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脱口而出道：“臣以为，安定先生胡瑗当可。只是先生已然仙逝五年，无缘此盛事了。陛下办如此蒙学，可谓天下人之福也。安定先生若在世，定会拍手称赞，全力协助陛下……”
陆承启不识得安定先生胡瑗是谁，一问才知道，原来胡瑗在大顺是如雷贯耳的，重量级的，最高人气的教育大师！胡瑗的有多高人气？大顺皇朝的地方官学制度，是他提出的，学文练武的培养制度，也是他设计的，礼乐制度更是他完善的，在太学讲课，经常学堂挤破头。俩位大文豪，范仲淹与欧阳修，全把儿子送到他门下。
胡瑗先后在苏州和湖州授课，把学生按照音乐算学文学军事各专业，分成“经义斋”和“治世斋”，号称“苏湖分斋法”，是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理分科教学。如此牛人，形象更是典型老夫子，他“苏湖分斋法”的教学制度，规矩严格到恐怖，单每天课后复读就是五百遍，晚自习读书更要三百遍。而且坐立都严，他自己以身作则，盛夏酷热，还穿厚实朝服上课。学生稍低点头，立刻就是一顿训。教法十分魔鬼。
但如此魔鬼？为啥学生们还死心塌地？除了胡老师够硬气，先对自己狠。更因他除了狠，还很会玩。教学最讲简单直观，讲课妙语连珠，每句话通俗易懂不高调，轻易就听入迷。教儒家礼仪，胡瑗干脆把儒家礼器全现场画成图，看的大家叹为观止！
最牛的，却是另一样：做游戏！要按唐朝规矩，敢在国子监作乐？立刻开除！胡瑗一接受，立刻废这规矩，每天上课都带着学生玩投壶习射，边玩边教学，晦涩讲义轻松就明白。每次考完试还有大福利：肯善堂办联欢会，亲自带大家跳舞唱歌，玩，就玩个痛快！
当然大家最盼的，还是每年胡老师的最大福利：带学生们集体旅游，还曾经组团带大家从江南来到陕西潼关，饱览大好山河，捎带兼当导游，介绍着风土人情还不忘上课。这可不是为了公款旅游，胡老师说了：以广其闻见！干大事，要有大胸怀！
至于教学成果如何，说几个人就知道了。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都是胡瑗弟子。
陆承启听了文彦博的叙述之后，感叹一声：“生不逢时啊，生不逢时……”
弄得文彦博不知道他是说自己生不逢时，还是说胡瑗生不逢时。不过想来，是说胡瑗多一些吧？
陆承启感慨了一番后，才兴致缺缺地问道：“除了安定先生外，文卿可知还有谁能担此重任？”
用重任来形容蒙学，并不为过。韩愈说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授业解惑好理解，传授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技巧和疑难问题。但是传道，就有待商榷了。道，有人说是指儒家之道，但陆承启认为，韩愈是在说做人之道。一个人学问再高，不会做人也是白搭。所以陆承启要找的人，必定是德才兼备的，最好正直得来，又会讲课的那种。
其实陆承启是有一个人选挺符合的，就是御史中丞李然。只可惜这个李然，正直是正直了，才学也不错，就是太过严厉。虽说严师出高徒，可不懂得怎么教，是个硬伤。万一教出来的弟子都像李然一样是个死脑筋，那比埋没人才更可怕。
文彦博思虑了良久，才小心翼翼地说道：“臣举荐孙觉孙莘老。”
陆承启知道，这时候说人名，很喜欢先说名再说字。想来这人名叫孙觉，字莘老。只不过陆承启“孤陋寡闻”，从未听过此人的名声。“此人……有何才德？”
文彦博见小皇帝如此一问，便知道小皇帝对孙觉不熟了。这也难怪，孙觉并不在长安城里，也不是京官，声名随着时日渐渐淡去，小皇帝自然不会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了。
“孙莘老以敢言着称，任言官时，对于不学无术之韩缜；对于制造冤狱之蔡确；对于人品污下、才薄望轻之章惇；对于才识浅陋之安焘等，在一月间连上弹劾奏疏十余章。先帝拟升其官职，言‘奸臣不除，即不升官。其去位之后，别有差遣，臣不敢辞’。后因得罪先太师杨道奇、论副相邵亢不才，被贬越州通判，后恢复右正言，徙知通州。”
陆承启明白了，这又是一个愣头青，只是这个愣头青比李然还厉害，竟敢弹劾杨太师！牛人啊，这也说明了不管国家处于状态下，忠臣良将是不缺的，缺的是皇帝敢不敢用而已。但这样的人，陆承启觉得他不太适合做老师啊！
刚想说点什么，文彦博又补充道：“陛下，孙莘老乃是安定先生胡瑗、古灵先生陈襄的弟子，黄庭坚的丈人，秦观、陆佃、王令的老师……”
陆承启一愣，陆佃、王令他不知道，秦观他却是知道的。那一首《鹊桥仙》，可是千古名作啊！教得出秦观的人，还要纠结他会不会教学生吗！“这孙莘老，确为人才。只是安定先生仙逝了，这古灵先生又是甚么人物？”
文彦博立时答道：“回禀陛下，这陈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乡校，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为友。时学者沉溺于雕琢之文，所谓知天尽性之说，皆指为迂阔而莫之讲。四人者始相与倡道于海滨，闻者皆笑以惊，守之不为变，卒从而化，谓之‘四先生’。襄举进士，调浦城主簿，摄令事。县多世族，以请托肋持为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听讼，必使数吏环立于前。私谒者不得发，老奸束手。民有失物者，贼曹捕偷儿至，数辈相撑拄，襄语之曰：‘某庙钟能辨盗，犯者扪之辄有声，余则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诣钟所祭祷，阴涂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群盗往扪，少焉呼出，独一人手无所污，扣之，乃为盗者；盖畏钟有声，故不敢触，遂服罪。襄留意教化，进县子弟于学。并建学舍三百楹，亲临讲课，求学者数百人。后调任台州仙居令，作《劝学》一文，劝少年人就学。其人公正廉明，识人善荐，可谓大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