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赐对张居正本人没有意见，他知道当初戚继光强行攻打宁波和杀汪直都是嘉靖皇帝的主意，所以刘赐没有因为此前的事情而怪罪张居正，他们就公事论公事，谈妥了这“倒严”大计的前后事宜。
当天见完张居正之后，刘赐又从春禧宫出发，在入夜时分乘着宫中热闹，在混乱中出了紫禁城，又径直出了京城，返回江南。
刘赐他们前后只在紫禁城中待了两夜，刘赐落实了这个“倒严”的大计，他越发知道行事必须隐秘，不能让严党知道他们来过京城，并且见过裕王府的人，也就是说，不能让严党知道裕王府和江南姚家公子在密谋着什么，这才能够攻严党一个猝不及防。
应该说刘赐他们这一程从婉儿起初的安排开始就很隐秘，玄武带他们上京城很是隐秘，而他们住进了春禧宫，也是严党料想不到的，所以严党不知道姚家公子来了京城，更不知道这“倒严”的大计已经在暗中施行。
刘赐这一程甚至没有见到司礼监的人，连黄锦、李芳都没有见到，这是因为司礼监有意脱开和刘赐的关系，毕竟这“倒严”的大计是裕王府主导的，司礼监虽然帮忙，但是也有意要脱开干系，另一个原因自是因为司礼监也想掩人耳目，避免这“倒严”大计被泄露。
刘赐一行再次乘船从京杭大运河南下，很快回到了江南，此时已是八月底，裕王府和司礼监在朝廷里面已经开始筹备上奏疏奏请嘉靖皇帝将今年的“巡盐”事务交给江南织造局办，而刘赐一回到江南，立马就着手开始办那“做实严党通倭谋反”之事。
刘赐立马到双屿港见到徐活佛，细问当年汪直还在时，严党与汪直手下的三支舰队勾结之事。
徐活佛在刘赐的麾下已经站稳了阵脚，他在同济会这稳定的“开海”商贸中获得了足够的利好，所以他已是忠诚于同济会和姚家，而当他知道刘赐在执行那“倒严”的计策，他也愿意支持刘赐，这大明天下苦严党专权有二十年之久矣，徐活佛虽然身在江湖，但也知道严党的可恶。
徐活佛细细告知了刘赐当年严世藩和这江南的倭寇勾结的状况，其实严嵩是严令严世藩和其他党羽不得与倭寇有染的，毕竟严嵩比严世藩更加清楚自己的身份和本分，他知道沾染上“通倭谋反”的罪名，那是万劫不复的，但是严世藩没有听从父亲的禁令，他比严嵩要贪婪得多，所以他仍是暗中和倭寇勾结，但是由于严嵩的禁令，他不敢做得太过火，只是暗中写一些批文，将一些进贡朝廷的丝绸、瓷器、茶叶卖给倭寇，从中赚取钱财。
严世藩勾结的倭寇正是汪直麾下的三支舰队，应该说严世藩没有任何“谋反”的实质行动，也不会有这般的心思，他只是图谋敛财而已，但是这对刘赐来说已经足够了，刘赐立马让徐活佛前去调查这严世藩所勾结的三支舰队的下落。
徐活佛在汪直在世时是“五峰船主”集团的第三号或第二号人物，他对于整个倭寇集团的内情自是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立马派出得力的手下，前去探听这三支舰队的下落。
在九月上旬，徐活佛已经打听清楚了这三支舰队的下落，这三支舰队抱团去了日本，去了日本最南部的鹿儿岛，加入了那里一个被称为“萨摩藩”的藩国，成了这个藩国的武装力量。
徐活佛对此感到有些棘手，萨摩藩是日本最为强大的藩国之一，这个藩国位于日本的南部，汪直当年与这个藩国多有接触，哪怕是强大如汪直也不敢轻易招惹这萨摩藩。
刘赐却毫不犹豫地命令徐活佛，立马前往萨摩藩，让萨摩藩的藩主交出那三支舰队的头领。
徐活佛只好派出了干练的手下前往萨摩藩，传达了“同济会领袖、江南姚公子的意思”，而萨摩藩藩主不出所料地拒绝了刘赐的要求，对于萨摩藩来说，这三支去年新加入的、来自大明海疆的倭寇舰队很大程度地夯实了他们的武装实力，这萨摩藩藩主自是不愿意损害自己的力量。
但萨摩藩藩主也知道那位神秘的“姚公子”的厉害，他知道这位公子掌控着同济会，还掌控着大明江南最强大的家族，他语气客气地修了一份文书，向“姚公子”说明了自己的苦衷，并称愿意进献十二具精良甲胄，与“姚公子”同修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