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基地的生活并非只有钢铁的轰鸣和体能的消耗。在战斗技能锤炼的间隙，另一种无形的“训练”也悄然渗透进来，它试图塑造我们的思想，统一我们的意志，为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战争注入所谓的“精神动力”。这就是我们这些前线归来的老兵也必须参加的政治学习与士气管理课程。对于我，对于威廉，甚至对于懵懂的埃里希而言，这都是一次奇特而令人不适的体验。
课程通常在基地的大礼堂或某个宽敞的库房里进行。墙壁上悬挂着巨大的红色万字旗和元首的肖像，目光炯炯，仿佛能洞察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这些穿着作训服、身上还带着机油和汗味的老兵，与那些面孔稚嫩、坐姿笔挺的新兵坐在一起，形成一种微妙的对峙。
主讲者通常是来自师部或更高层政治教育部门的军官，他们穿着笔挺的常服，皮鞋锃亮，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与我们在泥泞中打滚的形象格格不入。他们的演讲充满了激情洋溢的词汇和不容置疑的断言。
“士兵们！”一位瘦削而眼神狂热的少校站在讲台上，声音通过麦克风放大，在礼堂里回荡，“你们在波兰和挪威取得的辉煌胜利，已经向世界证明了德意志的不可战胜！这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更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意志的胜利！”
他挥舞着手臂，讲述着《凡尔赛条约》的“耻辱”，讲述着德意志民族被“剥夺”的“生存空间”，讲述着犹太-布尔什维克和财阀集团对德国的“包围与扼杀”。这些话语，对于埃里希这样的新兵来说，可能充满了煽动性和“说服力”，我看到他和其他一些年轻人眼中闪烁着兴奋和认同的光芒。
但对我们这些从战场上下来的人，这些话语却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当演讲者慷慨激昂地宣称我们是在为“欧洲新秩序”而战时，我脑海中浮现的却是波兰废墟旁平民恐惧的眼神，是挪威雪原上那些简陋的十字架。当他说到“劣等民族”需要被“优等民族”引导和统治时，我想起了那些在战斗中表现出惊人勇气和坚韧的波兰和挪威士兵，他们与我们一样，会流血，会死亡，会思念家乡。
威廉坐在我旁边，双手抱在胸前，眼神低垂，似乎盯着自己沾满油污的靴尖。他没有任何表情，但我能感觉到他身体的僵硬。这些宏大的叙事，与他所信奉的“保护好车组，开好坦克”的简单信条，相距甚远。有一次，当演讲者痛斥“国际犹太财阀”是战争的幕后黑手时，我甚至听到威廉几不可闻地轻哼了一声，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他或许不懂太多大道理，但他知道，击中“艾玛2”的炮弹，不会因为发射者的信仰或种族而改变其破坏力。
课程还会播放精心剪辑的新闻影片。画面里，我们的军队总是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坦克在鲜花和欢呼中驶过被“解放”的城镇（镜头巧妙地避开了废墟和哭泣的人群）。元首的演讲片段被反复播放，那极具煽动性的语调和高举的手臂，试图点燃每个人心中的狂热。
“看哪！”教育军官指着屏幕，“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新秩序！这就是德意志的未来！”
埃里希看得目不转睛，胸膛起伏，显然被这种经过包装的“荣耀”深深吸引。他低声对我说：“车长，我们正在创造历史！”
我看了他一眼，年轻的脸庞上充满了被灌输的激情。我没有反驳他，只是淡淡地说：“记住你在训练中学到的东西，埃里希。那才是真正能让你在历史中活下来的东西。”
除了集体课程，还有更小范围的“谈心”和“士气鼓励”。连队的政训军官会找个别士兵谈话，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经历过战斗、有一定影响力的老兵。他找我谈过，试图了解我对战争前景的看法，并“鼓励”我积极向新兵传递“正确的”思想。
“穆勒车长，你经验丰富，你的态度会影响整个车组。”政训军官语气和蔼，但眼神带着审视，“要相信元首的领导，相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性。疑虑是软弱的表现，德意志需要的是坚定不移的战士。”
我谨慎地回应着，没有表露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是强调会尽好军人的职责，带领车组完成战斗任务。我知道，在这个环境里，坦诚地表达疑虑是极其危险的。
这些政治学习，像一层精心喷涂的迷彩，试图掩盖战争血腥残酷的真实面貌，将其粉饰成一场崇高而必然的圣战。它对埃里希这样的新兵可能有效，但对我和威廉这样见识过战争真相的人来说，效果有限，甚至适得其反。它非但没有消除我心中的疑虑，反而让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宣传与真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一天晚上，训练结束后，我和威廉在“艾玛2”旁边进行例行检查。埃里希已经被打发回营房休息。
威廉一边检查着履带的销钉，一边头也不抬地低声说：“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也改变不了炮弹会炸死人的事实。”
我叹了口气，看着夜空中的繁星：“他们不需要改变事实，威廉。他们只需要让足够多的人相信他们的话，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政治学习，就是确保这种“相信”或“沉默”的工具。它是一场发生在内心深处的、无声的战争。我们驾驶着“艾玛2”，即将面对法兰西的钢铁防线，而我们的内心，也同样在进行着一场关于真实与谎言、信念与怀疑的攻防战。我们知道，在西线的炮火中，我们能依靠的，不会是这些空。洞的口号，只会是身边的同伴，手中的武器，以及那颗在真实与谎言之间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