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省委家属院七号楼外，天色还是深沉的墨蓝。
三辆黑色公务车悄然停在楼前，没有开警灯，没有鸣笛。苏清越坐在第二辆车的后排，透过车窗看着那栋六层住宅楼。三单元402室的窗户还暗着，郑国平应该还在睡梦中。
“行动组到位。”对讲机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收到。”李司长坐在副驾驶位置，看了下手表，“六点十分准时行动。苏清越，你再确认一遍程序。”
苏清越翻开文件夹，快速核对：“《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扣押清单》《体检通知》……所有文书齐全。医护人员、女性工作人员、技术保障人员全部到位。”
“郑国平的家人呢？”
“他妻子在省城，儿子在国外读书。已经安排女同志陪同他妻子，做好解释安抚工作。”
李司长点点头，不再说话。车厢里陷入寂静，只有对讲机偶尔传来的电流声。
苏清越看着那扇黑暗的窗户，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这不是她第一次参与对领导干部采取强制措施，但郑国平的级别最高，影响最大。一个在政法系统工作三十多年、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厅级干部，即将在这一刻结束他的政治生涯。
但这不是同情的时候。那些被他收受的贿赂，那些被他干预的司法案件，那些因为他而遭受不公的普通人……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交代。
“时间到。”李司长看了一眼手表，“行动。”
车门打开，十多名工作人员迅速下车。苏清越跟着李司长走在中间，前面是两名省纪委的同志，后面是医护人员和女工作人员。楼道里很安静，只有轻微的脚步声。
来到402室门前，李司长示意。一名工作人员上前，按响了门铃。
第一遍，没有回应。
第二遍，里面传来脚步声，一个警惕的男声：“谁？”
“郑国平同志，我们是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请开门。”
门内沉默了几秒，然后门锁转动。门开了一条缝，郑国平穿着睡衣出现在门口，头发凌乱，但眼神锐利。
“什么事？”他的声音很平静，但苏清越注意到他的手紧紧握着门把手。
李司长出示证件和文书：“郑国平同志，经省纪委监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现依法对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并采取留置措施。这是相关文书，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郑国平接过文书，快速扫了一眼。他的手微微颤抖，但表情依然镇定：“我需要给省委打电话。”
“可以，但要到指定地点再打。现在，请收拾必要的个人物品，跟我们走。”
郑国平盯着李司长看了几秒，又看了看门外的其他人，最终点点头：“我换件衣服。”
“可以，女同志陪同。”李司长示意一名女工作人员进去。
十分钟后，郑国平换上了深色夹克和裤子，手里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走出家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客厅——墙上挂着他和各级领导的合影，柜子里摆着他获得的奖杯和证书。这个他生活了十几年的家，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下楼，上车。整个过程很平静，没有反抗，没有争吵。但苏清越能感觉到，郑国平的平静之下，是深深的绝望。
车子驶出家属院时，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城市还在沉睡，但一场影响深远的反腐败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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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指定留置点。
郑国平做完体检，换上了统一的服装，被带到特别审讯室。他没有坐在指定的椅子上，而是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院子。院子里有几棵老槐树，叶子已经落光，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中颤抖。
“郑国平同志，请坐。”苏清越走进来，在她身后的是李司长和一名记录员。
郑国平转过身，目光在苏清越脸上停留了片刻：“我见过你。在省司法厅的廉政建设会议上。”
“是的，当时我在台下听会。”
“那时候，我就觉得你不简单。”郑国平在椅子上坐下，姿势很放松，像是在聊家常，“年轻，但有锐气。没想到，我们会在这种场合再见。”
“郑国平同志，我们是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现依法对你进行讯问。”苏清越按照程序开场，“你要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不得隐瞒或作虚假陈述。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郑国平点头，“但我需要先明确几个问题。第一，对我采取留置措施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第二，我有权聘请律师吗？第三，我的家人现在怎么样？”
这些问题很专业，显示了他的政法工作背景。苏清越逐一回答：“第一，依据是《监察法》第二十二条，你有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第二，根据《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调查期间，被调查人不能会见律师，但可以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咨询；第三，你的家人有工作人员陪同，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有保障。”
“好。”郑国平说，“那么，你们掌握了什么证据，认为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这个问题很关键。苏清越和李司长对视一眼，李司长点点头。
苏清越打开文件夹，但没有立刻出示证据，而是先问了一个问题：“郑国平同志，你认识王建国吗？”
郑国平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认识。他是我在县里工作时的企业家，后来业务做到了省里。我们偶尔有联系。”
“什么样的联系？”
“工作联系。他是民营企业家，为地方经济发展做了贡献。作为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家，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是正常工作。”
“只是工作联系？”苏清越追问，“有没有经济往来？”
“没有。”郑国平回答得很干脆，“我和他只有工作关系，没有任何经济往来。”
“那这个呢？”苏清越播放了U盘里的视频。
画面出现时，郑国平的瞳孔明显收缩。但他很快恢复了镇定：“这个视频是伪造的。现在技术很发达，AI换脸、视频合成都能做到。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场景。”
“视频拍摄时间是2020年5月18日，下午三点二十分，地点是你的办公室。”苏清越说，“需要调取当天省委大楼的进出记录、监控录像吗？”
“那天我确实在办公室，但不能证明视频里的内容是真的。”郑国平还在坚持，“可能是有人潜入我办公室偷拍，然后后期加工。”
“那这个呢？”苏清越又拿出一份银行流水，“这是王建国公司的账户记录。2020年5月20日，也就是视频拍摄后两天，有一笔五十万元的转账，收款人是你妻子表弟的账户。怎么解释？”
郑国平盯着那份流水，沉默了几秒：“我不知道这件事。可能是我妻子的亲戚和王建国有经济往来，跟我没关系。”
“你妻子的表弟，是个普通工人，年收入不到十万。他为什么要给王建国公司转账五十万？又为什么能收到王建国公司的五十万？”
“这你要问他，我不知道。”
推得干干净净。苏清越早有预料，继续出示证据：“还有这个。你外甥的公司，近三年承接了十七个政府项目，总金额超过两亿元。这些项目，大多需要政法委系统的审批或备案。而你的秘书郑明，多次为这些项目打招呼。”
“郑明是我秘书，他的行为不代表我的意思。”郑国平说，“如果他违规为亲属谋利，那是他的问题，我不知情。”
“那这个呢？”苏清越播放了郑明的审讯录像片段。
录像里，郑明声音哽咽：“……是郑书记让我去打招呼的。他说他外甥的公司不容易，让我们适当关照。我……我都是按领导的指示办……”
郑国平的脸色终于变了。他盯着屏幕，双手紧握。
录像播放完，苏清越关掉视频：“郑明已经交代了所有问题，包括为你收受王建国等企业家的贿赂，为你亲属的公司提供便利，为你干预司法案件等。他有详细的记录，也有录音录像证据。”
长时间的沉默。审讯室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
郑国平低下头，双手捂住脸。这个动作持续了足足一分钟，然后他抬起头，眼睛通红：“我要见林正声常委。”
“林常委在指挥部，现在不能见你。”李司长开口了，“郑国平同志，证据确凿，你抵赖不了。现在交代，算你主动坦白，可以从宽处理。”
“从宽处理？”郑国平苦笑，“我今年五十八岁，还有两年退休。现在交代，最多保住命，但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不交代，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一线生机？”李司长严肃地说，“中央纪委亲自督办，省委全力支持，你觉得自己还有生机吗？郑国平，你是老政法，应该知道政策。主动交代、退赃退赔、检举揭发，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郑国平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我需要时间考虑。”
“可以给你时间，但不会太长。”李司长站起身，“今天下午，我们要听到你的态度。清越，你陪郑国平同志聊聊。”
李司长和记录员离开了，审讯室里只剩下苏清越和郑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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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在延续。郑国平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像是在养神，又像是在思考。苏清越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坐着。
窗外的阳光渐渐升高，透过窗户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片光斑。光斑里有细小的尘埃在飞舞，像是时间具象化的痕迹。
“苏清越同志，”郑国平忽然开口，声音很轻，“你相信报应吗？”
这个问题有些突然。苏清越想了想：“我相信法律。违法必究，犯罪必惩，这是法治的应有之义。”
“法律……”郑国平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我干了一辈子政法工作，制定过法律，解释过法律，执行过法律。我以为我懂法律。但现在看来，我不懂。”
他转过头，看着苏清越：“你知道我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1985年，我从政法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法院。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住的是集体宿舍，吃的是食堂。但我很快乐，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维护公平正义。”
他的眼神有些遥远：“我在基层干了十年，从书记员到审判员，从审判员到庭长。我办过很多案子，有刑事的，有民事的，有经济的。我见过因为几百块钱兄弟反目，见过因为一块宅基地邻里成仇，见过因为工伤赔偿妻离子散……那时候我想，法律真重要，能解决这么多矛盾。”
“后来呢？”苏清越问。
“后来我调到了县委办，然后到市委办，再到省委政法委。”郑国平的声音变得低沉，“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但我离法律越来越远。我不再亲自办案，不再接触具体的当事人。我接触的是文件、会议、批示。我开始觉得，法律是一种工具，一种可以用来达成目的的工具。”
他停顿了一下：“第一次收钱，是在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一个开发商，送了五万块钱，装在一个茶叶盒里。我推辞了，但他硬塞给我。那天晚上，我盯着那盒‘茶叶’看了很久，最后把它藏在了书柜后面。”
“为什么不退回去？”
“因为需要。”郑国平说，“我儿子要出国留学，需要钱；我想往上升，需要打点关系。那五万块钱，就像打开了一扇门。后来，第二笔、第三笔……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从开始的忐忑不安，到后来的心安理得，再到后来的主动索取。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滑下去的。”
他看向苏清越：“你说法律重要，但在我看来，权力更重要。有了权力，可以解释法律，可以变通法律，甚至可以超越法律。你看那些企业家，为什么给我送钱？因为他们需要我的权力。你看那些下属，为什么听我的话？因为他们敬畏我的权力。权力，才是这个世界的硬通货。”
这番话很直白，也很可悲。苏清越摇摇头：“郑国平同志，你错了。权力不是硬通货，民心才是。那些给你送钱的企业家，一旦你失势了，第一个抛弃你的就是他们。那些听你话的下属，一旦你出事了，第一个交代问题的也是他们。赵立民、郑明、吴天林……不都是这样吗？”
提到这些名字，郑国平的表情抽搐了一下。
“你以为你掌握了权力，实际上你被权力腐蚀了。”苏清越继续说，“你以为你在利用法律，实际上你践踏了法律。那些因为你而遭受不公的普通人，那些因为你而失去对法律信任的老百姓，他们不会忘记。”
“老百姓……”郑国平喃喃道，“我很久没想过老百姓了。在我这个位置，想的是领导，想的是同级，想的是下级。老百姓太远了，看不见，摸不着。”
“但老百姓看得见你。”苏清越说，“你每次收钱，可能就有一个家庭拿不到应有的补偿；你每次打招呼，可能就有一个冤案得不到纠正；你每次滥用权力，可能就有一个普通人失去对公平的信仰。这些，你都想过吗？”
郑国平沉默了。他重新闭上眼睛，但苏清越看到，他的眼角有泪光。
又过了许久，他重新开口：“如果我交代，能保住命吗？”
“法律有规定，主动交代、退赃退赔、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苏清越没有承诺具体结果，“但关键看你的态度和行动。”
“如果我检举揭发呢？我知道一些人的问题，可能比我还严重。”
“那要看检举的内容是否属实，是否有价值。”
郑国平深吸一口气，坐直身体：“我要纸和笔。我自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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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郑国平交出了十二页的亲笔供述。
内容触目惊心：除了已经掌握的收受贿赂、为亲属谋利、干预司法等问题，他还交代了与其他五名厅级干部的利益往来，涉及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人事安排等多个领域。更关键的是，他供出了一个重要线索——某位省级领导在多年前的一起案件中，可能存在徇私枉法行为。
“这位领导已经退休了，但当年的事，我有证据。”郑国平说，“在我老家的保险柜里，有一个铁盒，里面是当年的案卷材料和录音。保险柜的钥匙，在我妻子那里。”
这个线索太重要了。苏清越立刻向指挥部汇报。
下午五点，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林正声常委看完郑国平的供述，表情异常严肃：“如果郑国平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个案子又要升级了。这位退休的省级领导，当年是分管政法的副省长，影响很大。”
“需要立即核实。”江枫书记说，“我建议兵分两路：一路去郑国平老家取证据；一路对郑国平供出的其他厅级干部，进行初步核实。”
“同意。”林正声点头，“苏清越，你带人去郑国平老家。李司长，你负责核实其他厅级干部的问题线索。注意保密，注意安全。”
“是。”
会议结束后，苏清越立刻组织人员出发。郑国平的老家在邻省，开车需要四个小时。她带了两名同志和两名技术人员，还联系了当地纪委监委协助。
晚上九点，车子驶入一个偏僻的小县城。按照郑国平提供的地址，他们找到了那栋老旧的居民楼。郑国平的妻子已经被接到省城，家里只有当地纪委监委的同志在看守。
保险柜在卧室的衣柜后面，很隐蔽。打开后，里面果然有一个铁盒。铁盒里是泛黄的案卷材料、几张老照片，还有一个老式录音带。
苏清越小心地翻看着那些材料。这是一起二十多年前的刑事案件，涉及当时县里的一家企业。案卷显示，这家企业涉嫌偷税漏税、非法经营，但最后不了了之。而这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正是那位退休省级领导的亲戚。
录音带已经老化，但技术员用专业设备成功读取了内容。录音里是两个人的对话，一个年轻的声音是郑国平（当时是县法院的审判员），一个年长的声音是那位领导（当时是副县长）。
领导：“小郑啊，这个案子要慎重。那家企业是县里的纳税大户，解决了很多人就业。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郑国平：“可是他们涉嫌犯罪，证据确凿……”
领导：“证据是死的，人是活的。县里正在招商引资，需要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这个案子，可以适当从宽处理。”
录音不长，但意思很明确——干预司法，为亲属企业开脱。
铁证如山。
苏清越把证据小心封装，连夜赶回省城。路上，她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夜色，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录音，可能改变很多人的命运。那位已经退休安享晚年的老领导，可能没想到，当年的一个电话，会在今天成为定罪的证据。
而这一切，都源于郑国平的关键突破。
回到省城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但指挥部灯火通明，所有人都在等待。
苏清越把证据交给林正声常委。林常委看完后，只说了一句话：“上报中央。”
天快要亮了。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而苏清越知道，她的战斗，还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