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1日，晚间八点十七分，莫斯科西北郊防线后方集结区。
命令在傍晚时分突然下达，打破了持续十天的僵持。没有详细简报，没有地图推演，只有简洁到残酷的无线电指令：“第7装甲团所有机动单位，立即向东南方向转移，接替第14摩托化师在列宁格勒公路段的防御。行军距离：四十二公里。到达时间：明日清晨六点前。”
四十二公里。在和平时期的公路上，这不过是坦克两小时的行程。在1941年12月初的俄罗斯冬夜，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在苏军游击队活动频繁的区域，这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什么是我们？”埃里希在接到命令时脱口而出，他的声音在寒冷空气中凝成白雾，“我们连补给的燃料都不够前线防守，现在要行军四十二公里？”
卡尔从营部回来时，脸上是我们熟悉的凝重表情。“第14摩托化师在下午的反攻中被击溃，”他平静地陈述，仿佛在报告天气，“防线出现了一个八公里宽的缺口。如果我们不填上，苏军可能在明早前突破到我们后方，切断整个军的退路。”
“退路？”威廉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词，“我们不是在进攻莫斯科吗？”
卡尔沉默了片刻。“战略调整，”他最终说，但这个回答过于官方，过于空洞，连他自己说出口时都显得缺乏说服力。
我们没有时间争论。晚上八点三十分，我们排仅剩的两辆能动坦克——“莱茵女儿”和那辆三号坦克——与其他单位的十二辆坦克、八辆半履带车、十五辆卡车组成了一支杂乱的纵队。整个队伍像一头伤痕累累的巨兽，在冬夜中缓缓苏醒，准备开始可能是它最后一次长途跋涉。
“检查清单，”威廉在驾驶舱内自言自语，这是他的习惯，“燃油：四分之三箱，足够八十公里，如果路况良好。润滑油：冬季型号，但已使用二百小时。履带：左侧第三、第七块履带板有裂纹。传动系统：异响持续，但功能正常。灯光系统：左侧大灯损坏，右侧工作。”
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驾驶员：威廉·鲍尔，三十一小时未睡眠，右手三指冻伤二级，背部肌肉拉伤，体温估计低于正常值一点五度。状态：可执行任务。”
这个冷静的自我评估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令人心碎。我们都一样：埃里希的眼睛因长时间观察而布满血丝；弗兰茨的左臂伤口虽然包扎，但在寒冷中疼痛加剧；卡尔作为指挥官，神经已经紧绷到临界点；而我，作为记录者和观察者，感觉自己像个旁观者，看着这辆坦克和它的人一步步走向某个早已注定的结局。
晚上九点整，纵队出发。
最初的五公里相对顺利。我们沿着一条冻硬的土路前进，路况尚可，能保持每小时十五公里的速度。月光偶尔从云隙中透出，在雪地上投下冷蓝色的光影，提供了基本的视野。坦克没有开大灯——灯火管制是严格的，任何光源都可能招来炮火或空袭。
威廉驾驶时身体微微前倾，眼睛紧贴观察缝。这个姿势他已经保持了四年，从波兰到法国再到俄罗斯，但今夜，这个姿势里有一种不同的东西：不是专注，而是某种更深的、近乎冥想的状态。他的手稳稳握住操纵杆，但手指的每一次微小调整都显示出对车辆极限的深刻理解——知道在哪个速度下传动异响会加剧，知道在多深的积雪中履带会开始打滑，知道在怎样的弯道上需要提前减速。
“前方有岔路，”埃里希报告，他正借助星光和微弱月光试图辨认地图，“应该向左。”
“应该？”卡尔问。
“地图是1940年版的，这条小路可能已经不存在，或者改道了。”
这就是东线战争的另一个现实：地图过时，情报滞后，一切依赖现场判断。
威廉减速，坦克在岔路口停下。他推开驾驶舱侧面的小舱盖，寒风立刻涌入。他仔细查看两条路：左边的路较宽，但积雪上有新鲜车辙——可能是苏军车辆；右边的路窄，但积雪平整。
“走右边，”他判断，“车辙太新，不能冒险。”
纵队跟随我们的选择，驶入狭窄的小路。这条路很快证明比预想的更糟：路面不平，多处有隐蔽的坑洼，两侧树木茂密，枝桠低垂，不时刮擦炮管和车体。
速度降至每小时八公里。
晚上十一点，第一次故障发生。
不是我们的坦克，而是纵队中间的一辆欧宝闪电卡车。它的发动机在严寒中熄火，再也无法启动。尝试推车启动失败后，指挥官做出了残酷但必要的决定：放弃车辆，将货物转移到其他卡车，人员挤进已有车辆。
“那批货物是医疗物资，”弗兰茨看着被遗弃的卡车，低声说，“绷带，消毒剂，可能还有止痛药。”
没有人回应。我们都明白算术：在零下三十度的冬夜，一辆无法移动的卡车等于死亡。而为了整体能继续前进，局部必须被牺牲。
午夜零点三十分，我们到达第一个导航点：一座跨越小溪的水泥桥。或者说，曾经是桥——现在它被炸毁了，只剩下两端的桥墩和中间断裂的桥面，像一张咧开的巨口对着夜空。
“工兵！”指挥官通过无线电呼喊，“我们需要临时桥梁！”
工兵分队花了四十五分钟搭建了一座简易木桥——用从附近森林砍伐的树干铺设，用钢缆固定。这个过程漫长而危险：工兵们在严寒中工作，双手很快冻僵，工具不断滑落。期间，苏军的小股部队进行了两次骚扰射击，虽然被击退，但消耗了时间和弹药。
凌晨一点十五分，纵队开始过桥。每辆坦克都需要单独通过，缓慢，谨慎，像走钢丝。轮到“莱茵女儿”时，威廉深吸了一口气。
“所有人注意，可能会有颠簸。”
他驾驶坦克缓缓驶上木桥。树干在二十五吨重量下发出不祥的吱呀声，但撑住了。行进到桥中央时，左侧一根树干突然下沉——可能是结冰处断裂。
坦克猛地向左倾斜。
威廉的反应快如闪电。他没有刹车——那会让重量集中在一处，加速断裂——而是轻踩油门，同时向右微调方向。这个动作将重量重新分配，坦克恢复平衡，继续前进。
五米。三米。一米。
我们安全通过了。
“漂亮，”卡尔忍不住说，这是今夜他第一次流露出情绪。
威廉只是点点头，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冷汗，在严寒中迅速变冷。
凌晨两点，温度进一步下降。我们的呼吸在观察窗前结冰，需要不断刮擦才能保持视野。发动机运转不稳——燃油可能在油管中开始凝结。威廉不得不提高怠速，但这增加了油耗。
更糟的是，疲劳开始真正降临。
我已经三十八小时没有真正睡眠。埃里希的头不时垂下，又猛地抬起。弗兰茨在装填手位置打盹，但每次颠簸都会惊醒。只有威廉似乎完全清醒，但他的清醒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状态：眼睛异常明亮，动作精确到机械，仿佛他的身体已经越过疲劳的极限，进入某种自动运行模式。
“你在想什么？”我通过车内通话器问他，主要是为了让他保持清醒。
“想我父亲，”他的声音平稳，没有波动，“他在鲁尔河上夜航时，也是这样。没有灯光，只有星光和直觉。他说过：‘夜晚的河流最危险，但也最真实。它不会欺骗你，只会展示它本来的样子。’”
“这里不是河流。”
“但原理一样，”威廉说，“黑暗不会欺骗。它只是隐藏。而隐藏的东西，你需要用其他方式感知：声音，振动，直觉。”
他确实在用这些方式感知。每次路面状况变化前，他都能提前减速；每次有可疑声响，他都能立即警觉；每次坦克状态有微妙变化，他都能及时调整。
凌晨三点，我们遇到了最大的挑战：一片开阔的雪原。
没有道路，没有参照物，只有无边无际的白色，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蓝光。积雪深度超过一米，下面是半冻的泥沼。
“不能绕行，”指挥官通过无线电说，“绕行会增加十五公里。我们没有时间。”
“那就开出一条路，”威廉简单回应。
他驾驶“莱茵女儿”率先驶入雪原。坦克像破冰船一样前进，履带碾压积雪，形成一条深沟。但前进速度骤降至每小时四公里，燃料消耗急剧增加。
更糟的是，积雪下隐藏着危险。一次，坦克突然下沉——下面是一个被雪掩盖的弹坑。威廉迅速倒车，绕开。另一次，履带缠上了铁丝网——可能是战前农场的围栏，现在成了陷阱。需要停车，弗兰茨下车清理，这个过程花了十分钟，期间所有人都暴露在开阔地的危险中。
凌晨四点，燃料警告灯亮了。
“还剩多少？”卡尔问。
“理论上够十五公里，”威廉回答，“但实际取决于路况。在这种雪地里，可能只有十公里。”
我们还需要前进至少八公里。
“关闭所有非必要系统，”卡尔命令，“暖气关闭，部分照明关闭，无线电只接收不发送。”
车内温度瞬间又下降了几度。寒冷现在不仅是外部环境，也成了内部状态。我的牙齿开始不受控制地打颤，手指僵硬得几乎无法握笔记录。
凌晨四点五十分，最前面的一辆三号坦克发生故障：变速箱油凝固，齿轮卡死。它停在了雪原中央，像一头倒下的钢铁巨兽。
“需要拖拽吗？”无线电里有人问。
指挥官沉默了很久。“没有时间。留下两名士兵看守，其他人转移到其他车辆。天亮后如果可能，再尝试救援。”
又是残酷的算术。整体与局部，时间与生命。
凌晨五点二十分，东方天际开始泛起第一丝灰白。不是黎明，只是黑暗稍微变淡。我们终于看到了目标：列宁格勒公路，一条真正的、铺装的公路，在晨雾中像一条灰色的带子延伸。
但就在我们即将抵达公路时，炮击开始了。
不是针对我们，而是针对公路本身。苏军显然预料到增援会从这里来，进行了火力封锁。炮弹落在公路上和两侧，炸起冻土和雪块。
“全速前进！”指挥官怒吼，“冲过去！”
威廉将油门踩到底。“莱茵女儿”在最后一段雪原上挣扎，履带疯狂转动，扬起雪浪。我们冲上公路，沿着炮弹的间隙前进。一发炮弹在右侧二十米处爆炸，弹片打在装甲上叮当作响。另一发在左前方爆炸，形成弹坑，威廉急转避开。
早晨六点零七分，我们到达预定防御位置——公路旁的一个小村庄，已经被炮火摧毁大半。
纵队清点：出发时二十五辆车辆，到达时十八辆。七辆被遗弃在途中，包括两辆坦克。人员损失无法立即统计，但肯定有伤亡。
我们停在一栋半毁的农舍旁，关闭引擎。突然的寂静震耳欲聋。
“到达目的地，”卡尔的声音沙哑，“全员检查状态。”
我们勉强报告：都还活着，都还能动，但都到了极限。
威廉最后一个爬出驾驶舱。他的动作缓慢僵硬，几乎是从驾驶座上跌下来的。我扶住他，发现他的身体在剧烈颤抖——不是寒冷，而是长时间紧张驾驶后的生理反应。
“你做到了，”我说，“四十二公里，冬夜，九小时。”
他点点头，想说什么，但只是咳了几声，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可能是呼吸道在严寒中受损。
这时，我们听到了新的声音：不是炮声，而是引擎声，从东方传来。很多引擎声。
卡尔举起望远镜，看向公路延伸的方向。他的脸色变得苍白。
“不是我们的部队，”他低声说，“是苏军。坦克，很多坦克，正在向这个方向推进。”
我们完成了行军，到达了指定位置，准备接替防御。
但我们到达时，防线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要防御的，是一个已经被突破的缺口，而填补这个缺口的，只有我们这支筋疲力尽、装备残破、燃料将尽的小部队。
威廉看着东方地平线上逐渐清晰的坦克轮廓，笑了。那是一种干涩的、没有任何欢乐的笑。
“看来，”他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们的旅程还没结束。”
晨光终于到来，灰白，冰冷，毫无希望。新的一天开始了，而我们，在行军四十二公里后，面对的可能是最后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