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褪色奖状与未凉的热血
赵桐权走进审判庭时,目光先落在了原告席上那排褪色的奖状上。七张奖状用红绳捆着,边角卷得厉害,最上面那张的金字已经斑驳,却能看清“优秀教师”四个字。奖状前坐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手里攥着个铁皮饼干盒,盒盖边缘锈得掉渣,里面是一沓沓皱巴巴的借条。
“原告,陈述你的诉求。”赵桐权翻开卷宗,指尖划过“民办教师欠薪案”几个字——这是他重生后特意关注的案子,前世直到老太太病逝,这笔欠薪也没追回来,那些借条最终成了随葬品。
老太太颤巍巍地站起来,声音带着气音:“法官同志,我要告镇政府。这是1985到1992年,我在村小当民办教师的工资条,每个月35块,可他们只发了10块,说剩下的‘先欠着,等财政宽裕了就补’。”她从饼干盒里掏出一沓泛黄的纸条,上面盖着镇教育组的公章,“这是他们写的欠条,一张一张攒了七年,总共欠了1764块。我找了镇里三十多年,换了五任镇长,都说‘研究研究’,可到现在一分没给。”
被告席上的镇政府代表是个年轻干事,穿着熨帖的制服,脸上带着不耐:“法官,这都多少年的事了?财政账上根本查不到记录,再说当年的政策早就变了,民办教师都转公办了,哪还能按老标准补工资?”
“查不到记录?”赵桐权抬眼,目光锐利如刀,“我这里有份证据。”他示意书记员调出一份档案,投影在大屏幕上——那是他凭着记忆,让法警从县档案馆的废弃档案柜里翻出的1993年《乡镇财政遗留问题清单》,第17页清清楚楚记着“欠民办教师李某工资1764元”,下面有当时教育组组长的签名和镇政府的红章。
年轻干事的脸白了一瞬:“这……这是以前的旧账,现在镇里财政紧张,总不能让我们拿现在的钱填几十年前的窟窿吧?”
“财政紧张不是赖账的理由。”赵桐权的声音平稳却有分量,“1995年《教师法》颁布时就明确规定,民办教师应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欠薪必须补发。你们镇政府2018年卖了块地皮,收入三个亿,怎么到补欠薪就‘紧张’了?”他调出镇政府近年的财政报告,指着其中“招待费支出120万”一项,“你们能用公款吃喝,就不能给一位教了七年书的老师补工资?”
老太太突然哭了,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打开是本教案本,纸页都脆了,上面用红笔写着学生的名字,谁没来上课,谁感冒了,谁的作业写得好,密密麻麻。“我教过的娃,有的当医生,有的当老师,还有的去当兵了……他们都来看我,说‘李老师,当年多亏你逼着我们读书’。我不是图这钱,我就是想让他们认个账——我那些年早出晚归,带着娃们趟河上学,冬天冻裂了脚,夏天中暑晕在田埂上,不是瞎忙的,对不对?”
赵桐权看着教案本上“张小三,今日没来,娘说家里穷,要他去放牛,明日我去劝劝”的字迹,想起前世老太太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不怪他们,就是觉得,那些日子像被狗吃了,连个响都没留下。”
“被告,”赵桐权敲了敲法槌,“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持续主张权利,时效中断。原告三十年来每年都去镇政府信访,有记录为证,时效未过。”他顿了顿,声音沉了几分,“更重要的是,这不是简单的欠薪,是欠一位老师的尊严,欠一群孩子的记忆——当年她用这35块工资给学生买课本,自己啃红薯;现在你们用三个亿的地皮款办招待,却让她攥着欠条等了三十年。”
他看向年轻干事:“1764块,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算,连本带息是5826块。这点钱,不够你们一顿饭钱,却能让一位老师闭眼时踏实。现在,你们给还是不给?”
年轻干事额头冒汗,支支吾吾地说:“我……我得请示领导……”
“不用请示了。”赵桐权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这是预裁定,十日内不支付,就从你们的招待费里扣。”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庭内,“别忘了,老师教我们‘言而有信’,你们是政府部门,更该当榜样。”
庭审结束后,老太太颤巍巍地打开饼干盒,把欠条一张一张拿出来,用打火机点燃。火苗舔舐着纸页,她笑着说:“烧了好,烧了干净。你看这火,亮堂堂的,像当年教室里的煤油灯,照着娃们念书,也照着我走夜路回家……”
赵桐权看着火苗里卷曲的纸灰,突然想起前世老太太的葬礼上,那些她教过的学生都来了,每人手里拿着支蜡烛,排了两里地,像条光的河。他弯腰从地上捡起块没烧完的纸角,上面“欠”字的最后一笔还没燃尽,像个省略号——或许,有些亏欠可以弥补,有些记忆,终究会被好好珍藏,就像那些学生记得煤油灯的光,记得李老师冻裂的脚,也记得,迟到三十年的那句“对不起”。
走出法院时,老太太非要把饼干盒塞给他,说里面的借条烧了,盒子空着也是空着。赵桐权接过盒子,触到盒底的凹凸——是老太太用指甲刻的字,歪歪扭扭的“谢”。他突然觉得,这铁皮盒比任何奖杯都沉,因为里面装着的,是一个人用一辈子等回来的公道,和那些没被岁月吹散的,热乎乎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