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有的人的选择会让其他人动容，秦州茶马司提举潘易岭的一个奏折引起了轩然大波。
潘易岭去秦州任职已经有几个月，茶马司在大宋朝是个肥差又是个苦差。所谓肥差，当权限涉及庞大的经济利益，想不肥很难。所谓苦差，这个差事算是庶务，那竞争这个差事的人就很多，承担的责任亦然很大。
对于潘易岭来说，这个职位更是一个苦差。潘易岭进士出身，虽然有过地方庶务管理的经验，但就茶马司这个职位，涉及庶务和人情往来太多，是有点不适合的，这在治政里面也是偏方向。这更有点像后世的国营单位。
潘易岭上的折子是这几个月他对茶马司的一个认知，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认为茶马司需要有一定的调整。
茶马司在大宋朝是有过动荡的，原大宋旧制分茶司和马司，大宋在边陲以茶易马，以秦州为例，各地茶司按规定运送茶叶至马司，马司与外族易马。这里有个极大的弊端，茶叶的品相。马司对外交易时候，茶的到货时期和品质这些会直接影响交易，对茶叶的选择马司又没有权利。一旦交易不足，那茶司和马司就会打嘴仗官司。马司说茶叶不行，茶司说马司无能。
新党当政时候，对这个进行了革新，朝廷合并茶司和马司，组茶马司，将整个茶业和马业交由茶马司统一负责管理。实际效果有改善，但也不算好，责任的确归于一个部门，但不过是把分歧往下压，既处理茶和处理马的问题放在茶马司这个部门上，这实际不过是把争端放到部门里面，不用再折腾去朝堂。
司马光废除新法恢复旧制，这事再次出现反复，虽然茶马司还是保留，但茶和马实际还是两条线，既两波人。后续茶马司任职的人都不想折腾，尽量按着原方略办事就是。
潘易岭的这封奏折是他对整个茶马司的理解，但就内里的套路而言，更有点走新党的路子，因为他的核心是把茶马两事人员真正意义上合并。当年朝廷合并茶马司是在制度上把卖茶买马放在一起，他就干脆一点，把这个责任往下压，既下层操作人员卖茶买马为同一责任人。他想把茶马司人员买和卖放在一起。
潘易岭要推行这事在秦州遇到莫大阻力，这种改组是会影响整个利益分配的，而且这让责任明确到人后，很多人实际就不好办自己想办的事。
潘易岭最初不想上这个奏折，他想尝试在秦州自己试试，但当他遇到莫大阻力之后，他思量很久，他知道他的这个尝试是有违旧党那个精神领袖司马光的方略的，在朝堂没有认同时候，他压根就推不动。当他把这个奏折上去，那就不仅是秦州茶马司的事，这会是整个大宋茶马司的事。
……
云良阁。
杨元奇看到这个奏折全貌的时候，内心是有些震动的，他看到的不是茶马司合并的这个大方向，而是潘易岭后面阐述的更细致的一个分析，既对茶叶采买的改组。这或许都不是其他官员关注的点，他们可能更在意的是前面的原则性问题，这涉及政治倾向。
杨元奇认为他这个岳父是深入了解了这个行当的，因为他隐约指出了茶业和马业最重要的一点区别。茶和马在大宋朝都是专营，这其实是不恰当的。马在大宋朝可以，因为稀缺，但茶不行，茶在大宋朝这几十年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事实是外族缺茶，但大宋内部实际已经不缺，是非常繁荣的交易面，这种垄断控制从根子上是压制了茶叶交易。
潘易岭并没有系统论述这点，但实际操作过程却是明显能感觉他有所察觉，因为对于茶的考核他来得更彻底，既他想引入民间定价，这有点像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这显然比朝廷一纸定价要合理。至于朝廷控制，那也是控制茶叶不能随民间交易外流。
杨元奇不知道这事究竟会如何发展，他想的是那个在他眼里有点迂腐的读书人比他勇敢，不管如何，大宋士大夫在没过多倾轧前，他们都有那么点为国为民的味道，可能大家侧重点方向不同，但很多初入官场的人的确想做点事。就如同这段时间他认识的宗泽和张孝纯，政治倾向姑且不论，他们是想干点事。
杨元奇觉得潘易岭受到的冲击不仅是政治倾向问题，茶马司本来就是慢慢发展的产物，作为潘易岭既然领了这个职位，有点这方面的见解，他折子也不过限制在茶马司内，那圈子人很多就会有各种解读。他在茶叶方面的解读实际是动了很多相关利益人的奶酪，分享专营奶酪的人恰恰又是在大宋朝非常有权势的人。
杨元奇实在不知道怎么说，哪怕杨元奇提前知道，认为他这事有点急，也只是杨元奇个人以为。潘易岭是他岳父，是大宋朝一榜进士，不会在他的政事上和他商量这个，他有自己的理想。
杨元奇默然无语，陈妙常轻声问：“相公，要不要写封信问问金莲姐姐。”
杨元奇摇头说道：“这是政事，没必要扰她。我直接写封信问下潘岳丈的想法吧。”
潘易岭没告诉任何人，也是不想别人担心他。要是在大家都在开封，可能会提一提，他在秦州，怎么会什么事要有小辈商量的。
李师师说：“金莲姐姐的父亲从来就是典型的文人，他还是进士呢。”李师师在开封和潘易岭熟悉，多少知道点他的为人。
杨元奇说：“趁着苏老爷子还没走，我去找下他问问吧。”不得不说苏轼才是杨元奇最不惧的人，反正公事私事找他就对了。
李师师道：“那我也一起去，我准备了一些东西给他们呢，去巴蜀虽然是他家乡，总要多带点东西才好。朝云夫人可不是蜀中人。”
杨元奇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