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套房外的走廊，地毯仍留着昨夜人来人往的浅浅褶皱。门内，杯盘已撤，花束还新鲜，缎带在空调风里轻轻摆动。喜与悲、喧哗与死寂仿佛被并排装进这层楼的两扇门里，谁也不去打扰谁。清晨的光越过楼群，落进来时已被磨得温和，像一只不发声的手，抚平了墙上的金边。
“晚照，醒了吗？”门外轻轻一响，周老师压低声音，仍难掩按捺不住的激动，“九点第一场。央视教育频道、国家青年报、几家门户主站的深访，都排上了。组委会已经把会场准备好。”
门开了。林晚照穿着明德的校服，马尾利落，神情如昨夜领奖时一般平静。周老师把一叠打印纸攥得“哗啦”作响——上面是他连夜拟好的采访口径与可能问题。“这个……你过过？”他小心翼翼。
“不用。”她摇头，语气温和，“他们问什么，我就真诚回答什么。该说的，我心里都长好了。”
会场设在酒店最大的多功能厅。临时搭建的背景板上，组委会与“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徽标并列；排得整整齐齐的机位把通道挤成一道细缝，灯阵亮起的一刻，白昼似乎又被推前了一小时。
人群安静下来，是一种由期待与专业共同搭起的安静。林晚照在主席位落座，拧开一瓶水，盖子轻轻“咔嗒”一声，清澈的水面倒映出一圈圈光斑。
开场的问题可想而知：昨夜的心情、站上巅峰的感受、是否已与清北大学有进一步沟通……她的回答不走花哨的形容，只把“开心”“感激”“还需要时间理性评估培养方案”等关键词交代得有分寸。记者们很快从礼节性的寒暄撤回到专业的轨道。
戴黑框的央视记者起身，语速不疾不徐：“无论初试还是决赛，你的准确率与稳定性都非常惊人。尤其在面对超纲与非常规知识点时，你能在短时间内搭建出可用的框架。想听听你是怎么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又如何高效学习的。”
灯光在她睫毛上投出一小截影子。她把话筒向前推了半寸，开口：“如果把知识当作散落的珠子，就会本能地去数它们；但如果把它们当作能被线穿起来的点，你就会不断寻找‘线’。我更关注的是‘线’——数学思想与方法之间的连接。”
她抬手比了个小小的网状手势：“于我而言，知识是一张网。新概念出现时，我会问自己：它跟我已有的哪些节点相连？这条连线能在什么情形下起作用？比如组合与代数，很多时候并不分家——一道组合极值题可能转化为线性规划的松弛；某个几何构造在群论的对称动作下可以大幅简化；编码论的视角常常为计数问题提供意外的‘压缩’。当这张网越织越密，新问题落进来，就不至于直直坠下去。”
记者们埋头记录的笔尖齐齐快了一拍。
“关于效率，”她顿了顿，“不在于‘坐得久’，而在于‘想得真’。我更关心有效思考时间。能进入‘心流’的四个小时，胜过疲态里的十个小时。我会刻意安排周期性的抽离——散步、拉伸，甚至空手站在阳台上发呆——让大脑有时间‘后台编译’。睡眠是我的刚性约束，比赛前一周更是如此。”
有记者举手：“你会不会做详尽的时间表？”
“我更偏向任务导向而非时长导向。”她不假思索，“今天理解一个定义、证明一个引理、复盘一道题的多解是清晰的目标；至于要花三个小时还是五个小时，不必先设限。完成了，关灯。”
“那‘题海’呢？大家都在刷。”门户教育记者追问。
“刷题重要，但‘题的密度’更重要。”她把盖子扣回水瓶，“我会优先挑能暴露思维漏洞、能被纳入方法谱系的‘好题’。判定标准有三：一，它是否迫使你用一种陌生的眼光审视旧工具；二，它是否能引出一个可迁移的‘微型套路’；三，解后是否能在我的网里新增一条有效连边。吃透一道好题，胜过机械刷一百道边角料。”
“错题怎么整理？”
“我做‘错因-改法’二元记录。”她笑了笑，“只抄题与答案是最没有效的。我要写清楚我当时为何会错——是概念模糊？是路径选择迟滞？还是情绪导致的粗心？然后补上‘改法’：下次遇到同类特征时我该先想到什么。错题的价值在于它们能被回放为‘行为改进剧本’。”
“你会用费曼技巧吗？”国家青年报记者提到了一个热点词。
“会。”她点头，“我会假设在给几个月前的自己讲解，尝试用最朴素的语言复述一个概念或证明。一旦卡壳，就说明我在某个节点存在‘假理解’。这种自我讲解常常比看十遍资料有效。”
“你怎么处理超纲内容？比如纽结理论相关的那场。”
“好奇心先行。”她很坦率，“我有翻旧书与预印本的习惯，不指望一遍看懂，但会把有意思的对象与不变量记在我的‘边角料本’里。很多看似无关的玩意儿，在特定题目面前忽然就能派上用场。‘超纲’很多时候是人为划出的线，而兴趣能让你越过去。”
她说“边角料本”时，周老师忍不住笑了——他见过那本薄薄的、被她随手塞在背包夹层里的小册，页边写满了“可能的联想”。
“日常安排？运动呢？”有人问。
“每周三到五次有氧，短跑或跳绳，外加拉伸。”她答得干脆，“数学不是纯脑力活，身体状态影响专注曲线。比赛月我会把晚间跑步缩短，改成晨间轻量热身，晚上留给‘降噪’——泡脚、阅读非学科书。”
“心态管理？”一位资深记者问出了很多家长真正关心的部分。
“我把比赛看作‘抽样’，而不是‘审判’。”她顿了顿，“抽样会有波动，关键在于你的总体分布是否够好。赛前我会做三件事：其一，写一张‘预缺陷清单’，把可能出错的五件事写下来，对应策略写在右边；其二，准备一个‘重启动作’，比如掐掌心、深呼吸五次，把注意力拉回纸面；其三，为‘落后场景’预案——如果前两题状态差，我会主动把节奏放慢一档，用一道把握题‘止血’。这些看起来像细节，但它们在现场起的是‘刹车片’的作用。”
“团队题的协作呢？你看起来很独立。”
“独立与协作不矛盾。”她笑意微浅，“在团队环节，我会主动承担‘结构把关’与‘时间管理’：先把大框架搭清，分给擅长对应分支的队友，同时保留一个‘缓冲区’应对意外。遇到争议，我偏好用‘举例-反例’快速收敛讨论，而不是陷在抽象里消耗情绪。最后十分钟一定预留给统一格式与检错。”
一个年轻记者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很多同学会羡慕你的天赋。你怎么看‘天赋’与‘努力’？”
“天赋决定了你能以多快的速度把‘陌生’变成‘熟悉’；努力决定了你愿意把多少‘熟悉’磨成‘本能’。”她想了想，“我更愿意把这两者看成是‘积分’与‘微分’的关系：微分给你斜率，积分给你面积。最终谁的面积大，谁说了算。与其纠结别人斜率有多陡，不如踏实扩大自己的面积。”
会场里响起一阵不自觉的笑声与点头。有人在笔记本上圈出“斜率\/面积”的比喻，旁边写了感叹号。
问题继续往深处走：“你如何选择参考材料？”“你会如何做阶段性复盘？”“遇到长期卡顿怎么办？”她的答案总能回到可操作的层面——材料的“主线书+旁听书”搭配法；每两周一次的“十题复盘会”，把十道典型题做成“微型讲义”；卡顿期拆成“微目标+奖励机制”，用可达成的小步替代一望无际的焦虑。没有一句鸡汤，都是拿得起就能用的“方法颗粒”。
直播间的弹幕从“学神好美”迅速切换成“记笔记记不完”“今天就按她说的做一张错因-改法表”。门户的记者干脆不再写形容词，直接记要点；国家青年报的编辑当场把“知识网、心流、错因-改法、预缺陷清单、斜率\/面积比喻”圈成了副标题；央视记者在心里给出了“真诚、克制、专业”的评价。
尾声，一位年长的女记者站起身：“你昨晚在获奖感言里说‘实力才是硬通货’。今天分享了这么多方法，会担心被解读为‘炫耀’吗？”
林晚照摇头：“方法像器具。好用的器具，本该在工坊里流通。真正的竞争不在藏招，而在谁能把器具用到极致，谁能在实践里不断打磨它们。我愿意分享，因为我也受惠于前辈们慷慨留下的脚注与注解。”她顿了顿，“何况，讲出来也能校验自己理解得够不够扎实。”
掌声在会场另一端自发响起一下，又匿了下去，像人们忍不住的一次呼吸。
采访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结束时，仍有麦克风向前探来，被工作人员礼貌挡下。走廊上，周老师的手机响到“震动也会麻”，邀约短信像雪片一般——深度专访、节目录制、讲座邀请、出版策划……标题里高频出现的词是“学习法”“方法论”“心得分享”。几个媒体的小编已经把现场要点整理成《满分冠军的学习网：从错因-改法到心流管理》《林晚照：把题目变成连边的十个步骤》等文章，热度像温度计的水银，一格格往上蹿。
“这些，我们要筛一下。”周老师把手机递给她，又像怕打扰般缩回去，“你看哪类更有价值？”
“和竞赛公平、科学传播相关的优先，商业化的先谢绝。”她给出原则，“我可以做一次系统的分享，主题明确、信息准确，不追求流量。再多就会挤占学习与休息。”
“行。”周老师应下，脸上的疲惫被一种更沉的踏实替代。
回到套房，她把会徽胸牌取下，放在书桌一角。窗外的光像薄薄一页纸，安静铺在桌面。她抽出昨夜标过页的一份预印本——关于量子计算复杂性的综述——翻开，手边的签字笔在页边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与一条细线，把新概念接到她那张看不见的“网”里。
短讯一条又一条跳进来：明德高中传来的照片，校门口的红色拱门与“欢迎冠军凯旋”的横幅在阳光下鲜得耀眼；省里寄来的贺信电子版言辞郑重；清北大学的老师发来简短而真诚的祝贺，附带实验室的开放邀请与阅读清单。她一一收妥，回复简洁。
世界很吵，但她的内心像一口蓄水已久的深井，波光不起。媒体的蜂拥不过是风掠过水面，激起一圈涟漪，而井壁以下，水仍在暗处自成其深。
有人叩门——组委会工作人员送来采访录音备份与授权表。她签了字，礼貌点头。走廊尽头，另一扇门后仍旧死寂，像把昨夜的撕裂密封在一个见不得光的盒子里。
她重新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笔尖落下，页边的问号又被补成了一颗新的节点。她知道，今天她说出去的那些“器具”，会沿着不同的手、不同的书桌，落到更多人的生活里；而她要做的，仍是把自己的网再织密一点，再织稳一点。
窗外的城市在午前更亮了一分。她抬眼看了一会儿，低头，继续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