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榜画卷流转，辉映出贞观盛世最后八年的壮阔图景。
此时的唐帝国，虽已臻于鼎盛，然雄主暮年，内外挑战接踵而至。
太宗李世民以其愈发纯熟的统治智慧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在继续开拓进取的同时，亦开始着手帝国的稳固与身后安排，为“贞观之治”画上了一个余韵悠长的句点。
亲征高句丽（贞观十八年至十九年，644-645年）：
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桀骜不驯，侵凌新罗，阻塞贡道。
太宗决意亲征，以“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为名。
贞观十九年，太宗率李积、李道宗、张亮等水陆并进，发动大规模东征。
唐军初势如破竹，连下盖牟、辽东、白岩等城，并于驻跸山大败高句丽援军，斩首四万余级。
然而，在关键的安市城下，面对城主杨万春的顽强抵抗，唐军久攻不克，时至九月，天寒粮尽，太宗被迫下诏班师。
此役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并重创高句丽军力，但未能达成战略目标，可谓功败垂成。
太宗深以为憾，然其体恤将士，慨叹“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此后，唐改采骚扰疲敌之策，不断以小规模攻势削弱高句丽。
经营西域，设立四镇：
在西方，唐王朝的统治进一步巩固。
贞观十八年，太宗命郭孝恪击破焉耆，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
贞观二十二年，在平定龟兹后，太宗将安西都护府自西州迁至龟兹，正式设立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后为碎叶替代）四大军镇，史称“安西四镇”。
此举标志着唐朝确立了在天山南北的直接统治，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西文化交流空前频繁。
北服薛延陀，西破龟兹：
贞观二十年，薛延陀部内乱，太宗命李积、崔敦礼等率军出击，大破之，其部众或散亡，或归附回纥等部。
薛延陀汗国灭亡，漠北铁勒诸部如回纥、拔野古、同罗等首领皆至长安朝觐，共尊太宗为“天可汗”，表示“愿得天至尊为奴等作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恨”。
唐朝的北疆至此彻底安定。
同年，太宗命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率铁勒、突厥等部联军征讨龟兹，破其都城，龟兹王布失毕被俘，西域震动。
《帝范》训子，总结为君之道：
晚年的太宗，深感继承人之事关乎国本。
尤其在经历了太子承乾谋反被废（贞观十七年）、魏王泰争储被黜的剧烈动荡后，他最终择定“仁孝”的晋王李治为太子。
为教导嗣君，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亲撰《帝范》十二篇赐予李治，系统总结其毕生政治经验，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方面，全面阐述了为君之道。
此书成为后世帝王教育的重要教材，体现了太宗对帝国未来的深谋远虑。
持续的文教事业：
尽管晚年身体渐衰，太宗对文化事业的关注未减。
贞观二十一年，诏令在全国各州普遍设立医学，培养医药人才，惠及地方。
他对佛教的态度也更为宽容，玄奘法师自天竺取经归来，太宗给予高度重视和礼遇，为其设立译场，翻译佛经，并亲撰《大唐三藏圣教序》，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纳谏之风与晚年心态：
太宗的纳谏之风在晚年虽有起伏，但总体上仍保持了开明姿态。
他阅读《帝京篇》后，对侍臣强调“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然而，随着功业鼎盛与年事已高，太宗亦不免流露出追求长生、服食丹药之举，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健康。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太宗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五月，他已病重，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卧内，托付后事，言道：“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 又对太子李治曰：“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
完成了最后的权力交接安排。
庚午日（公元649年7月10日），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崩于终南山翠微宫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
遗诏命“丧葬仪制，悉从汉制”，强调“园陵制度，务从俭约”。
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
贞观时代虽随太宗驾崩而落幕，但其留下的遗产无比丰厚。
政治上，一个高度集权运行高效、且相对开明的官僚体系已然成熟；经济上，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有效推行，使社会生产恢复并超越前代水平；军事上，“天可汗”体系确保了边疆的相对安定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文化上，尊儒重教、兼容并包的政策，奠定了盛唐文明的基础。
尽管晚年有东征未竟、储位风波以及追求长生之失，然综观其二十三年统治，太宗以其超凡的个人魅力、深邃的政治智慧与不懈的励精图治，成功地将一个历经战乱、百废待兴的国家，引领至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武功赫赫、文化昌盛的巅峰，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堪称典范的“贞观之治”。
天榜画卷至此，将李世民波澜壮阔的一生，尤其是贞观后期的经营与谢幕，清晰地呈现在诸天万界之前。
那盛世的光华、未竟的遗憾、深沉的托付与不朽的功业，交织成一曲雄浑的帝国交响。
万朝时空的观者们，无不为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最终未能实现辽东夙愿而惋惜，亦为其在生命最后阶段仍心系社稷、妥善安排后事的深谋远虑而感叹。
李世民的统治，不仅定义了一个时代，更以其卓越的实践，为“帝王”这一角色树立了后世难以企及的标杆。
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他亲手缔造的盛世基业与制度文明，将如不灭的明灯，继续照耀着李唐王朝乃至整个华夏历史的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