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东方的挑战，让欧美惶恐。
而位于东方的日本，对于邻国这个庞然大物，有着千年的注视。
他们比谁都清楚，中国之强大，在于其百姓，在于其强大的组织力。
一旦让其崛起，日本将不可避免的要与之竞争，从而走向衰落。
所以，援助中国，获取中国市场，以应对欧美越来越紧张排斥的态度和举措。
这可以。
但是，要帮助中国建立汽车工业化，建立一套对接世界的工业基础。
这不可能，这是痴人说梦。
没有任何一个日本人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所以，他们在转移的全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连德国奥迪、大众、美国通用、吉普、福特等车型与中国汽车公司建立合资工厂。
至今纹丝未动。
他们出售给中国的，都是整车，连零件组装都没有。
在前世，直到接近千禧年。
其首家整车合资企业一汽丰田于1995年成立，那也是眼见一汽大众风靡全国，占领市场。
日本车企在德国汽车的大扩张的危机下，才进行的合作。
哪怕是早期的尝试如1984年与沈阳金杯客车合作，最后也因技术授权缘故，直接被终止。
所以，眼见此时奥迪与一汽在汽车零部件的全面合作。
日本人，已经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
此时，日本，丰田市，丰田董事会正在召开。
这里的空气近乎凝固。
没有争论，只有一种冰冷的、带着锋利敌意的共识在蔓延。
桌上摊开的，是一份更为详尽的评估报告，甚至附上了几位已赴华德国退休工程师的背景分析。
“目前奥迪在鼎峰控股的授权下，出于对中国内地市场的渴望，已经放开了对于零部件的控制，正在培育中国数以百家的零部件工厂对标德国标准，生产研发高质量汽车零部件。”
“奥迪则与一汽、二汽、北汽、上汽、广汽等中国车企，在东北、华中、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已经谈拢，在未来三到五年间将相继建立多家汽车维修中心，并设立企业代表处。”
“并且，根据最新情报，在邵维鼎的直接示意下，奥迪在燕京、广州两地预开设维修培训中心，在中国本地、为中国市场培养汽车维修人才。”
“在零部件本土化方面，以中汽为代表的中国汽车行业，协调了百家零部件企业，以及相关科研单位，为未来合资打造了生产基础。”
一系列的报告，逐一发放到了本田列会的各位董事面前。
看着这些报告，听着分析。
气氛无比凝重。
“愚蠢！”
一位负责技术统括的常务董事终于忍不住，低声喝骂，“德国人为了短期市场，正在亲手拆除技术壁垒！”
“基础零部件攻克，维修学校？哼，这只是开始。”
“等到中国人吃透了底盘悬挂的工艺，理解了发动机控制的逻辑，我们的优势还能剩下什么？”
另一位董事则阴沉着脸：“坂本君，这可远远不只是零部件出口的问题，”
“更可怕的是这种‘共同体’模式。”
“它像一张网，正在把中国的工业基础和科研力量编织起来。”
“一旦这张网织成，它要捕获的，就不仅仅是奥迪的订单，而是未来整个中国汽车产业的自主权。”
“到时候，我们淘汰的技术，还能作为‘奢侈品’卖给他们吗？”
零部件出口、技术再生价值。
是先前他们遏制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两张王牌。
现如今，奥迪这一搅局，一旦帮着中国实现了汽车零部件国产化，那以后他们日本的汽车零部件该卖给谁？
卖给韩国人吗？
韩国人难道不会买更便宜的中国零件？
如果中国人真的能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汽车零部件。
甚至都能接到国际订单。
这可是和他们直接抢生意了。
至于说，担心中国汽车追上日本汽车。
现场一众董事会倒是没有这种担忧。
日本汽车可是在二战的时候就已经在发展了，战后三十年更是突飞猛进。
如今站到世界，与国际车企竞争。
这种雄厚的实力，根本不是刚刚才起步的中国汽车能比的。
所以，对于这，日本人并没有视作威胁。
他们感受到的威胁是，未来能在中国赚到的钱将大幅度减少。
未来中国汽车将摆脱他们日本的钳制。
“必须立刻行动。”
河岛喜好，这位本田社长果断出声，“与丰田、日产打声招呼，联合对通产省那边，施加最大影响。”
“要求他们对所有涉及汽车精密制造的高端设备，尤其是五轴联动数控机床、高精度模具加工中心、特种材料熔炼设备，立即收紧出口审查，建立清单管制。”
“特别是与发动机缸体、曲轴、电控系统相关的技术，要设立绝对禁区。”
他目光如刀，扫过在场所有人：“通知我们在华的所有合资伙伴和关联企业，从即日起，全面收紧技术交流口径。”
“非公开渠道的技术流出，要严厉追责。”
“”中国市场我们要守住，但技术的高地，一寸也不能后退！”
........
这些发生在万里之外的震惊、权衡与敌意，此时的邵维鼎并未亲见，但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无形压力。
市场的竞争、技术的封锁、观念的碰撞，都将随着国产化的深入而愈演愈烈。
然而此刻，他却是在回燕京的飞机上。
他手里拿着的，不是任何情报简报，而是沈茜写下的一篇题为《从雨刮器到万镇企业：中国基层经济活力的田野观察与战略思考》的初稿。
文章以长春橡胶厂为切入点，但视野迅速拉开。
她不仅详细记述了邵维鼎与德克的对话，还结合自己在东北、燕京的见闻，以及从学校图书馆查到的零星数据。
勾勒出一幅“星火燎原”式的中国乡镇企业生态图景。
文字干净，数据审慎，但字里行间涌动着这个时代的热火朝天。
邵维鼎花了半小时仔细读完，拿起笔，在几处关键数据旁做了批注：
【广东顺德，1982年乡镇电器企业登记数：147家；1983年第一季度新增：89家。
主要产品：电风扇、插座、简易收音机，冰箱。
年产值超百万企业已出现11家。】
【浙江温州，纽扣、标牌、低压电器家庭作坊，已形成区域性产销网络。
据浪潮供应链部门调研，其成本控制能力为港岛同类工厂的60%-70%。】
【广东珠海，1980年以来承接港湾地区玩具、服装外订单的多镇办集体厂，已开始尝试自建品牌，主攻南方市场。】
批注完毕，他将稿子递还给等候在旁的沈茜：“数据供你参考，用不用、怎么用，你决定。文章本身……写得很好。有一种扎根泥土的清醒。”
沈茜接过稿纸，看到那些精确到个位数的批注，心中震撼。
这些数据，恐怕连国家统计局都未必能及时掌握。
“邵先生，您……怎么会有这么详细的资料？”
“因为鼎峰是这些‘星火’最早的买家。”
邵维鼎平静如常，“鼎峰一直在向内地进行产业转移，我们旗下多家公司，都有在内地投资建厂，与当地政府部门合作。”
“可以说，如今在屈臣氏的货架上，斯沃琪的生产线上乃至于浪潮科技的包装盒里，都早就刻着‘中国制造’的印记了。”
“只是很多人还没意识到，这些印记背后，是怎样一片正在沸腾的土地。”
他看向沈茜道：“你文章里写，这是‘静默的爆发’。这个词很好。但静默不会太久。”
“等这些企业攒够了技术、资本、管理经验，等国内市场真正打通，等他们开始向外看时。”
“那才是真正的‘中国浪潮’。”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就是要在这种浪潮之下，才能快速建立，将三地连成一盘棋局。
汽车产业，只是这盘大棋上的一颗棋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