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中的一天，寅时刚过，天色还是一片墨蓝，新家峁打谷场上已经人影幢幢。这不是紧急集合的锣声召来的，也不是土匪来袭的警报，而是每月两次“大集”日的寻常清晨——但在这寻常之下，崇祯五年的大明朝，正经历着不寻常的动荡。
从新家峁本联盟的很多户人家，到周边马家庄、赵家堡、王家屯等十里八乡的村民，甚至还有从三十里外县城赶来的行脚商人，都像归巢的鸟雀般往这里聚集。
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摊位已经沿着打谷场边缘排成了蜿蜒的长龙：东边是农产品区，新收的麦子、金黄的玉米、还带着露水的瓜菜、码得整整齐齐的鸡蛋；西边是手工业区，韩师傅新打的曲辕犁泛着木质的暖光，孙铁匠的镰刀刃口闪着寒芒，老谢的陶器釉色温润；南边的小吃杂货区最是热闹，羊肉汤锅咕嘟作响，炸油糕的香气霸道地弥漫开；北边的牲口区，驴骡轻嘶，鸡鸭咕哝，活脱脱一幅乱世中的《清明上河图》局部。
李大嘴作为集市管理所所长，子时就起了床。他手里的铁皮喇叭（李健用薄铁皮卷的，虽然粗糙但扩音效果惊人）在晨雾中格外响亮：“各位乡亲，按号摆摊！甲字区农产品，乙字区手工业，丙字区小吃，丁字区牲口！不得争抢，不得越界！”
一个从赵家堡来的卖陶汉子苦着脸：“李所长，我这摊子前头有棵树，挡着了，能不能挪挪？”
“树是公家的，摊子是临时的！”李大嘴指着地上用石灰粉画出的规整方格，“看见没？每个摊位三尺见方，童叟无欺！嫌挡光？下回早点来排队抢好位置！”
汉子只好缩回去，把陶罐往阴影里摆了摆。他带来的陶器质地粗糙，釉色不均，比起新家峁老谢烧的差了不止一筹。可即便是这样的货色，在如今的世道也是硬通货——陕西连年大旱，能烧陶的窑口越来越少。
集市日的设立，是新家峁商业发展的里程碑，更是崇祯五年这个特殊年份里的经济奇迹。
当陕西大部分地区“赤地千里，人相食”时（《明史·五行志》载崇祯四年“陕西大旱，人相食”），当河南、山西流民遍地时，新家峁这块方圆不足几十里的土地，竟能每月举办两次数百人规模的市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写入地方志的异数。
李健把集市日定在每旬的初一和十五，这两天不安排重体力劳动，让所有人有时间赶集。这个决定看似简单，却深含经济学原理——集中交易产生规模效应，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流通效率。
在崇祯五年这个时间点上，这个决策更显珍贵：朝廷的“三饷加派”压得百姓喘不过气（辽饷、剿饷、练饷合计每年超过两千万两），各地官府层层盘剥，民间商业几乎停滞。新家峁的集市，成了黑暗中的一点萤火。
今天七月初一，正好是说书场开讲的日子。打谷场中央搭了个三尺高的简易木台，说书先生是吴先生从县城“请”来的——其实是用三十斤小米换来的说书权。先生姓柳，五十多岁，瘦得颧骨高耸，但一开口，那声音洪亮得能传到半里外：
“话说那关云长，胯下赤兔马，手中青龙偃月刀，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为的是寻那结义兄长刘玄德……”
醒木“啪”地一拍，全场瞬间安静。孩子们挤在最前排，眼睛瞪得溜圆；大人们一边支着耳朵听书，一边手上不停——称粮食、量布匹、数流通券。这是乱世中难得的惬意时刻，虽然只是暂时的。
李健在集市上巡视。他穿着普通的青布短衫，但所到之处，人们都不自觉地让开一条路，脸上露出敬重的神色。
走到韩师傅的木器摊前，那里已经围了三层人。新做的播种耧、改良的曲辕犁、带抽屉的炕桌，每件都贴着小小的价签：五工券、八工券、十二工券……
“韩师傅，生意兴隆啊。”李健笑着打招呼。
“托李盟主的福！”韩师傅抹了把额头的汗，咧开缺了颗门牙的嘴，“这大集真是好！光是今早，就定了三张炕桌、两架播种耧。您看这个，”
他指着角落里一个奇特的木器，“这是我新琢磨的‘风扇车’，能扇谷子里的糠秕，比用手扬省力多了！”
李健仔细端详那木器，结构精巧，风叶的角度经过精心计算。“好手艺！”他由衷赞叹，“定价多少？”
“十五券。”韩师傅搓着手，“就是木料难寻，好木料都让官府征去修城墙了……”
这话触动了李健的心事。就在半个月前，延安府来了公文，要求新家峁“协饷”五十石粮、三十根梁木。
李健让吴先生写了陈情书，详细说明新家峁是流民安置点，自给尚且艰难，最后送去了陈粮了事。但这事像根刺，扎在心头——朝廷的触角，终究会伸过来。
就在新家峁百姓沉浸在集市的热闹中时，千里之外的北京城，崇祯皇帝正在乾清宫里大发雷霆。
在一个比较寻常的早朝上，兵部尚书跪在地上，冷汗浸透了朝服。“启奏陛下，陕西流寇王嘉胤部已窜入山西，连克石楼、永和两县……宣大总督张宗衡请调边军协剿……”
“调！调！调！”崇祯猛地一拍御案，案上的茶盏跳了起来，“朕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何流寇越剿越多？去年还说陕西已定，今年怎么就进了山西？！”
殿内鸦雀无声。大臣们低着头，心里都清楚：自从上次的己巳之变后，朝廷精锐损失惨重；加征三饷导致民变四起；更可怕的是，今年春天开始，后金兵多次入塞劫掠，宣府、大同一带烽火不断。朝廷就像个四处漏水的破船，堵了这头，漏了那头。已呈摇摇欲坠之态。
户部尚书毕自严硬着头皮出列：“陛下，剿饷已拨一百二十万两，但各省拖欠严重……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已半年未解饷银……”
“那就催！严催！”崇祯的脸色铁青，“传旨：各州县欠饷超过三月者，知县降级；超过半年者，革职查办！”
这道圣旨，将在两个月后化作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的州县因为催饷过急，衙役逼死数人，激起更大民变。但此刻，乾清宫里的君臣都不会想到这些。
退朝后，内阁首辅周延儒回到文渊阁值房，疲惫地揉着太阳穴。幕僚轻声禀报：“阁老，陕西巡按御史吴甡有密奏到。”
展开密奏，字字惊心：“……延安府治下，有‘新家峁’一处，聚流民千余，自设规制，自铸钱钞，自练民兵，俨然独立王国……”
周延儒的眉头皱了起来。他提起笔，想写点什么，又放下了。最终，他在密奏上批了四个字：“暂缓处理。”
不是他不想管，是管不过来。辽东、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大明的疆土上，烽烟处处。一个聚集千把流民的山峁，在朝廷的危机清单上，还排不上号。
新家峁的集市，在说书先生的醒木声中继续着。但在这片繁华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李大嘴安排的情报员——几个机灵的半大孩子，像泥鳅一样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他们假装玩耍，实则竖着耳朵收集信息。这是李健建立的情报网的末梢，虽然原始，但有效。
一个孩子跑到李大嘴身边，压低声音：“李叔，北边牲口区，有三个生面孔，一直在打听咱们的民兵有多少人，武器是哪儿来的。”
李大嘴眼神一凛：“继续盯着，别打草惊蛇。”
另一个孩子跑来：“西边小吃摊，几个外村人在说，五十里外的黑风寨，上月火并了，新寨主姓高，手下有二百多人，专抢大户。”
“知道了，去领块糖。”李大嘴摸出几张最小面值的流通券，孩子们欢天喜地跑了。
这些零碎信息，将在傍晚汇总到李健的案头。他需要从这些碎片中拼出完整的图景：哪里闹土匪，哪里闹饥荒，哪里的官府有什么动向。
而此刻，集市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流通券的普遍使用。
在布摊前，一个马家庄的妇人用三张一尺券扯了六尺细布——新家峁的布比县城的便宜两成，而且可以用券买，不用扛粮食来换。
在铁匠摊前，一个赵家堡的铁匠学徒盯着那把灌钢腰刀，眼里都是渴望。五十工券的价格让他望而却步——这相当于他家两年的口粮钱。
但他还是掏出了积攒多时的流通券，买下了一把普通菜刀。流通券在他手里攥出了汗，这些纸片是他打了三个月短工换来的。
“这玩意儿真能当钱使？”旁边一个新来的外乡人小声嘀咕。
“咋不能？”摊主孙铁匠眼一瞪，“你拿券去钱庄，随时换粮食！咱们新家峁说话算话！”
那外乡人将信将疑地掏出几块碎银：“我用这个成不？”
孙铁匠摇头：“咱们只收券，银子……谁知道成色咋样？”
这是李健定下的规矩：集市交易以流通券为主，金银铜钱为辅。一来保证流通券的信用，二来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崇祯年间私铸成风，含铜量不足三成的“恶钱”遍地都是，还不如新家峁有粮食背书的流通券可靠。
就在集市最热闹的午时，一队风尘仆仆的人马从西边官道而来。打头的是郑小虎带领的侦察队，十个人，人人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神锐利。
他们径直找到正在巡视的李健。
“李叔，”郑小虎压低声音，“西边八十里，出大事了。”
两人走到僻静处。郑小虎带来的消息让李健的心沉了下去：六月下旬，流寇“闯将”李自成部与“八大王”张献忠部在甘肃合兵，东进陕西。就在三天前，这股流寇攻破了保安县，知县自缢，县库被抢掠一空。
“保安县离咱们这儿不到二百里。”郑小虎的声音干涩，“流寇要是往东来，最多五天就到。”
李健闭上眼睛。崇祯五年，正是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开始强势崛起的年份。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一年他们转战陕西、山西，虽还未成气候，但已显燎原之势。
如今这个时空，由于新家峁的出现产生了蝴蝶效应，流寇的动向似乎也发生了细微变化——原本应该往北去的，现在似乎有东进的迹象。
“消息可靠吗？”
“可靠。我们遇到了从保安逃出来的难民，亲眼所见。流寇……不，应该叫义军了。”
李健苦笑。如今却提前了。可见民怨之深，已到了何等程度。
“难民有多少？往哪儿去了？”
“少说两三千，正沿着洛河往东走。有些……可能会往咱们这边来。”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收留难民，新家峁的存粮撑不过冬天；不收留，看着数千人饿死在野地里，于心何忍？更可怕的是，万一难民中混有流寇的探子……
“加强警戒。”李健最终说，“侦察队再加大骑兵编制，扩大范围，一百五十里内所有动静都要掌握。民兵队进入战备状态，但不要声张，免得引起恐慌。”
郑小虎领命而去。李健站在原地，看着集市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些人还不知道，八十里外正有大军压境，更不知道朝廷的催饷令正在路上。他们还在为几尺布、几斤粮讨价还价，还在为说书先生的精彩段落鼓掌叫好。
这就是乱世百姓的常态：灾难永远在看不见的地方酝酿，而眼前的生活还要继续。
下午未时，集市进入最高潮。说书先生说到“赵子龙单骑救主”，醒木拍得震天响，孩子们尖叫欢呼。而各摊位的交易也到了白热化。
吴先生在一个外村书贩的摊前蹲了半个时辰，终于淘到宝：半部《天工开物》，缺了后三卷，但前边的“乃粒”“乃服”“彰施”诸篇完整。这可是宋应星崇祯十年才刊行的奇书，不知为何提前流出了手抄本。
“多少？”吴先生声音都在抖。
书贩伸出两个手指：“二十工券。”
吴先生二话不说，掏出流通券。这二十张纸片，相当于二百斤粮食，但他觉得值——书中记载的农业技术、纺织工艺，对新家峁的发展至关重要。
不远处，老谢的陶器摊迎来了大主顾：马家庄的马老爷亲自来了。这位方圆三十里最大的地主，坐着两人抬的滑竿，带着四个家丁，排场十足。
“谢师傅，你这琉璃瓦，真能烧？”马老爷指着摊上那片样品——深绿色，半透明，在阳光下泛着翡翠般的光泽。
“能！”老谢拍胸脯，“就是费工费料，价钱……”
“价钱好说！”马老爷一挥手，“我家祠堂要翻修，需瓦三千片。你先烧五百片样品，成色若好，后续全交给你。”
老谢眼睛亮了。三千片琉璃瓦，这可是大生意！两人当场签了预定契约：马老爷付一百工券定金，老谢三个月内交货。
契约用特制的契纸，盖着双方的私章和新家峁集市管理所的鉴证章——这是李健引入的契约制度，规范交易，减少纠纷。
这笔交易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流寇压境的消息还未传开，经济的本能驱动力已经展现出来：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商业就会继续，生产就会继续，生活就会继续。
李健远远看着这一幕，心里稍感安慰。新家峁的经济体系，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已经展现出惊人的韧性。
流通券的信用、契约的约束、技术的积累、分工的细化……这些看似微小的制度创新，构成了一个能够抵御一定风险的系统。
但风险真的来临时，这系统能撑住吗？
申时末，太阳西斜，集市进入尾声。摊主们开始收摊，买主们拎着大包小包往家走。说书先生说得口干舌燥，接过李大嘴递来的二十张一升券酬劳，小心地塞进怀里。
集市管理所的巡查员们开始清扫场地。他们要把地上的垃圾清理干净，把临时摊位拆除，恢复打谷场原本的模样。这是李健立下的规矩：集市不能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
李健没有回家，而是径直去了议事堂。郑小虎、王石头、吴先生、钱老倔等人已经等在那里。油灯点亮，每个人的脸色在跳跃的火光中都显得凝重。
郑小虎先汇报了侦察到的详细情况：流寇确有三万之众，但真正的战兵不到五千，其余多是裹挟的流民。他们攻破保安县后，并未久留，抢了粮库后就继续东进，方向似乎是延川。
“延川在咱们东北方一百二十里。”吴先生指着墙上的手绘地图，“如果他们不改变方向，应该不会经过咱们这里。”
“但难民会。”钱老倔敲了敲烟杆，“两三千难民，没吃没喝，走到哪儿抢到哪儿。咱们这儿有粮的消息，瞒不住。”
王石头急了：“那咋办？咱们的存粮满打满算还能撑到秋收，要是再来两三千人……”
“收一部分。”李健终于开口，“青壮劳力，有手艺的，可以收。老弱妇孺……给点粮食，让他们往南边去。”
这个决定很残酷，但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是唯一现实的选择。新家峁不是菩萨庙，救不了所有人。
“还有件事。”吴先生从怀里掏出那半部《天工开物》，“我今天在集市上买的。书里记载的‘早稻’种植法，或许能让咱们的粮食产量再提三成。”
李健接过书，翻到“乃粒”篇。泛黄的纸页上，工整的楷书记载着选种、育秧、灌溉的详细方法。这是明末最先进的农业技术，本该在十年后才流传开来。
“好东西。”他轻轻摩挲书页，“吴先生，你组织人手，把里面的技术整理出来，明年开春就试种。”
知识，有时候比刀枪更有力量。
会议一直开到亥时。散会时，夜空已是星斗满天。李健走出议事堂，深吸了一口夏夜的凉气。打谷场上空无一人，白日的喧嚣仿佛一场梦。
但他知道，那些在集市上流通的物资、交换的信息、建立的契约，都是真实的。这些真实的东西，构成了新家峁在这个乱世中立足的根基。
回到家时，苏婉儿已经睡了。她侧卧在炕上，被子盖得严实，呼吸均匀。李健轻手轻脚地上炕，怕吵醒她。但婉儿还是醒了，迷迷糊糊地问：“怎么这么晚？”
“商量点事。”李健摸摸她的头发，“睡吧。”
婉儿往他怀里靠了靠，很快又睡着了。她的手轻轻搭在小腹上——那里，他们的孩子正在生长。
李健看着她安详的睡颜，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要保护的不只是新家峁这些人，还有这个家，还有九月即将要出生的孩子。
窗外的虫鸣一阵高过一阵。崇祯五年七月初一的夜晚，新家峁安静如常。
但八十里外，流寇的火把正照亮夜空；
千里之外，朝廷的催饷令正在驿道上飞驰；
而这片黄土高原上，无数像新家峁一样的村庄，正在这个乱世里挣扎求存。
李健闭上眼睛。明天，集市日的热闹会散去，但生活还要继续。种地、打铁、烧陶、训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日复一日的平凡中，也许就藏着改变时代的种子。
夜还长，路还远。但至少今夜，新家峁的灯火，还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