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东洪县公安局党委书记田嘉明的办公室里，则是另一番景象。
副局长廖文波拿着一叠材料匆匆走了进来，脸上带着案件取得进展的振奋：“田书记，通缉令所需的材料都已经准备齐全了。平安县公安局那边打来电话，说他们不发，让我们向市公安局上报通缉令申请，他们的意见是啊毕竟案发地在我们东洪境内，由我们主报更符合程序。”
田嘉明接过那份《关于提请对‘7.18’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涉案在逃人员发布通缉令的请示》草稿，问道：“材料都核实清楚了？确认无误？”
廖文波双手将材料递上，语气肯定：“都已经反复核对过了，确保准确无误。”
田嘉明接过材料，找到需要签批的那一页，拿起笔，一边准备签字一边说：“嗯，既然程序没问题，案发地也在我们这，就由我们上报吧。抓紧时间报给市局，请市局立即按程序上报省厅，申请发布A级通缉令！”
廖文波见状，还是谨慎地提醒了一句：“田书记，这是申请A级通缉令，您要不要再仔细审阅一下签批内容？”
田嘉明笔尖顿了一下，随即还是流畅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语气带着一种决断：“A级也好，b级也罢，性质都极其恶劣，必须尽快将凶犯缉拿归案！程序走到就行，按规矩办！”
廖文波接过签好字的文件，却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看似随意地补充了一句：“田书记，这上面几个人的照片和基本信息，您不妨仔细看看，特别是籍贯都是平安县的，说不定还有您认识的熟人呢？”
廖文波这句看似无心的话，让田嘉明心里微微一动。他重新拿起那份待上报的材料，更仔细地翻看起来。第一页是一个满脸横肉、目露凶光、留着圆寸头的男子照片，相貌凶悍。
田嘉明看着照片，皱了皱眉，评价道：“相由心生，古人说的还是很有道理嘛。你看这人面相，就带着一股子戾气和凶相。”
廖文波凑近办公桌，看了一眼照片，确认道：“是的，田书记。这个人绰号‘二黑子’，据初步审讯掌握的情况，他是这个团伙的主犯之一，作案用的枪也是他想法子从定丰县那边搞来的。”
田嘉明摇了摇头，没说什么，翻到了第二页。当他的目光落在第二张照片上时，他的动作猛地停滞了，瞳孔微微收缩。照片是黑白的，略微有些模糊，但那张脸的轮廓、那双眼睛的神态……田嘉明感到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他下意识地用指尖在照片上擦了擦，仿佛想擦掉那层模糊，看得更真切些。
随即，一股寒意毫无征兆地从他的尾椎骨升起，瞬间蔓延至整个后背，让他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照片下方写着姓名：葛强。这个人，田嘉明何止是认识！
几年前，当田嘉明还在平安县公安局担任分管治安的副局长时，这个葛强就是平安县城关镇一带颇有些“名气”的混混。起初是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勾当，后来趁着平安县工商市场管理不规范，纠集了一帮人开始在一些场所收取“保护费”，甚至一度垄断了县城菜市场的经营，欺行霸市。后来县里开展扫黑严打专项整治，葛强垄断菜市场的“生意”黄了，人也收敛了一段时间。没想到，如今他竟然重操旧业，而且变本加厉，竟然干起了持枪抢劫杀人的勾当！
更让田嘉明感到心惊肉跳、后背发凉的是，当年葛强通过城关镇某位领导的关系，曾不止一次地找到他门上“拜码头”、“结交情”。田嘉明那时碍于情面，也或许是因为葛强刻意表现的“豪爽”和“仗义”，确实和他有过一些来往，甚至在某些非原则性的小事上，应对方请求，提供过一些微不足道的“方便”。更让田嘉明惧怕的是……子弹！
廖文波敏锐地察觉到了田嘉明神色的剧烈变化和那瞬间的失态，他伸出手指，在通缉令上葛强的那一栏轻轻敲了敲，说道：“田书记，这个人也是主犯之一，绰号‘三强子’。根据落网嫌疑人的初步交代，当时在东光公路上，直接开枪射击东投集团车辆驾驶员的就是他。”
廖文波的话将田嘉明从纷乱惊悸的回忆中拉回现实。田嘉明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内心的波澜，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衬衫领口，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嗯…嗯…我知道了。这个人…也跑了？”
廖文波回答道：“是，目前仍在逃。现在主要是市局刑警支队的同志在负责主导追逃缉捕工作。我们局里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对已抓获嫌疑人霍雷的审讯深挖上。所以目前还没有关于葛强潜逃方向和藏匿地点的有价值线索反馈回来。估计这伙人都是老手，反侦查能力很强。您看这个葛强，都三十好几了，而且根据平安县公安局补充提供的资料，此人之前就有过前科，曾因打架斗殴致人重伤，按理说当时应判三年以上实刑，但不知走了什么门路，最后竟然只判了个劳动改造一年。”
廖文波最后这句话再次刺痛了田嘉明的神经。他模糊地记得，似乎当年葛强那次能“化险为夷”，也确实是通过城关镇的领导找到了自己，而自己……似乎也确实出面，帮忙“协调”过……
只是后来田嘉明到了县史志办之后，就和这个叫葛强的人联系少了。田嘉明慢慢地叹了一口气，将手中的通缉令材料轻轻放在办公桌上，身体向后靠在椅背里，目光有些飘忽。他总觉得这世事之间，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渊源和纠葛，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暗中拨弄，就像自己经历的这些事一样，起起伏伏，难以预料。谁能想到，当年在平安县那个在自己面前还算“讲规矩”、甚至带着几分讨好笑容的葛强，如今竟然胆大包天到了如此地步，跑到了东洪县的地面上来持枪抢劫杀人！
廖文波站在办公桌前，敏锐地捕捉到了田嘉明脸上一闪而过的复杂神色和那声叹息，他试探着轻声问道：“田书记，怎么……听您这话里的意思，这个人，您还真认识？”
田嘉明从短暂的失神中恢复过来，他深吸一口气，抬手搓了搓额头，语气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和自嘲：“何止是认识……文波啊，咱们干公安这一行久了，有时候回过头去看，会发现这世界真小，有些人和事，转来转去，总会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产生交集，只是这种交集……唉。”
他没有明说具体如何认识，也没有透露过往的任何细节，但话语中的感慨和那份沉重的意味，廖文波已然心领神会。他立刻意识到，田书记和这个通缉犯葛强之间，恐怕并非简单的“认识”二字可以概括，其中必然牵扯到一些不便言说的过往渊源。作为下属，他深知分寸，不该问的绝不多问。
廖文波于是顺着话茬，带着理解的语气说道：“是啊，田书记，县城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尤其咱们公安系统，常年和各种人打交道，三教九流，认识的人杂，有些关系盘根错节，也是在所难免。那……这份通缉令申请，您看……”
田嘉明挥了挥手，语气恢复了往常的果断：“按程序走！立刻上报市局！案子性质恶劣，影响极坏，必须尽快将凶犯缉拿归案，给死者一个交代，给社会一个安宁！不过，文波啊，咱们县局，要参与抓捕，不能什么事都由市局来。”
“是！明白！”廖文波立正应答，拿起签好字的文件，转身快步离开了办公室。
看着廖文波带上门，办公室里只剩下田嘉明一人。脑海里又浮现出了那张模糊的照片上，眉头紧锁，陷入了更深的沉思。
他与葛强的“交情”，得追溯到好几年前了。那时他还在平安县公安局手握实权，分管治安和刑侦，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葛强那时不过是城关镇一个有些名气的混混头子，靠着好勇斗狠和几分小聪明，拉拢了一帮人，这样的人，自然少不了要和公安打交道。
葛强很“懂规矩”，也善于钻营。他通过当时城关镇某位主要领导的关系，几次三番地找到自己“汇报思想”、“结交情”，嘴上说得漂亮，姿态放得极低，时不时还会“表示表示”。田嘉明那时一方面碍于介绍人的情面，另一方面，或许也觉得这种江湖人物在某些时候或许能提供一些非常规的线索或帮助，加上葛强当时并未犯下什么惊天大案，态度又显得“诚恳”，一来二去，便有了一些超出纯粹工作关系的接触。
田嘉明眼神空洞，无奈感慨：这都是他娘的命啊，人啊，看来不能不信命。
而在中午的时候，市委招待所经理老方已经站在了主楼大厅门口。他穿着熨烫平整的短袖白衬衫，深色西裤，皮鞋擦得锃亮。所有服务员都明白，大热天的，方经理亲自站在这里迎候，说明一定有重要领导要来。
上午十一点，老方就安排人手又把大院仔细打扫了一遍，尽管院子本来就很干净。一号楼那个最大的包间“芍药厅”，更是彻底做了清洁，窗帘都赶忙又换了新的，桌布熨得平平整整，连角落里的盆栽叶子都擦得发亮。
老方以前只是招待所的副经理，自从本家亲戚方建勇当上了市政府秘书长后，老经理一退休，他就顺理成章地被调整为了招待所经理。此刻，他站在大院里的柳树荫下，七月的日头毒辣，连树荫里也感觉不到多少凉意。老方身材微胖，后背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一片。
这时，两辆黑色的皇冠轿车缓缓驶入大院。老方来不及将手里的烟头掐灭，直接丢进旁边的花坛里。车子没有在他跟前停下，而是径直开到了十几米外的一号楼门口。
没等老方小跑着上前，第一辆车的后门已经从里面推开，市委书记于伟正利落地下了车。老方赶紧迎上去，脸上堆着恭敬的笑容：“于书记，您怎么自己开门了，让我来就好。”
于伟正摆摆手，语气平淡：“老方，不必这么客气，都是自己同志。”他说话时目光并没有在老方身上多停留，对这种过于殷勤的招待所干部，他内心并不十分欣赏，但也知道工作中离不开这样的人。
这时，车的另一侧门打开，前市长齐永林下了车。老方见状不由得一愣，心里嘀咕：不是说这两位领导有些不睦吗？怎么同乘一车来了？
后面的车也停稳了，市长张庆合推门下车，快步走过来。齐永林站在车旁，目光凝重地环视着市委招待所，仿佛要将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刻进记忆里。于伟正也不催促，静静等着。
齐永林感慨地叹了口气，声音不大却很有分量：“走吧，里面说话。”
老方赶紧上前引路，笑着说：“几位领导，菜肴都已经安排好了，都是按您几位口味准备的。”
张庆合拍拍老方的肩膀，语气随和却带着明确的指示：“老方，你去忙你的吧，我们知道地方，别耽误你的正常工作。”
老方连连点头：“给领导服务就是我的主要工作啊！”但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领导们有要事相谈，不便跟随，便知趣地停在原地。懂得分寸是他多年来悟出的生存之道。
不远处，两个年纪较大的女服务员正在窃窃私语。一个不屑地撇撇嘴：“这个老方，十一点就让我们扫了一个小时的地，结果领导一眼都没看。”另一个胆子小些，赶紧拉她：“快别说了，不关咱们的事。”
包间内，装修谈不上奢华，但大气稳重，齐永林颇为留恋的看了一眼，这1号楼还是自己当初盯着修的。大圆桌上已经摆好了凉菜，酒水是本地产的高粱红和几瓶啤酒。
于伟正和齐永林相互谦让着主位，张庆合直接扶着齐永林的胳膊，将他按在主位上：“永林市长，您是我和伟正书记的老领导，今天又是为您饯行，这个位置非您莫属。今天您就是东原的主人。”
齐永林不再推辞，坦然坐下：“两位领导这么客气，我就不推辞了。”
三人落座后，齐永林转向张庆和：“庆合，大学的事进展如何？”
张庆合颇感无奈地说：“今天中午我和教育厅的领导通了电话。原本以为批个大学没那么复杂，但领导给我讲了二十分钟，很热情，但也让我有些心灰意冷啊。办大学的指标据说有七八十项，考评非常严格，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
齐永林点点头，语气沉稳：“伟正、庆合啊，我有个建议：没必要一开始就追求本科层次。可以先把大专办好，把大专学校建起来后，再逐步升格为本科。这样既能积累办学经验，也能沉淀师资队伍，增加历史底蕴嘛。办大学是好事，一定要办，但要分步实施。否则即便挂上了大学的牌子，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反而成了形式主义。”
于伟正表示赞同：“我也咨询过了，确实需要通过教育部的评估考核才能升为本科。从基础设施建设、师资力量到学生素质，永林市长的建议很对，要分批实施，分步骤推进。”
于伟正端起酒杯，笑容真诚而热络：“永林市长，今天这顿饭，既是给你饯行，也是代表市委、市政府和东原的干部群众，对你这么多年来为东原发展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啊！到了省里，成了省属大企业的老总，级别提升了，舞台更大了，但别忘了，东原啊永远是你的娘家，永远是你的坚强后盾！来，这第一杯酒，祝你前程似锦，在新的岗位上再创辉煌！也希望你以后常回家看看，继续关心支持东原的发展！”
齐永林人之将走，显然有些动容，他赶紧端起酒杯，语气感慨：“伟正啊，您太客气了！庆合！我在东原工作生活了这么多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的。这杯酒，是我敬二位领导啊，感谢这么多年的支持与帮助！”
气氛热烈而融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话题逐渐从怀旧与祝福，转向了更实质性的内容。
齐永林打了一个饱嗝，说道：“两位领导啊，临走之前啊，我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也算是我离开前的一点建议吧。”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语言：“东投集团，乃至我们东原市所有的国有企业，下一步的发展，关键不在于盲目扩张，而在于精准定位和苦练内功啊。当前，从全国的大环境来看，经济工作的重心正在调整。国家三令五申，要严防三角债，压缩财政支出，控制投资规模。我判断，至少在未来一两年内，银根会持续紧缩，市场上的流动性会偏紧。这就意味着，像过去那样依靠银行贷款和大规模投资来拉动增长的模式，可能会难以为继啊。”
于伟正和张庆合都听得十分专注，微微点头。
齐永林继续说道：“所以，东投集团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铺新摊子，上大项目，而是稳住基本盘，优化存量，提升资产质量和运营效率。要把有限的资金和精力，集中在那些有市场、有效益、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上，就比如高粱红酒……。”
于伟正是没有深层次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就点头道：“很有道理啊！”
齐永林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更加深沉：“伟正，庆合啊，我们必须要看到一个更深层次、更严峻的问题啊。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和竞争加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机制不活、负担过重、效率偏低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我看啊，未来几年啊，国企经营困难只会加剧，甚至出现职工下岗分流，可能不会是孤例了，而会成为一种……一种不得不面对的趋势。”
这话让还是让于伟正和张庆合都神色一凛。下岗这个词，还是极其敏感和沉重的。
齐永林的目光变得有些深远：“再加上农业上化肥、农药和农机的使用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已经从土地中解放了出来，涌入城市寻找机会。再加上下一步工人也将从国企下岗后，这两部分人该何去何从？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于伟正和张庆合两人都摇了摇头，神色严肃。
齐永苦笑着拿起筷子指了指桌上的菜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5.42亿人口，现在啊，咱们说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啊，已经达到11.34亿。相当于咱们本来这一桌菜，现在来了两桌客人，怎么办？所以，从分配制度上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从生产上找答案。换句话说以前卷分配，以后就是卷生产了！”
于伟正颇为认同的点了点头：“卷生产？这个提法第一次听到啊。”
于伟正道：“我们搞市场经济，搞民营企业，个体经济其实就是给劳动力松绑，给大家一个自谋生路的机会。我认为，历史啊是群众创造的，劳动力释放之后啊，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五十年，才是中国经济真正起飞，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