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的里雅斯特上的船。一座巨大的、散发着机油、铁锈和海水咸腥气味的运输舰。它有个听起来颇为威武的名字——“欧罗巴号”，但身姿臃肿迟缓，灰扑扑的船壳上油漆斑驳，更像一头疲惫不堪的钢铁巨鲸。“莱茵女儿”被沉重的钢缆和链条固定在露天甲板上，覆盖着厚重的帆布，看上去像个等待解剖的怪异标本。和我们一同上船的还有其他几辆三号、四号坦克，以及一些半履带车和挤在货舱里的补给箱，共同构成这支前往非洲的“紧急补充”的一部分。
离开亚得里亚海北端那个阴冷的冬日港口时，我还穿着东线的厚绒冬装，裹着大衣。但仅仅一天之后，当船身开始随着第勒尼安海的波浪舒缓起伏，阳光——那种与俄罗斯稀薄惨淡的阳光截然不同的、具有实质重量的金色光芒——穿透云层直射下来时，我便知道，另一个世界的法则已经开始生效。
寒冷是瞬间被抽走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缓慢、粘稠、无所不在的加热过程。起初是甲板。穿着靴子踩上去，即便隔着鞋底，也能感到那铁板正在吸收阳光的热量，从冰凉变得温吞，再变得有些烫脚。然后是空气。海风依然是咸的，却不再凛冽刺骨，而是变得潮湿、温热，吹在脸上非但不能解暑，反而像一块不断拂过的湿热毛巾。最后是钢铁。“莱茵女儿”覆盖的帆布下，车体本身变成了一个蓄热箱。用手触碰炮塔侧面，即使隔着帆布，也能感到那金属白天吸收的惊人热量，到了夜晚也无法完全散去。
我们车组被分配到底层货舱附近一个狭窄的舱室。说是舱室，不如说是个用薄钢板隔出来的笼子，挤着六张吊床，几乎无法同时站立两人。通风极差，唯一的进气口似乎正对着轮机舱的某个排热管道，送进来的空气带着机油味和一股永不消散的闷热。这里活像个正在低温慢烤的烤箱。
“这才只是在海上……”威廉躺在他那层吊床上，只穿着汗湿的背心，胸膛随着船身微微晃动起伏。他望着头顶不到一米高的、凝结着水珠的舱壁，声音在沉闷的空气里有些发瓮。“在海上，四面都是水，就已经这么热了。”
他没有说下去。但我们都懂。这里至少还有海风，尽管是热的。还有理论上无穷无尽的海水，尽管不能喝。等到了非洲，到了那片被阳光直射、被沙粒反射、被热风烘烤的陆地……那会是什么样的热度？
我靠在门边，试图从那狭窄的缝隙里捕捉一丝流动的空气。汗水从额头、鬓角不断渗出，汇聚成滴，沿着脸颊和脖颈滑落，浸透衬衫的领口和后背，留下一圈圈深色的汗渍。衣服粘在身上，又湿又痒。空气吸进肺里，感觉都是温吞潮湿的，无法带来丝毫清凉。整个船舱弥漫着汗味、体味、霉味，还有一种金属受热后特有的、淡淡的焦燥气味。
“机械情况怎么样？”我问，更多是为了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也转移一下对酷热的注意力。
埃里希坐在下层吊床边，正小心地用一块干净的软布擦拭他的炮队镜目镜。闻言抬起头，年轻的脸涨得通红，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前。“炮塔转动机构我每天早晚都检查润滑，但高温下油脂有点稀，我怕进了沙子会更快磨损。光学镜片也得小心，内外温差大，容易起雾。”
约阿希姆蹲在角落里，默默整理着他的个人物品——其实也没多少东西。他擦了把汗，闷声道：“弹药舱温度更高，我担心……”
“定期通风，但别让湿气进去。”我打断他。我知道他担心什么，高温对发射药稳定性的潜在影响。但在这船上，我们无能为力。
保罗守着角落里那台我们带上船、用来接收一些通用指令的小型无线电设备，尽管大部分时间它只有嘶嘶的电流声。他拿着个本子扇风，但扇起的风也是热的。“意大利船员说，过了西西里，进入地中海中部，会更热。而且，可能会有英国人的飞机或者潜艇。”
这才是更现实的压力。苏军的反坦克炮和t-34被留在了东线的冰雪中，但新的威胁已经悬在头顶和脚下。碧蓝诱人的海水之下，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潜艇；晴朗无云的天空，随时可能传来敌机引擎的轰鸣。这艘笨重的运输舰，在浩瀚的海面上，是个再明显不过的目标。
我走到通往上层的狭窄梯道口，那里稍微有点对流的风。透过偶尔打开的水密门缝隙，能看到外面刺眼的阳光和蔚蓝到不真实的海面。海水不再是波罗的海或挪威峡湾那种沉郁的灰色或墨绿色，而是一种近乎炫目的蓝，随着船只行进，划开白色的泡沫航迹。景色很美，美得令人心旷神怡——如果忽略掉这致命的炎热和潜在的威胁的话。
“我不敢想象到了非洲会有多热。”我低声说，更像是对自己喃喃。汗水流进眼角，带来一阵刺痛。“但愿……”我顿了顿，想起东线那些伪装巧妙、突然开火的45毫米、76.2毫米反坦克炮，想起被击中后瞬间化作炼狱的坦克。“但愿英军，”我斟酌着词句，“没有苏军那么强大，那么……坚韧。至少，他们的反坦克炮，但愿没有那么恐怖。”
这想法有些一厢情愿，甚至近乎怯懦。但此刻，在这闷热颠簸的船舱里，面对完全未知的战场和环境，我无法遏制这种念头的滋生。东线的战争是泥泞、冰雪、无边无际的森林和平原，是建立在巨大数量消耗和极端残酷之上的搏杀。北非呢？我们从简报和有限的传言里知道，那是机动战，是辽阔沙漠中的长途奔袭和侧翼包抄，对后勤和机械可靠性要求极高。或许，那里更需要技巧和速度，而非东线那种绞肉机般的正面碾压？或许，英国人的坦克和战术，会有所不同？至少，希望他们的反坦克火力，不会像俄国人那样，有时近乎疯狂地隐蔽和接近射击。
威廉在吊床上翻了个身，吊床绳索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英国佬的坦克不怎么样，”他闭着眼睛说，不知道是在安慰我，还是在安慰自己。“我听说。但他们的炮兵观测和海军火力……”他啧了一声，“还有这该死的沙漠。坦克引擎吸进沙子，比吸进雪麻烦多了。”
他说到了另一个层面的压力。机械压力。“莱茵女儿”是为欧洲战场设计的，虽然进行了一些适应性改装，比如加装沙尘滤清器，但它那精密复杂的发动机、传动系统和悬挂，能否承受持续的高温和沙尘的磨蚀？东线的严寒让机油凝固，北非的酷热则可能让它们变得过稀，润滑失效。在俄罗斯，我们担心履带冻在泥地里；在这里，我们要担心沙地陷车，担心散热器被沙堵死。
每一天，我们都被允许在特定时间，在船员的监督下，登上甲板，为我们被帆布包裹的坦克进行一些基本检查和维护。这短暂的时间成了酷刑中的放风。甲板毫无遮挡，阳光直射，钢板烫得几乎无法徒手触碰。我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快速检查固定链条是否牢靠，帆布有无破损，舱盖密封是否良好。每次检查完毕，所有人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军服湿透，头盔下的头发滴着汗，裸露的皮肤被晒得发红发烫。
夜晚稍微凉爽一些，但舱室内的闷热积聚不散，依然难以入睡。我们躺着，身下的吊床随着海浪轻轻摇晃，听着船体金属因温度变化发出的轻微“咔嗒”声，以及远处轮机隐隐的轰鸣。汗水浸湿了单薄的床单。
航程仿佛没有尽头。时间在酷热、汗水、对机械的担忧和对未知敌人的隐约恐惧中粘稠地流逝。我们从碧蓝的第勒尼安海，驶过墨西拿海峡，进入更加开阔、据说也更多风险的地中海中部。意大利船员的神情日渐紧张，巡逻的了望哨增加了一倍。我们接到了明确的指令：随时做好应对空袭或潜艇攻击的准备，弃船演练又重复了几次。
每当警报声凄厉地划破闷热的空气（有时只是演习），我们便冲向指定的救生艇位置，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擂动。站在晃动的甲板上，看着深不见底的、在阳光下闪烁着诡异光芒的蓝色海水，那种感觉与在陆地上面对炮火截然不同。一种更深的、对自然力和钢铁棺材的无力感攫住喉咙。
我开始怀念东线的寒冷。那种冷是尖锐的、明确的，你可以通过添加衣物、活动身体来对抗。而这里的酷热，是弥漫的、渗透的、无所遁形的。它软化你的意志，熬干你的体力，让你从内到外感到一种粘腻的疲惫。
“欧罗巴号”继续向着南方，向着那片燃烧的大陆，缓缓驶去。我们，则在这移动的钢铁熔炉里，被慢慢烘烤、脱水，准备投入另一场形式不同、但本质或许并无二致的战争熔炉。
海上的酷热已是如此。非洲的沙漠，你又会给我们准备怎样的“欢迎仪式”？而英国人，你们真的会比俄国人“好对付”一些吗？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只有船舱外，那无边无际的、灼热晃眼的蔚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