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国留下的名片，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陈远一家心头。它代表的不只是一次试探，更是一种无声的宣告：我知道你在哪里，我可以轻易靠近你，我选择用“温和”的方式，但并不意味着我没有獠牙。
陈远彻夜未眠。身体的疼痛、经济的压力、对妻儿的担忧，此刻都被这张小小的名片凝聚、放大。他知道自己必须回应，用一种不直接接触、却又足够让对方接收到的方式。他不能示弱，那会引来更肆无忌惮的压迫；他也不能强硬，那会提前引爆冲突。他需要传达出一种复杂的、矛盾的信号：恐惧、混乱、但并非全无底线；虚弱、顺从，但隐藏着不可预测的危险性。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他轻轻推醒了几乎刚阖眼的李静。
“静静，”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只剩气音，“天亮了，你去找王社工，跟她说……”
他低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李静在昏暗中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丈夫。这个计划比之前放出风声更加大胆，也更加冒险，几乎是在走钢丝。
“远哥，这……这太危险了！万一他们真的信了，以为你……”李静的声音带着哭腔。
“他们不会全信。”陈远打断她，眼神在微弱的廊灯光线下异常冷静，“但他们会疑惑，会猜测，会更加不确定我到底是个什么状态。我要的就是这种不确定。而且，这个信号，要通过王社工的嘴，‘无意间’漏给那个孙建国可能接触到的人，或者类似的人。我们不知道孙建国是谁的人，但总有人能听到。”
他顿了顿，握住李静冰凉的手：“我们没有别的武器了，静静。身体、钱、人脉，我们什么都没有。现在唯一的武器，就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混乱’和‘不可预测’。让他们觉得，对付我们，可能比想象中更麻烦，成本更高。”
李静看着丈夫深陷的眼窝里那簇不肯熄灭的火苗，感受着他手心传来的微弱却坚定的力量，终于点了点头。这个男人，正在用他仅存的智慧和意志，在绝壁上开凿一条生路，哪怕这条路布满荆棘，随时可能崩塌。
天亮后，李静找了个机会，将陈远的意思转达给了王芳。
王芳听完，沉默了更久。她在病房外的走廊里踱了几步，眉头紧锁。“陈大哥这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不定时炸弹’的形象。”她最终低声说，“这个信号一旦放出去，可能会让一些人暂时却步，但也可能让另一些人觉得必须尽快‘排除隐患’。风险极高。”
“我们知道。”李静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可就像远哥说的，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等着他们下次送来更可怕的东西？或者哪天……真的对孩子们下手？”
王芳深吸一口气，看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她知道李静说得对。常规的防护和等待，在这个看不见的对手面前，太过被动。“我明白了。这个信号，我会想办法放出去。方式会更迂回，甚至……可能需要利用一下何嫂那条线，或者其他可能存在的‘耳朵’。我会确保听起来完全像是‘病人家属被吓坏了，胡思乱想出来的最坏可能’，而不是有意的放话。”
计划的核心，是陈远让王芳散布这样的“传言”：陈远在接到威胁电话后，精神状态极其糟糕，除了反复念叨“别动我孩子”，还开始出现一些更可怕的臆想。他偶尔会眼神发直地对李静说，如果他和孩子真的出了什么事，他“以前藏起来的一点东西”就会被人发现。当李静追问是什么东西时，他又会抱着头喊疼，说记不清了，好像和“旧账”、“本子”有关。李静被吓得六神无主，私下跟王社工哭诉，说感觉陈远像是被逼得有点“魔怔”了，真怕他哪天受不了，或者被逼急了，会做出什么不可预料的事，或者说出什么不可预料的话。
这个传言，有几个关键点：一，陈远被逼到了崩溃边缘，精神状态极不稳定，可能“胡言乱语”；二，他可能“藏了东西”，这东西和“旧账”、“本子”有关，但具体是什么，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三，他可能被逼得“做出不可预料的事”。这既是一个受害者的可怜形象，也是一个潜在的、不稳定的危险源。
放出这样的传言，目的就是让那些暗中窥探的人感到棘手。如果陈远只是个单纯的、可以轻易拿捏的受害者，处理起来很简单。但如果他是个精神不稳定、可能掌握着不明证据（哪怕他自己都混乱）、并且被逼到可能“狗急跳墙”的麻烦人物，那么，直接采取极端手段的风险就变大了——谁知道他“藏起来的东西”会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被谁发现？谁知道他“不可预料”的行为会引发什么连锁反应？
这就像是面对一个绑着不明炸药包的人，你不知道引线在哪里，也不知道炸药威力多大，贸然上去抢夺或攻击，可能导致同归于尽。最稳妥的办法，可能是先观察，或者想办法“安抚”或“控制”，而不是立刻引爆。
这就是陈远想要的效果。他要把自己从“待宰羔羊”变成“棘手麻烦”。虽然本质上仍是弱者，但至少要让捕食者多一层顾虑。
王芳开始行动。她没有直接联系任何人，而是通过更复杂的渠道，让这些“传言”以“医院护工闲聊”、“病友家属叹息”、“社工私下担忧”等碎片化的形式，缓慢地渗透出去。她甚至故意在去医院附近小超市买东西时，用恰好能被旁边人听到的音量，和相熟的店员感叹几句“23床那个重伤的陈师傅，家里真是造孽，人好像有点不太对了，总说胡话，老婆天天以泪洗面”之类的话。
与此同时，陈远在病房里的“表演”也更加深入。他会突然在吃饭时停下，眼神空洞地盯着墙壁某处，嘴唇无声地嚅动。当李静或护士问他时，他会“茫然”地摇头，说“没什么”。他会在夜里突然惊醒，冷汗淋漓，紧紧抓住李静的手，含糊地说“本子……黑色的……别给他们……”然后又在李静的追问下痛苦地抱住头，说“想不起来了，头要炸了”。
李静配合着他，脸上的忧虑和恐惧日益深重，偶尔会对来换药的护士欲言又止，最终只是红着眼圈叹气。小宝似乎也感受到了父母之间这种弥漫的、令人窒息的“戏剧感”，变得更加安静和畏缩，常常蜷在角落，用陌生的眼神看着“不太一样”的爸爸。
这种内外结合的“表演”，消耗着每个人最后的心力。陈远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悲哀。他本是个不善言辞、凭力气和手艺吃饭的汉子，如今却要躺在床上，用心机、谎言和伪装的脆弱来求存。这是成年男人最深的无奈之一：当你无法用力量保护家人时，就不得不使用你可能并不擅长、甚至鄙夷的“智慧”与“诡计”。
几天过去了。孙建国那边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动静。那个号码没有再打来，也没有人再以类似的方式靠近病房。医院的安保依旧，警方的关注仍在，但似乎都停留在“加强防范”的层面。
陈远无法判断自己的“信号”是否被接收，更无法判断接收者会如何解读。也许对方认为他是在虚张声势，不值一哂；也许对方正在暗中评估，寻找“安抚”或“控制”他的方法；也许，对方已经失去了耐心，正在策划更直接、更致命的行动。
等待变得格外煎熬。因为你不知道等待的是转机，还是终结。
这天下午，陈远在搀扶下，咬牙在病房里走了第二十圈。停下时，他几乎虚脱，汗水将病号服浸透，但胸膛里那股因为自主活动而激起的、微弱的气流，让他感到一种近乎残忍的充实。他靠坐在床上，看着窗外被高楼切割成方块的天空，忽然对正在给陈曦喂奶的李静说：“静静，如果我们……能过了这一关，我以后，不想再干工地了。”
李静的手顿了一下，没有抬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我想……找个稳当点的活儿，哪怕钱少点。”陈远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或者，学点别的。开个小店也行。不能再把命挂在半空，也不能……再把你们放在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里。”
这是他在重伤醒来后，第一次谈及“以后”。不是具体的计划，只是一个疲惫而真切的渴望。这个渴望，在眼下危机四伏的处境里，显得如此奢侈，又如此心酸。成年人的梦想，常常被现实挤压得只剩下最朴素的形状：安稳，团聚，平安。
李静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滴落在陈曦柔嫩的脸颊上。孩子似乎被惊动，扭动了一下。李静慌忙擦去眼泪，轻轻拍抚着女儿。
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轻轻敲响了。不是护士例行查房的时间。
王芳立刻起身，走到门边查看。门外站着的，竟然又是孙建国。这次，他手里没有提东西，只是微笑着，隔着玻璃对王芳点了点头，然后，他做了一个手势——不是要进来的手势，而是将一张折叠的小纸条，从门缝下面塞了进来，然后转身，不疾不徐地离开了。
王芳迅速捡起纸条，打开。上面只有一行打印的字，没有署名：
“下周三，下午三点，医院后门咖啡厅。一个人来。谈‘安稳’。”
纸条被传到陈远手里。他看着那行字，尤其是最后“谈‘安稳’”两个字，眼神骤然收缩。
对方不仅接收到了信号，而且……似乎听懂了他刚刚那句近乎梦呓的渴望？这怎么可能？！难道病房里有监听设备？还是……对方就在附近，甚至能透过窗户看到或听到？
一股比之前更刺骨的寒意，瞬间席卷了陈远的全身。他感到自己仿佛赤身裸体地站在一个四面八方都是眼睛的舞台上，每一丝情绪，每一句低语，都可能被捕捉、被分析。
“下周三……还有四天。”王芳的声音紧绷，“他们这是……要约你‘谈判’？”
陈远捏着纸条，指节发白。对方选择了最公开又最隐蔽的场所——医院附近的咖啡厅。公开，意味着对方暂时不打算用暴力手段；隐蔽，“一个人来”则是警告，也是掌控局面的姿态。“谈‘安稳’”——这是抛出诱饵，也是精准地戳中了他内心最深的软肋。
去，还是不去？
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这是一个对方划下的道，一个看似给了选择余地、实则步步杀机的棋局。去，意味着踏入对方设定的舞台，暴露在更多的风险之下；不去，意味着拒绝“谈判”，可能被对方视为彻底的不合作，招致更猛烈的打击。
陈远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和沉重。每一步，都像在刀尖上行走。他放出风声，引来触角；他传递信号，换来“邀约”。博弈在升级，而他手中的筹码，依然少得可怜。
他看向李静惊恐的眼睛，看向小宝不安的小脸，看向襁褓中一无所知的陈曦。然后，他缓缓地，将那张纸条，一点一点，撕成了碎片。
他没有立刻做出决定。他需要时间，需要思考，需要和王芳、甚至可能需要和警方，进行更谨慎的权衡。
纸条的碎片像苍白的雪花，飘落在白色的被单上。窗外的天空，依旧被高楼切割得支离破碎。成年人的无奈，不仅在于选择艰难，更在于你明知道每个选择都可能通向悬崖，却依然必须做出选择。而这一次，对方没有给他太多犹豫的时间。
四天。他只有四天时间，来决定是否赴这场不知是鸿门宴，还是唯一生机之门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