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世纪后期，在东亚大陆的东北边陲，一场影响深远的外交谈判落下帷幕，《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带来了相对的稳定。然而，这一条约背后却隐藏着诸多复杂因素，其中关于外兴安岭至唐努乌梁海之间区域的未决问题，犹如一颗定时炸弹，为日后沙俄的进一步扩张埋下了隐患。
沙俄东侵：野心膨胀下的步步紧逼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俄国逐渐崛起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伊凡四世的领导下，开启了疯狂的扩张之路。其目光先是转向东方，西伯利亚广袤的土地逐渐被纳入俄国版图。17 世纪中叶，沙俄势力如同汹涌的潮水，迅速蔓延至中国东北边境，对富饶的黑龙江流域垂涎三尺。
1660 年，俄军越过贝加尔湖，在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流域修筑涅尔琴斯克堡，也就是最初的尼布楚城。随后，他们又在雅克萨筑城，俄国称其为阿尔巴津堡。这些侵略据点成为他们在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桥头堡，当地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彼时的清朝，刚刚入关不久，国内局势错综复杂。
顺治年间及康熙初年，清军忙于巩固关内统治，国内政局动荡不安。郑氏家族据守台湾，成为东南沿海的一大隐患；三藩之乱接踵而至，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藩王拥兵自重，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外蒙古的喀尔喀、新疆的厄鲁特等蒙古各部也不安分，频繁制造事端。清政府在如此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无暇北顾，这无疑给了沙俄可乘之机。
沙俄侵略者并未因清朝的无暇顾及而收敛，反而愈发猖獗。1666 年，俄籍波兰人切尔尼果夫斯基等人在黑龙江流域的战略要地雅克萨重新修建堡寨，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势力。1669 年，入侵的俄国人又重建尼布楚城，大量移民并开垦土地，妄图将这片土地彻底据为己有。他们以雅克萨城等为据点，不断侵扰黑龙江流域各部族，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了巨大威胁。
清廷反击：雅克萨之战的胜利号角
康熙亲政后，国内局势逐渐稳定，他开始将目光投向东北地区，决心扞卫国家领土主权。从 1681 年到 1685 年的五年间，康熙帝三次授意理藩院向雅克萨 — 尼布楚地方占领军负责人发出正式书面抗议，还两次亲自致信俄国沙皇以示抗议。
然而，俄国对此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地在边境地区进行侵略活动。康熙帝意识到，和平谈判已无法解决问题，唯有以武力为后盾，才能让沙俄认识到中国扞卫领土的决心。为了这场战争，清政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派遣人员对黑龙江地区的地理形势和水陆交通进行全面侦察，详细了解当地的地形地貌、山川河流以及道路交通情况，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紧接着，开始调动兵力，从全国各地调集精锐部队前往东北地区；
建造船只，组建水师，以增强在黑龙江流域的水上作战能力；储备粮饷，确保军队在作战期间有充足的物资供应；训练军队，提高士兵的战斗素质和作战技能；开辟粮运道路，保障物资能够顺利运往前线；设置驿站，加强信息传递和军事指挥的效率。1685 年五月，清朝发动了收复雅克萨的战争。在彭春等将领的指挥下，清军水陆并进，直逼雅克萨。清军士气高昂，战术得当，经过三天激战，俄军不敌，头目托尔布津投降。清军摧毁俄国人的防御工事和城堡后，为了显示和平诚意，选择撤军。
然而，败逃的俄军贼心不死，托尔布津携尼布楚俄军和沙皇派来的援军卷土重来，重新占据雅克萨。清朝得知消息后，次年七月再次派遣军队围剿。这一次，雅克萨的俄军依靠重建的城墙和工事负隅顽抗。清军围城长达 5 个月，俄军大多数战死或死于疾病，八百多人仅剩下一百余人，即将粮尽弹绝。此时，沙俄政府正忙于欧洲的战事，无暇东顾，无力支援雅克萨的俄军。同时，俄国也急切希望与中国进行通商，以增加其财政收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沙俄决定派遣使团前往北京与清政府进行和谈。清政府遂从雅克萨撤军，双方开始了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谈判。
尼布楚谈判：艰难博弈中的妥协与定界
1686 年 1 月，俄国御前大臣戈洛文受命成为全权大使，率领庞大的使团前往中俄边境进行谈判。从同年 2 月起，戈洛文一行从莫斯科出发，随行的卫兵多达 500 人，带着 270 车弹药粮草。在路过托博尔斯克时，又增哥萨克骑兵、步兵、火枪手、龙骑兵 1400 人以上，总人数超过 2000 人，其中四分之三为军事人员。他们历经一年多的艰难跋涉，于 1687 年 11 月抵达色楞格。随后，戈洛文派遣信使科洛文前往北京，提议将色楞格作为谈判地点。
清廷在 1688 年 4 月接到信函后，决定派遣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包括传教士徐日升、张诚等人在内的使团前往边境进行和谈。关于谈判方针，康熙帝同意了索额图提出的建议，谕示谈判底线：第一，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的一江一河，皆为中国之地，绝不能拱手送给俄国人；
第二，俄国必须遣返将叛逃的达斡尔族首领根特布尔。同年 5 月 30 日，中国使团从北京出发，然而，就在他们前行的途中，噶尔丹发动叛乱，率军进攻喀尔喀蒙古，道路被阻，使团被迫退回北京。清廷只好派人通知戈洛文，要求重新确定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在噶尔丹发动叛乱期间，戈洛文趁机对喀尔喀蒙古发动了进攻，试图征服蒙古各部，扩大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范围。直到 1689 年初，他才派遣使者前往北京商议谈判的事宜。
最终，双方同意将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1689 年 6 月 13 日，索额图再次率领包括传教士徐日升、张诚在内的清朝使团启程前往尼布楚，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7 月 31 日，中国使团先于俄国人抵达尼布楚对面。据《张诚日记》描述，先行抵达的中国水军将舰船停泊江边，水兵在岸上安营扎寨，计有 3000 余人，与中国外交使团同时抵达的陆军约有 1400 人，加上索额图的亲兵 800 人和夫役，差不多有 9000 -
人，还有骆驼 3000 - 4000 头，马
匹等。8 月 19 日，戈洛文率领俄国使团抵达尼布楚。
第一轮谈判：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1689 年 8 月 22 日，中俄尼布楚划界谈判在两座紧连在一起的大帐篷里开始，这座帐篷距离双方的驻地距离均等，为 5 华里。第一天谈判，开局便火药味十足。戈洛文谴责中国突然发兵俄罗斯，挑起边境事端，试图将战争的责任推卸给中国。
中方钦差大臣索额图则义正言辞地历数俄国入侵中国的犯罪行径，从俄军在黑龙江流域的烧杀抢掠，到建立侵略据点，再到对当地百姓的残酷迫害，一桩桩、一件件，铁证如山。索额图正告戈洛文，雅克萨、贝加尔湖以东以及蒙古等全部领土，自古属于中国，中国军队的行动是扞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之举。双方第一天都未亮出底牌，而是反复旁敲侧击，相互试探签约底线，都在试图从对方的言辞和态度中寻找突破口。
第二轮谈判：陷入僵局，谈判濒临破裂
第二天，即 8 月 23 日，中俄举行第二次会议。戈洛文代表俄国提出了一个极为无理的要求，他要求中方将军队全部退出西伯利亚，并称阿穆尔河（黑龙江）左岸的各部落自古以来就向俄国缴纳实物贡品，因此两国应以该河为边界，左岸归俄国，右岸归中国。这一要求完全无视中国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是对中国领土的公然觊觎。
第三天，索额图则坚定地主张，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开始，所有蒙古和黑龙江的一切草木沙石都属于中国的领土，坚决反对撤军和割地的主张。由于双方立场坚决，互不相让，谈判很快陷入僵局。为了避免会议无果而终，戈洛文表示愿意将边界划定在贝斯特拉亚河（即牛满河），同时中方必须如数赔偿雅克萨以及其他被毁堡寨的损失，并将所有被俘和叛变人员交还俄国。这一所谓的 “让步”，依旧是在损害中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的。
第四天，中方则坚持以尼布楚为边界，沿石勒喀河至尼布楚的左侧归俄国，而右侧沿石勒喀河至鄂嫩河和音果达河一带则属于中国。双方意见相左，无法达成一致。中方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可以考虑按照戈洛文所说的外交惯例，提出散会声明。当天晚上，中方下令撤走了会场的帐幕，使得谈判几乎陷入破裂状态。
转机出现：翻译 “手脚” 与艰难妥协
8 月 24 日，戈洛文派人去见索额图，并请求其通过使者继续会谈。索额图一开始表示中方的立场不会改变，如果俄方不接受则没有继续交涉的必要。然而，在耶稣会士张诚和徐日升的请求下，索额图同意让这两位士人充当使者，与俄方再行商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张诚和徐日升在此次谈判中扮演了颇为复杂的角色。
表面上，他们作为翻译为双方沟通提供帮助，但实际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势力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微妙的 “手脚”。例如，在对一些关键概念和词语的翻译上，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意，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或者西方利益的需求进行了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方对彼此意图的准确理解。
随后，从 8 月 24 日到 9 月 7 日，中俄两国使臣未再面对面会谈，而是通过互派使者交换意见。8 月 25 日，张诚和徐日升向戈洛文提出了中国方面的意见，即以绰尔纳河划定边界，该河右侧归中国所有，左侧归俄国所有，然而，戈洛文仍然反对这一方案。次日，张诚和徐日升再次会见戈洛文，告知其中方有关划界的最新意见：以从左侧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
8 月 27 日，戈洛文派人去见索额图，继续反对中方的方案，并提出以雅克萨为界，在结雅河地区双方均可从事渔猎，以额尔古纳河直至其发源地为右侧边界。对此，索额图等人坚决反对，并提出最终方案，即以流入石勒喀河的额尔古纳河为界，左侧全归中国所有，沿额尔古纳河而上至从右岸注入的小河以及额尔古纳河河口，俄国均不得保留居民点，中国也不在边境上建立任何居民点。同时，中方表示除此之外，没有必要再派使者进行交涉，并对俄国使者进行指责，称他们不是来议和，而是进行欺诈。由于营地附近已没有适合饲养牲畜的草地，中国使团决定在 8 月 27 日晚迁移到石勒喀河北岸。
戈洛文以为中国代表准备撤退，急忙派人过去劝阻，并要求举行第三次会议。与此同时，受沙俄欺凌的布里亚特人和温科特人等喀尔喀蒙古族人民发动了反俄起义。这些蒙古人与中国使团取得联系，希望得到清廷的支持和帮助。俄国人对此异常紧张，担心中国人和蒙古人联合行动，怀疑中方是否开始采取军事行动。
中国使团在石勒喀河北岸安营扎寨后，戈洛文一方面派人暗中打探情况，一方面亲自带领火枪兵团，严阵以待，在尼布楚周围修筑拦马栅，并挖掘战壕。然而，当戈洛文得知中国方面有近万人，并从布里亚特人和温科特人那里得到大批牲畜和马匹后，他感到惊慌不已。在这种紧张局势下，戈洛文同意撤出雅克萨，并与中方重新商议边界问题。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俄方接受了中方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为界的方案。此后几天，中俄双方就遣返俘虏和逃亡者、通商贸易事宜、互派使节、条约签署方式，以及宣誓的誓词内容和形式等问题进行了谈判，经过多次反复的交涉和协商，最终达成了妥协和共识。
条约签订：东段定界后的隐患
1689 年 9 月 7 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俄历创世纪年 7197 年 8 月 28 日），晚六时许，中俄双方在尼布楚城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中国方面的出席官员包括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佟国纲、都统郎谈、都统班达尔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俄国方面的使臣有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戈洛文，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以及秘书官科尔尼茨基。
在会议开始后，两国译员分别宣读了各自起草的条约文本。《尼布楚条约》以满、俄和拉丁文三种文字签订，并以拉丁文本为双方共同签署的正式文本。条约规定：以格尔必奇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为两国国界，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河流及土地为待议地区；两国严禁越界入侵和收纳逃人；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可以过界往来，互市贸易等。双方代表在条约上签字盖章，互换文本，标志着《尼布楚条约》正式签订。
为表示庆贺，双方互赠礼品，还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此次条约签订过程中，由于张诚和徐日升等翻译的一些不当行为，使得条约在一些表述和理解上存在模糊之处。更为关键的是，条约仅仅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而外兴安岭至唐努乌梁海之间的区域却没有确定边境。这一区域自古以来也是中国的领土，包括贝加尔湖以东、以南的大片土地。但在当时复杂的谈判环境下，加上翻译环节的问题，这一重要区域被搁置。这一未决问题犹如一颗定时炸弹，为日后沙俄的进一步扩张埋下了隐患。
后续影响：沙俄南下的隐患爆发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在一段时间内，中俄东段边界维持了相对的和平与稳定。然而，沙俄并未放弃对中国领土的野心，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外兴安岭至唐努乌梁海之间未确定边界的区域。由于这一区域没有明确的边界划分，沙俄开始不断派遣探险队、移民和军队南下，逐渐蚕食这一地区。他们在当地建立据点，进行资源掠夺，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压迫和统治。清政府由于在这一时期面临着诸多内忧外患，如国内的民族矛盾、经济发展问题以及边疆其他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无法对沙俄在这一区域的扩张行为进行有效的遏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沙俄在这一区域的势力逐渐增强，到了 19 世纪，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进一步割占了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使得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受了严重的侵害。而这些被割占的土地，很大一部分正是外兴安岭至唐努乌梁海之间原本未确定边界的区域。
《尼布楚条约》虽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确立了中俄东段边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沙俄的东侵势头，为中国东北边疆的和平与稳定奠定了基础。但其中关于外兴安岭至唐努乌梁海之间区域未决问题所带来的隐患，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显现，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领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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