来了挑战。虽然核心团队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处理大部分事务，但一些重要的战略决策、突发的棘手问题，仍然需要他拍板。于是，他的生活变成了在高铁上、机场贵宾厅里处理邮件、召开视频会议。
张雪儿自然而然地承担了更多本地工作的协调重任。她利用课余时间，更加深入地参与到试点校的指导中，并以她独特的亲和力与洞察力，成为钟益了解一线真实情况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两人的沟通愈发频繁而默契，除了工作，也会分享生活中的琐碎。一句“北京干燥，多喝水”，或者一张分享本地雨后彩虹的照片，都成了忙碌奔波中温暖的慰藉。
一次钟益从北京返回，张雪儿开车来接他。在回家的路上，她看似随意地说：“颜子悠他们学校下个月要开教学开放日，子悠被选上分享他的植物研究项目，田雨岚紧张得不得了，私下问了我好几次注意事项。”
钟益笑了：“这是好事啊，说明子悠真的走出来了。田雨岚现在怎么样？”
“变化太大了。”张雪儿感慨道，“完全放下了过去的焦虑，现在在社区里还挺活跃，组织了个亲子读书会，还挺受欢迎。她上次还跟我说，特别感谢你，要不是你当初那剂‘猛药’，她可能还在那条死胡同里打转。”
听到这些，钟益感到由衷的欣慰。治愈一个孩子，扭转一个家庭，这种成就感，远非资本增值或名声大噪所能比拟。
但新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随着“益星”模式影响力的扩大，尤其是在获得国家级课题的“光环”加持后，寻求合作的地方政府和学校络绎不绝，其中不少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这带来了幸福的烦恼：是快速扩张，抢占市场？还是坚持精品，确保质量？
团队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以运营负责人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机不可失，应尽快成立区域分公司，复制成功模式；而以李工和张雪儿为代表的一方则担忧过度扩张会导致服务质量下降、理念稀释，重蹈“启明星”的覆辙。
钟益面临着战略抉择。他组织了一次闭门战略研讨会，让各方充分陈述理由。激烈的讨论后，他做出了决策：“我们不追求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要打造一个‘灯塔网络’。”
他阐述了他的构想：在未来一年内，谨慎选择三到五个具有代表性（如不同地域、不同经济水平）的区域，进行深度合作，目标是帮助这些区域打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可持续的素质教育样板校和骨干教师队伍。“益星”的角色，是输出方法论、提供平台支持、培训本地“火种”，而不是无限期地派驻团队。最终目标，是让这些“灯塔”能够自我造血，并照亮周边区域。
“我们要做的，是点燃一堆堆可以自己燃烧的篝火，而不是举着一个越来越累的火把到处跑。”钟益的比喻形象而深刻。这个“灯塔网络”计划，既避免了盲目扩张的风险，又为未来的更大范围影响奠定了可复制的基础，获得了团队的一致认可。
课题研究方面，钟益负责的部分是关于“技术赋能教育评价改革”的调研。他结合“智慧pbL平台”的数据积累，提出了一套基于学习过程数据的、多维度的学生发展性评价指标体系初稿。这套体系试图打破唯分数论，关注学生的思维品质、协作能力、实践创新等软实力，在课题组内引起了很大兴趣，但也遭遇了来自传统评价体系的惯性阻力。
一位来自考试院的专家就直言不讳：“钟益同志，你的想法很好，但操作起来太难。高考指挥棒不变，下面的评价改革就是空中楼阁。”
钟益没有争辩，而是平静回应：“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基层探索。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为未来指挥棒的可能变化，积累实践经验和数据支撑。哪怕只能影响一小部分人，改变一小步，也是值得的。”
他的坚韧和务实，再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忙碌的间隙，钟益和张雪儿终于有了一次像样的约会，看了一场电影，吃了一顿安静的晚餐。没有谈论工作，只是聊聊喜欢的书、最近的趣事。分别时，在张雪儿家楼下，钟益轻轻握了握她的手，说：“等这个课题告一段落，应该能清闲一点。”
张雪儿低头笑了笑：“忙你的就好，注意身体。”
一种平淡却真实的温暖，在两人之间流淌。
双城记的生活紧张而充实，钟益如同一个技艺高超的冲浪者，在事业、学术、情感的浪潮中努力保持着平衡。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处在一个量变积累即将引发质变的关键节点。国家级课题的成果、灯塔网络的铺设、以及与张雪儿关系的稳步发展，都将把他推向一个全新的人生阶段。挑战犹在，但前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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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