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仕途
鄂尔泰的早年仕途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起伏与挫折。他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家庭，家族成员曾在清朝初建时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鄂尔泰从小就承载着家族的期望与荣耀。他的祖父图彦突曾任户部郎中，父亲鄂拜则是国子监祭酒，这无疑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与社会资源。
自六岁起，鄂尔泰就开始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研读四书五经，到了八岁时，他已经能够撰写文章，并且练习书法，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鄂尔泰十六岁应童子试，十七岁中秀才，十九岁补廪膳生，这些成就都是他勤奋学习的结果。二十一岁时，他中举，正式步入仕途，并承袭了家族的佐领世职，成为一名侍卫，这意味着他有机会接近权力中心，参与到朝廷的日常政务之中。
然而，尽管出身良好，又有一定的才华，鄂尔泰的官场之路却并不平坦。直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三十六岁的他才终于获得了内务府员外郎的职位。这个职位虽然重要，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鄂尔泰并没有获得进一步的晋升机会，反而陷入了长时间的停滞状态。这让他感到十分苦恼和沮丧，他开始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元旦，正值四十一岁的鄂尔泰，面对着新年新气象，却在镜子前感叹自己年华老去，门前冷落，草木未兴。他在《咏怀》诗中表达了对自己仕途前景的悲观情绪，认为如果到了四十岁依然无法有所作为，那么即便活到百岁，也未必会有大的改变。这段时期，鄂尔泰的心情可以想见是非常沉重的，他或许从未想过自己将来能够达到高位，成为朝中的重臣。
二、官运转机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鄂尔泰的命运迎来了重大转折。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这是他首次获得较高层次的官职任命，意味着他在官场上的地位得到了认可。仅仅几个月之后，五月，鄂尔泰便被越级提拔为江苏布政使，成为了地方上的重要官员。这次晋升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是对他未来潜力的高度期待。
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鄂尔泰再次获得晋升，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广西巡抚。然而，就在他即将赴任之际，雍正帝认为鄂尔泰的能力足以承担更大的责任，于是决定改封他为云南巡抚，同时赋予他兼管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职责。实际上，由于当时的云贵总督杨名时主要负责云南巡抚事务，鄂尔泰在西南地区行使的是总督级别的职权。
当时，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湖南、湖北等地，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如苗族、彝族、壮族、白族、瑶族等。这些地区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土司制度，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地方自治形式。土司们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不仅占有土地、山林和水源，还掌握着土着居民的人身自由。土司与土民之间存在着极为不平等的关系，土司可以随意处置土民的生命财产，甚至以射杀土民为乐，或在祭祀活动中将其当作祭品。
土司制度的存在不仅阻碍了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还对中央政权构成了潜在威胁。土司各自为政，拥有私兵，一旦中央政府试图干预，往往引发武力冲突。因此，解决土司问题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雍正帝即位后，西南各地的地方官员纷纷上奏，要求解决这一问题。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雍正帝认为“改土归流”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即取消土司制度，改为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员进行管理。
恰逢此时，雍正帝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并委派都统封正南协助他解决土司问题。鄂尔泰深知任务艰巨，刚到任时便遭遇了土司甲兵的骚扰，甚至军营被焚烧。面对挑战，鄂尔泰没有退缩，而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单纯依靠军事力量只能解决表面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彻底废除土司制度，实施“改土归流”。
鄂尔泰提出了“以用兵为前锋治其标，以根本改制治其本”的方针，主张对于敢于反抗的土司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对于顽固抵抗的坚决打击，而对于愿意悔改的给予宽大处理，并鼓励土司主动投献，对于表现良好的土司可以授予新的流官职位。这一系列措施旨在减少敌对情绪，减轻改革的阻力。
三、督察三省
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鄂尔泰正式被任命为云贵总督，并加授兵部尚书衔。这一任命标志着他在雍正朝中的地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也意味着他肩负起了更为艰巨的任务——全面负责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改土归流”工作。这一任务不仅关乎边疆的稳定，更直接影响到中央政权对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
在鄂尔泰就任之初，广顺长寨土司的挑衅行为成为他展示决心的机会。面对土司的顽抗，鄂尔泰果断采取军事行动，迅速摧毁了长寨土司的力量。这场战役的成功不仅为鄂尔泰赢得了声誉，也为后续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奠定了信心。随着长寨土司的覆灭，鄂尔泰奏请设立长寨厅（今长顺县），并派流官进行治理，这标志着“改土归流”工作的正式开启。
由于在长寨的成功，雍正帝对鄂尔泰的能力更加信任，随即破格提拔他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鄂尔泰深知这三省“改土归流”的任务繁重，因此他立即着手深入了解三省的特点及土司的情况，并制定了详细的改流和用兵计划。他的策略是既有坚定的决心，也有灵活的手段，对于不同的土司，根据其态度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例如，在镇沅地区，土司刀瀚和沾益土司安于蕃利用朝廷命官的身份招募军队，扩张势力，破坏了官府的形象。鄂尔泰指挥军队，迅速活捉了这两名土司，并在当地设置了新的行政单位——镇沅州和沾益州，以流官取代了原来的土司，确保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在乌蒙、镇雄二地，土知府禄万钟和陇庆侯拒绝投降，并联合起来对抗官兵。鄂尔泰命令游击哈元生率兵征讨，并请求四川的军队协同作战，最终击败了联合的土司军队。在这之后，鄂尔泰继续推进“改土归流”，设立了乌蒙府（后改名为昭通府）和镇雄州。
广西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拥有一支四千多人的精良部队，鄂尔泰决定采取招抚策略。经过多次劝说，岑映宸最终解甲投降，鄂尔泰给予了他优待条件，并在该地设立了泗城府制。这一举动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梧州、柳州、庆远等地的兄弟民族积极响应“改土归流”的号召，主动向鄂尔泰提供物资支持，并自发组织自卫力量，配合官军打击那些不愿意服从中央管理的土司。
四、苗疆改土
黔东苗岭山、清江、都江地区，是贵州省内的一个重要区域，被称为“苗疆”，这一带地势险要，周围三千余里，共有1600余处土塞。该地区左临清江，可以通往楚地（今湖南一带），右侧的都江则连接广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州位于这片区域的中心，被众多土塞环绕，是一个战略要地。鄂尔泰深知，要在这里推行“改土归流”，面临的困难比其他地方更为复杂。
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意识到单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完全掌控苗疆的局势，于是邀请了熟悉当地地形和民情的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共同商讨对策。张广泗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将领，他在鄂尔泰的支持下率领军队进攻苗司军队，成功攻入了古州城。然而，尽管取得了初步胜利，苗疆的土司们仍然不断反抗，使得“改土归流”的进程异常艰难。
为了进一步平息叛乱，雍正帝采取了多种措施，除了派遣军队镇压外，还派出官员前往苗疆进行宣谕，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说服苗民接受改革。然而，这些措施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被赶走的土司及其武装力量仍然不断地煽动土着居民发动叛乱，导致局势反复无常。
叛乱的苗民占领了已经归流的古州、台拱、黄平等地，并包围了都匀府的丹江、凯里等地。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雍正帝不得不调动广东和四川的军队，配合鄂尔泰镇压叛军，并派遣了“抚苗大臣”张照从京城赶来协助“会剿”。然而，张照在前线的表现并不理想，他不仅未能有效平息叛乱，反而向雍正帝秘密报告，指责鄂尔泰的“改土归流”策略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未能安抚民心，反而引发了更多的内部冲突。
面对张照的批评，鄂尔泰并未动摇，他在上疏中坦承自己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足，但坚决不认为“改土归流”的基本方针是错误的。鄂尔泰坚信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长久的稳定和发展。最终，在罢免了张照之后，雍正帝重新任命张广泗负责镇压叛乱，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斗争，终于使苗疆地区的流官制度得以确立，实现了对这一区域的有效管理和控制。
五、安定湖川
在云贵地区“改土归流”工作取得显着进展的同时，鄂尔泰的目光也转向了两湖（湖南、湖北）地区。与云贵不同的是，两湖地区的土司与汉族居民混居，土司们对流官制度已有一定的了解和接触，因此“改土归流”的推进相对顺利。许多土司看到大势所趋，主动要求归附中央政府，接受流官制度。
然而，也有一些土司选择了抵抗。例如，湖北容美的土司田如就拒绝改流，这迫使雍正帝下令鄂尔泰采取军事行动。鄂尔泰派遣军队进剿，田如在内外交困之下，失去了支持，最终自缢身亡。田如的死亡不仅标志着其势力的终结，也促使容美地区顺利过渡到流官治理的新体制下。
与此同时，在四川的宁远、峨边、马边、雷波等地，土司制度同样给当地的彝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这些地区山峦连绵，彝族人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劳作，但由于土司的压迫，他们的生活极其悲惨。四川的军政长官在面对彝民区的“改土归流”时表现出畏难情绪，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然而，随着云贵地区“改土归流”的成功案例逐渐显现，四川的官员们受到了鼓舞，开始效仿云贵的经验，派兵进入彝区，逐步在沙马、雷波、吞都、黄螂、建昌等地实施了“改土归流”。
鄂尔泰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不仅在关键时刻上书，提出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还亲自制定了具体的 改 流 方针，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鄂尔泰深知，这项改革不仅需要军事上的强力推进，还需要细致的政策设计和周密的社会动员。他倡导的“改土归流”不仅仅是一次行政制度的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打破了原有的封建割据状态，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六、晚年
雍正六年（1727年），鄂尔泰的官职再度提升，他被任命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统管这三个省份的事务。这一任命不仅体现了雍正帝对鄂尔泰的信任，也反映了他在“改土归流”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次年，鄂尔泰又获得了少保的加衔，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
雍正十年（1732年），鄂尔泰被召回京城，担任保和殿大学士，成为内阁的首席辅政大臣。这一职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表明他在朝中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同年，由于他在“改土归流”方面的卓越贡献，鄂尔泰被晋封为伯爵，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认可，也是对其家族荣誉的一种表彰。
同年，由于清政府在西北地区面临军事挑战，鄂尔泰又被委以重任，出任三边经略，前往陕甘前线督师。尽管他在前线的时间不长，但他的经验和威望对稳定军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鄂尔泰的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雍正十三年（1735年），贵州的改土归流地区爆发了土民叛乱，雍正帝认为鄂尔泰在处理此次叛乱中表现不佳，因此削去了他的伯爵头衔。尽管如此，雍正帝对鄂尔泰的信任并未减弱，他仍然是朝廷中的重要人物。
雍正帝驾崩后，鄂尔泰继续担任总理事务大臣，成为辅佐新帝乾隆的重要力量。乾隆元年（1736年），鄂尔泰被钦点为会试大总裁，主持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此外，他还身兼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等多个要职，并负责管理翰林院，加衔为太傅，担任国史馆、三礼馆、玉牒馆的总裁，获赐号襄勤伯。
鄂尔泰在乾隆年间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到乾隆十年（1745年），他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乾隆帝亲自前往吊唁，并赐予他“文端”的谥号，允许他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这体现了乾隆帝对鄂尔泰的高度评价和尊敬。
然而，十年后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于其侄子鄂昌与门生胡中藻卷入案件，鄂尔泰的名字被从贤良祠中撤出。尽管如此，这并未改变他在历史上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和改革者的地位。
结语
鄂尔泰的一生是清朝政治舞台上一段精彩的篇章。他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官员成长为国家栋梁，其推行的改革措施至今仍被视为典范。鄂尔泰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奋斗的写照，更是清朝盛世发展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