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记者们前往码头的时候，上海滩也是风起云涌了起来。
比如说上海的各大院校。
在上海沦陷之后，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撤离到了后方。
因为在七七事变开始的时候，由于很多人都认为那一次的事件仅仅是日本人的挑衅，毕竟类似的事情以前也是发生了很多次，因此大家都认为这一次变故和之前的那样，只是小规模的军事袭击，双方最后也只需要交涉一番就好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国党政府也做出了类似的错误判断，而在这种错误预判的情况下，国党教育部给各地下达的文件是“务必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主。
可是七七事变却没有按照大家预想的那样发展，所以说直到华北地区大片土地沦陷之后，教育部才在仓皇之中发出各地高校要做好随时撤退的指令。
但是上海和其他地方又有不同之处，因为上海有租界的存在，所以说在华北，华中等地区的高校紧急撤离的时候，教育部对上海的高校却没有采取太多的应对措施。
毕竟在很多人的眼中，上海有租界，而租界里面又西方列强保护，所以说日本人肯定是不敢进犯的。
故而上海的高校与其劳心劳力的搬迁到大后方，还不如先把这些学校搬到租界躲避一阵子方便。
当然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做法，所以说上海很多高校的命运也随之出现了改变。
随着淞沪会战的爆发，在日本人猛烈的炮火之下，上海各大学校对于内迁一事也是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比如说上海交通大学与同济、复旦、大夏大学这些规模较大、声望较高的国立、私立大学。
这些学校在短时间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在租界找寻到足够大的土地，所以说完全就不具备办学条件，因此对于内迁的态度也是有些赞同的。
当然了，他们作为上海的老牌学校，就算要搬迁，也不是全部搬离，比如说上海光华大学。
自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后，因为地处战区，所以说光华大学校舍全部被日军给炸毁了。
而光华大学校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独自一人伫立于大西路铁轨旁，遥望火焰，不禁有些潸然泪下，随后又破涕而笑曰：“我校为抗战而牺牲，自当随抗战胜利而复兴也。”
虽然说上海沦陷之后，学校仍然坚持租房上课，未曾间断。
但是校长和校董事会商议决定将学校一部分内迁入四川，1938年成立了“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至此上海本部才不再公开招生。
至于说往届生还在上海本部，也就是在租界之中继续上课。
而像上海法学院、上海商学院等规模较小的教会与私立学校，却没有搬出上海的想法。
比如说上海商学院，他们的学生人数较少，所以说只需要有一栋教学楼，就可以完成复学的工作。
而且这个学校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开设的，所以说背后的关系很强大，自然也就不担心日军会堂而皇之地进入租界。
于是，上海高校自此分为两部分，国立大学与规模较大的私立大学在战争开始后只留下了一小部分人在上海继续坚守，至于说其他的大部分人则是陆续迁往大后方。
而像一些教会学校与规模较小的私立大学则是选择继续留在上海教学。
此时，上海法学院里面，一个助教老师，谢世旦。
他手里面提着一个小包，一路上也跟着认识他的学生打着招呼，不过要是仔细观察的话，便会发现，此人现在好像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
因为他的真正身份是中统上海区交通站的联络员。
至于说他在上海法学院的工作嘛，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那就是负责监视上海法学院里面的学生和老师，警惕红党的人蛊惑这些国家的优秀人才。
在1938年二月的时候，红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就通过上海文化界协会在上海的一些大学里面组织了一系列的培训活动，对外宣传的目的是为了培训优秀青年参加抗日救国。
但是在中统人的眼中，或者说在国党人的眼里面，红党人的如此做法，完全就是以抗日为名，实际上却是在暗中蛊惑和拉拢这些国家的人才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所以说这是中统的人绝对不允许的，故而他们也是随即就展开了行动，全力监视起了上海的各个大学。
至于说谢世旦一个交通员为什么会来做这个工作，其实也很简单，中统的人在这些日子里面被严重的消耗了，而补充的人手缺还没有到位，所以说在上海法学院被确认为红党过份活跃的校园，必须严密监视之后，中统在一时之间却找不到合适的人。
所以说谢世旦便被安排到上海法学院当了助教老师，毕竟这种事情的危险性也不是很高嘛，他一个交通员来做，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而经过这段时间的秘密观察，他也已经发现了红党在上海法学院里面活动的线索，正准备向上汇报呢！
谢世旦走了没一会儿，便看到前面的一个小道旁边聚集了很多的学生。甚至于还有一些学生正在举着各式各样的横幅。
对此，谢世旦也是微微的皱起了眉头，因为在他只是微微的扫了一眼，便发现这些学生之中，有不少的人都是已经进入到他的视线之中的亲近红党之人。
他本来以为这些学生今天又在组织抗日演讲了，不过走进一看，却是发现这些横幅上写的居然是号召同学们为难民募捐的。
对此，谢世旦也只是有些不屑的笑了笑，因为他明白，这些都是红党的小伎俩，毕竟明着宣传抗日，肯定会引来麻烦的。
所以说红党便带着这些学生闹事，声援和救助所谓的穷苦工人、童工，实则还是老一套，借此来拉拢这些穷鬼，暗中壮大他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