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宋朝统治集团内部深陷流言漩涡之时，此时正在与宋朝就和议事宜进行讨价还价的李元昊同志不知道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他突然开启暴走模式冲上去踹了辽国人的屁股。这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很含蓄的说法，真相是西夏与辽国在两国边境地带兵戎相见。让人震惊的是，西夏在这一次的军事冲突中不但胜利了，而且还斩杀了这支辽军的主帅萧普达，辽国四捷军祥衮张佛怒也在这一战中被西夏人给阵斩于马下。这场战事的失利彻底激怒了辽国皇帝耶律宗真，盛怒之下他下令在辽国的西南边境集结十余万重兵誓要将西夏从地图上给完全抹去。
当然，宋朝的君臣根据前方第一时间传回的紧急情报只知道辽国在宋朝的西北边疆集结了重兵，至于辽国到底想打谁却是不甚清楚。参考以往的历史，宋朝方面的第一反应就是辽国人准备背弃盟约从山西方向进攻宋朝本土。
一边是朝中的宰执大臣阴谋废立皇帝的流言，一边是辽国陈集重兵于北境，另外此时宋朝与西夏的和议也正值最艰难的时刻，由于李元昊对宋朝漫天要价，双方随时都有谈崩的可能。此外，因为新政的施行导致整个官场如今都在叫苦连连，活生生的一副“官不聊生”的悲惨画面。如此一来，端坐于龙椅之上的赵祯几乎是在承受来自于四面八方的袭扰。自古以来好多人都说皇帝是全天下最幸福的职业，但稍微明白点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最痛苦、最高危的职业。孔夫子有言，为君难为臣不易，此可谓至理之言，此时的范仲淹和赵祯无疑为这句话做了最生动的诠释。
内外交困之下，赵祯本想召集两府大臣一起来谈一谈应该如何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但转而一想他又改变了主意。这群满腹经纶的君子们在去年曾经耍过他一回，当时面对赵祯要求他们拿出富国强兵的策略时，他们却说国之大事需要回家仔细琢磨之后再作回答。有鉴于此，赵祯这回采用了书面问答的形式给他手下的这些君子们布置了一份家庭作业。
他向这些人提出了五个问题：合用何人，镇守西北？民力困弊，财赋未强，怎么办？军马尚多，何得精当？将臣不和，如何制置？躁进之徒，宜塞奔竞，如何是好？
关于赵祯此次问政于两府大臣的结局我这里只想一笔带过，那就是不了了之。不是说这些人没有理会自己的皇帝，宋朝的两府大员们这次洋洋洒洒地整了一个篇幅浩大的集体决议向皇帝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逐一作答，但问题是这是一篇理论高深但具体办法却一个没提的官方文件。简而言之，这就像我们如今所看到的时政新闻那样，每次开会都是那一堆的空话和套话，一堆常人根本看不懂但却几乎人人都已经听得耳朵起茧子的所谓官话。再简而言之，赵祯的这些肱骨之臣在这份答卷里没有说人话，只是按照格式和流程在背书。
这里截取一段，各位自行品鉴：今商贾不通，财用自困，今须朝廷集议，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又减省兵，量入以出，则富强之期，庶有望矣。
请问：有谁能看出这里面回答了什么？这里面提出了什么应对困境和危局的办法吗？如何通济无滞？如何裁撤冗兵？如何量入以出？恕我直言，假如我是赵祯，我看了这些很有可能会暴跳起来，即使忍住了也会憋出内伤，抑或会露出一丝笑容——无限悲凉和失望的笑容。
从赵祯提出的这五个问题里面我们其实还能发现一个对范仲淹和富弼等人来说都极为可悲的事实，改革已经进行了半年多了，可取得什么成果了吗？赵祯之所以问出这些问题就证明眼下的宋朝相比改革开始之前几乎毫无进步和发展，这里面原因何在？只有一个解释，政策都下发了，可执行与否就得另说了。
实话难听但它真实，毋庸讳言的是，所谓的新政大多都是一纸空文，下面根本就没怎么执行。对于范仲淹和富弼而言，他们的新政看上去轰轰烈烈，无数的官员为此而惨叫连连，但实则却是堪称失败透顶——于国计民生而言，新政的成效在哪里？赵祯为什么要决定施行新政？不就是为了要富国强兵吗？可成果呢？
比这更糟的是，赵祯此举其实无异于是在当众扇范仲淹和富弼的耳光。我信任你们，所以让你们进入两府并对国家进行改革，可你们做出什么成绩了吗？没有，你们不但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反而还导致官场震荡不安怨声载道。你们自诩为一群君子，可你们却在堂而皇之地公开结党，而且你们这些所谓的君子不但在攻击你们眼里的小人，另外还在自相残杀，你们这样做还配叫君子吗？你们都说自己是治国能臣，可在你们主政之后，整个国家不但没有变得更好，反而是在倒退。你们这就是不称职，你们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你们眼里的小人尚且知道办事不力之后要叩头请罪，可你们这些爱惜名节的君子连个认错的打算和态度都没有！
不可否认的是，富弼和范仲淹虽然没有像欧阳修那样时刻都标榜自己是正人君子，但他们的骨子里确实在以君子之道要求自己。真正的君子都爱惜自己的名节，更是在乎自己的尊严和脸面。
面对范仲淹和富弼阴谋政变的谣言，赵祯选择了沉默，这沉默意味着什么？或愤怒，或怀疑，但绝对不会是无可撼动的信任，而今他又在近乎于公开地指责这两人办事不力。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君子的范仲淹和富弼难道要等着赵祯把话挑明然后下逐客令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的脸面和尊严可就要彻底被摔在地上了。
相信此时的范仲淹一定会想到吕夷简。他曾经是那样地憎恶大权在握的吕夷简，可他如今挥舞着改革的大棒也是被很多人所憎恶，他如今定然会明白吕夷简当年被他痛骂之时的心情和感受。
世间哪有什么正邪之分，只要你做了让别人高兴的事，那么你就是他们心中的正义之神，反之你就是邪恶之徒。然而，一个真正想做事的人会因为害怕被人评说就什么也不干吗？显然不是，吕夷简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说辞，他想做的事就一定会做，而此时的范仲淹在这方面与之相比其实毫不逊色。然而，身处封建帝制时代，无论是吕夷简还是范仲淹说到底都是天子的臣子，如果他们的背后没有那个高高在上之人的倾力支持，那么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他们什么也不是。
范仲淹的痛苦就在于此，他并不想就此离开，富国强兵是他终其一生的追求，可他是真正爱惜名节的真君子，而他在赵祯面前也没法跟吕夷简比恩宠和信任。吕夷简到死都是赵祯心目中的大忠臣和大恩人，而范仲淹在这方面就显得有些相形见绌。
既然如此，那就还是走吧！
公元1044年6月，范仲淹和韩琦一同被赵祯召见，他俩向赵祯详细分析了眼下西夏和辽国的动态，然后对河北与陕西的边防事务各自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也就是在这次的召见中，范仲淹正式向赵祯提出要去边关为国戍边，他希望能够罢免自己的参知政事之职，哪怕只是让他去边地做一个知州也行。几天后，赵祯下诏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而他的参知政事之职仍然给他保留着，也就是说他是以两府大臣的身份宣抚边地。
这时候宋朝已经收到了辽国的外交照会，他们说辽国这次举兵是为了去打李元昊，希望宋朝这个友邦不要莫名惊诧。狡猾的辽国人不说他们出兵的理由是因为李元昊杀了他们的大将，反而说是为了教训李元昊迟迟不肯向宋朝臣服，毕竟他们已经收了宋朝的钱，所以这事必须要帮宋朝给办利索了。但是，包括范仲淹在内的大臣们都不相信辽国人的这番说辞，他们担心辽国此次出兵很有可能会顺势攻掠河东地区。范仲淹请求为国戍边也正是以此为由，他建议赵祯从陕西向河东地区调发军队和粮草以备辽国人突然寇边。
请注意范仲淹此时的差遣——陕西、河东路宣抚使，这个可是一个权力很大的官职，整个陕西四路以及河东路都在他的节制之下，而所谓的河东路从狭义上来说就是今天的山西大部，这里是宋、辽和西夏三国的交界地带。范仲淹请求调兵本是为了以防不测，可如此一来他又给人落下了攻击的口实：你范仲淹管着这么大一块地方，而且还叫朝廷给你调发军队和粮草，你这是谋反不成便想割据自立吗？
在政敌们看来，你范仲淹在外镇抚一方且手握重兵，而你的同党富弼又在京城坐镇中枢，你们现在还敢说自己没有谋逆的野心吗？至此，本来同样遭受流言中伤的富弼也不敢在京城里待下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昏了头，富弼为了出走京城竟然选择将矛头对准了范仲淹。
当富弼听说范仲淹想要往河东地区增派军队后竟然跳出来表示坚决反对。富弼觉得范仲淹是在过度担忧，他认为辽国这次出兵一定是去打李元昊，宋朝无需担忧，更没必要担心辽国会从山西方向侵略宋朝。如果赵祯同意了范仲淹的调兵请求反而是在劳民伤财，而这恰好就中了辽国人的诡计，他们就是打算在攻打李元昊的同时也能尽可能地消耗宋朝的国力。同时，富弼强调辽国如果要背弃盟约发兵南下一定会选择河北作为突破口，毕竟这里一马平川更有利于辽军大队骑兵进行机动作战，而山西虽然也是宋辽的边境，但辽国在这里最多只会派出一支偏师进行袭扰。
以上种种，富弼其实只是想说明一个重点，那就是山西方面根本不用增派军队，宋朝需要重视的应该是河北方向的警备。他建议赵祯只需让范仲淹在山西进行正常的守备和警戒即可，调发兵粮之事还是罢了为好。为此，富弼甚至还发了个毒誓：“如果辽国真的从河东路大举进兵，那么我愿承担误国之罪，到时候陛下你只管砍我的脑袋！”
富弼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原因很简单，因为身为枢密副使的他所分管的防区就是河北。说得再明白一点，他之所以要指出河北的重要性就是因为他也想学范仲淹外出避祸（或者说是避嫌），值此国际局势纷乱复杂之际，他要去自己的防区为国戍边。
不止是富弼，枢密使杜衍也不同意范仲淹的请求，他也认为辽国不会从山西方向进兵，范仲淹此举实在是不可取。大军即动，沿途所需耗费的钱粮是个天文数字，况且辽国也说了他们是去打李元昊，你范仲淹这样做纯粹就是杞人忧天，更是显得有些吃饱了撑得慌。
范仲淹对年长自己很多的杜衍一直都很尊敬，史称其“以父礼事衍”，但在国家大事上面，范仲淹并不准备退让，二人为此在赵祯的面前当着所有宰辅重臣的面展开了激烈地争论。二人具体都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二人争得面红耳赤绝对是跑不了的，情绪不可遏制时，范仲淹甚至对杜衍“言辞甚切”，这场面恐怕和当年富弼骂自己的老丈人晏殊是奸邪差不了多少。
由于大家的意见无法形成统一，这天的争论也就没有出什么结果。从赵祯那里离开之后，范仲淹仍然在跟杜衍争论不休。这时候之前一直在一旁看戏的韩琦突然插了句嘴，在这件事情上他也反对范仲淹，他以自己一贯的狂人作风对范仲淹说道：“既然如此，那你干脆把这事交给我得了。我去宣抚陕西和河东地区，而且我什么都不要，只需要朝廷给我配备一匹良马就行了！”
范仲淹闻言大怒！你韩琦这样说不但是在反对范仲淹，而且是在显摆自己强过范老夫子无数倍，一个匹夫尚且无法忍受此等羞辱，更何况还是范仲淹？不过，范仲淹倒也没跟韩琦大吵一顿，而是转身又去找了赵祯面谈。他首先把韩琦给告了一状，但不管范仲淹如何争取，赵祯最后还是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范仲淹此次离开京城的时候没能为山西争得一兵一卒，他孤身一人去了西北。
这一走，范老夫子此生再没有回到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