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为什么会抢着跟范仲淹要这个外出公干的名额呢？说白了，他也想离开京城这个谣言和是非之地，受到流言攻击的可不止是范仲淹和富弼，他韩琦也在其中。
随着范仲淹的离开京城，新政集团就此分崩离析。不久，欧阳修被任命为河北路都转运使出京公干，而富弼也自请前往河北主持边事，赵祯对此也没挽留，他任命富弼以枢密副使之职兼任河北宣抚使。至此，范仲淹和富弼这两位新政的首脑人物都相继离开了京城，所谓新政就此名存实亡。
余波很快在京城蔓延，因为欧阳修被调出京，他在谏院的两位亲密战友蔡襄和孙甫便记恨上了宰相晏殊。原因就在于欧阳修出京是晏殊的主意，当初是他提拔欧阳修担任知谏院之职，但欧阳修这张大嘴巴也确实太过多舌，这让晏殊有些不胜其烦，于是他这才以公干为由将欧阳修赶到了河北。任命一经下达，蔡襄和孙甫进言极力挽留，但晏殊不为所动。
一怒之下，蔡襄和孙甫给了晏殊一刀，他们上疏指责晏殊曾经在为李宸妃写墓志铭时没有将李宸妃是赵祯生母一事写上去，此乃大罪一桩。另外，他们还指控晏殊滥用职权擅自调动军士为自己修房子，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省工钱。因为这两件事，堂堂宰相晏殊被罢为工部尚书并被赶到颍州去做知州（今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 。
扳倒了晏殊的蔡襄和孙甫也没能留在京城，他们因为反对时任青州知州陈执中出任参知政事未果而自行请求外放为官，赵祯同样批准。就此，以欧阳修为首的君子党言官集团也几乎全都被赶出了京城。
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蔡襄、孙甫，这些人几乎就是新政集团的大半个组织框架，他们的相继离开其实也就意味着新政的命不久矣，而赵祯此时对君子党以及对新政的态度也就此显露无遗。吕夷简生活都快要不能自理的时候他都不想罢了吕夷简，可他对这些人的外放请求却是一律照准，其中深意不言而喻。
在范仲淹等人相继离开之后，围绕着他们的那场阴谋论丝毫没有就此停歇的意思，而此时仍然待在京城的石介无疑就是众人重点攻击的对象。在当下这种局面之下，现在的石介再也没有了当初的轻狂，他几乎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年的十月，朝廷下发的一道任命书摆在了石介的面前： 特命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石介通判濮州（今山东鄄城） 。
这就完事了吗？非也！石介根本没能去上任，原因就在于这道任命下发之前他就已经因为新政的失败而忧愤成疾。这一病他直接病了十个月，次年七月他死在了自己的家中。可悲又可叹的是，当石介咽下人生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不过才刚刚四十岁！
理学的先祖之一就这样英年早逝！
我们常说有些人总是能够教导别人如何去经营好自己的人生，但他自己却活得一塌糊涂。一代儒学宗师石介尚且如此，我等又何能例外呢？这话可能消极了一些，但我想表达的意思其实很简单，思想上的巨人不应该是行动上的侏儒，否则就是在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而自己却活成了一个误人误己的失败者。做人首先得正己，如此方可为人师表，否则就只能是误人误己。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促使范仲淹和富弼相继申请外放戍边的事。历史上有很多事情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比如西夏皇帝李元昊此时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他又是为什么要主动作死去招惹辽国人？
持续数年的宋夏战争虽然让宋朝狼狈不堪且屈辱不断，但宋朝不管怎么说还是守住了地盘，而且边防也谈不上是被李元昊给打崩溃了，这当然应该归功于宋朝强大的综合国力和比较扛揍的抗击打能力。反观西夏，总体而论他们才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但这只是针对在战场上而言，在战场之外他们却是败得一塌糊涂。
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自我安慰，因为在宋朝面前西夏毕竟是个小国，而战争除了战场上的生死较量，它更注重和依赖的是综合国力的比拼，兵员、经济、武器、钱粮，在这些方面宋朝对西夏具有碾压性的优势。如之前所言，这场战争对宋朝来说只是边足之患，顶多就是肢体之痛，可这场战争对西夏而言却是浑身都在伤口炸裂。
讲个故事：一条狗和一头牛在打架，几个回合下来，牛被狗抓伤了脸，而狗则被牛角给顶得内脏出血。对峙之中，面对这条仍然对着自己呲牙咧嘴且准备以命相搏的狗，这头牛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这是一头温顺的牛，温顺得甚至有些懦弱，它被狗抓伤了脸却仍然无意跟这条狗计较长短，更是无意与其拼个你死我活，它只想安静悠然地吃草散步。于是它向这条狗提出休战言和，而这条狗在喷出一口老血后竟然高呼自己打败了这头牛。更诡异的是，这条狗转过头又去和另一头牛打了起来，而这头牛正是辽国。
在此声明，我这个故事和比喻并没有要刻意侮辱西夏的意思，它就只是个纯粹的比喻而已。而且，狗也不是什么贬义词，它的勇猛和忠诚都值得赞扬，甚至于它在主人面前的摇尾乞怜和狗仗人势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忠诚，在这方面它实在比某些所谓的人强过太多。
在宋朝的君子们忙着在历史的舞台上争相抢镜的时候，西夏和辽国这对甥舅之国也开始嫌隙渐生。不过，分析这其中的原因最应该为此而承担责任的还是这个做外甥的李元昊。
上次说到李元昊的事情还是他中了种世衡的反间计而杀了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兄弟俩。在这之后，李元昊重新修定了自己的国策，简单说就是尽力促成与宋朝的和议，同时要通过各种办法逼迫宋朝给他尽可能多的财物和利益。依照他对宋朝这帮君臣的了解，他知道这些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不想打仗的，也都是愿意花钱买平安的，宋朝对辽国的增币更是准确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可是，李元昊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贪婪的家伙，他不但要向宋朝索取财物和利益，而且他还要为自己争取一个名分，也就是他不愿意做宋朝的臣子，只想给宋朝当儿子。
认辽国做舅舅，认宋朝做爸爸，李元昊这个当外甥和儿子的人则可以两边讨好两边都得到实惠。不得不说，李元昊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李继迁的亲孙子，在宋辽的夹缝中求生存但却将这两个超级大国都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一点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李元昊的高明之处也正是体现在这里，他抓住宋朝不想打仗的心理，然后又知道宋朝会坚持让他称臣，所以他利用这一点对宋朝百般讨价还价，而他最后也确实成功了。
就在宋朝的庆历新政出台后的第二个月，经过宋夏双方谈判使者的数次往返交涉，西夏向宋朝称臣的价码由原来的每年岁赐白银十万两增加到了二十五万两，这个数目虽然是宋朝的谈判使者当场许诺的，但却是李元昊近乎于拿着刀逼出来的，要不他就不放这些人回到宋朝。这些宋使可不是汉朝的苏武，也不是他们的前辈曹利用或富弼，他们只是看见土匪抽出刀来就被吓得尿了裤子的普通文人。
当年萧燕燕带领辽国将士与宋朝前后血战十余年也不过才从宋朝手里每年拿到三十万两银子，可李元昊的西夏竟然从宋朝手里拿到了几乎相等的保护费。对此，我实在无力多说什么，但这就是在后世被某些人各种称赞的宋朝仁宗陛下在位期间所取得的一项成就：他用自己的仁德“降服”了桀骜不驯的西夏皇帝李元昊。
如果我们认为李元昊的胃口就这么大，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当宋朝的谈判使者回到京城复命时还带回了李元昊的另一项请求：允许西夏每年向宋朝一次性销售十万斤青盐。按照当时的物价标准，一斤青盐价值一两银子，如此一来宋朝在每年二十五万两银子的基础上又要一次性多给西夏十万两银子，宋朝给西夏的岁赐也就会变成了三十五万两银子。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李元昊很是厚颜无耻？是不是有种想要狠狠地抽他几个耳光的冲动？可是，先打住，在此之前你得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和勇气。遗憾的是，宋朝偏偏就没有。不是没这本事，而是没这决心和勇气，正如前面的那个比喻，宋朝这头牛不想被抓破脸，更不想被咬得鲜血直流，它只想在属于自己的这片草地上安静地吃草。
当时担任秘阁校理的孙甫得知李元昊欲向宋朝一次性强卖十万斤青盐后便向赵祯上疏：“既然我们已经许了他二十五万的岁赐，那就不能再同意买他的青盐。这二者相加起来的数额几乎同每年给辽国的岁币相当，辽国一旦知道此事岂不是又要向我们加价了？”
赵祯虽然是软了一些，可老实人也不是没有底线的，李元昊的这个要求最后被他予以了驳回。一个月后，李元昊再次派人向赵祯提出新的和议条件，他愿意向宋朝称臣，也不再要求宋朝对西夏的十万斤青盐进行官方采购，但他希望能够尽快重开边境的榷场以便双方进行自由贸易。此外，他还要求宋朝将每年给西夏的岁赐数额增加到三十万两银子。
老李这回看起来好像是做出了让步，但实则不然，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甚至是索要更甚。在精于计算这方面，赵祯和他手下的大臣绝对不会比李元昊傻。结果可想而知，李元昊的这些奢求最终一个也没得逞。
双方围绕着这件事又扯了三个月，直到公元1044年3月赵祯终于是被李元昊的这张厚脸皮给惹烦了，他给李元昊还了价：每年的岁赐还是二十五万，但朕可以允许在边境重开榷场，另外你不是嫌二十五万的岁赐太少了吗？那好，朕就再多给你五千！
五千？对比那二十五万，这几乎就是在打发一个要饭的乞丐，更像是在蓄意侮辱李元昊。天生好面子的李元昊大怒，可他也不敢做得太出格，于是他派兵在陕西秦凤路的秦州外围打了一回草谷，但遭殃的却是当地的那些归附宋朝的蕃族熟户，西夏人在抢财抢人的同时还烧了这些蕃族部落一千多座帐篷。如此，李元昊算是多少出了一口胸中的恶气。
不管怎样，李元昊这一次算是触摸到了宋朝的底牌，赵祯在岁赐上面能给的极限就是这么多，但是李元昊还是想在这事上面再磨一磨宋朝的性子。又过了三个月，也就是在范仲淹和富弼等人饱受流言之苦意欲外出戍边的时候，李元昊的态度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派人过来说同意宋朝给的这个底价并附上了他的誓书。
在这份奏表里，李元昊终于以儿子的身份向赵祯称臣，并且他还在这份奏表里说了这样的一番话：“乞俯颁誓诏，世世遵承，永以为好。倘君亲之义不存，臣子之心渝变，使宗祀不永，子孙罹殃。”
这话算得上是李元昊在发毒誓，而宋朝给的岁赐也在此得以明确。我们来看一看宋朝这次给李元昊上交的保护费到底都有哪些名目：宋朝每年向西夏赐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另外，每年赵祯的生日西夏需派使者前来贺寿，而宋朝则回赐西夏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每年元旦回赐西夏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每年冬至节回赐西夏银五千两、绢五千匹；每年李元昊的生日赐银二千两、绸缎锦帛三千匹。综合下来，宋朝每年向西夏岁赐的钱物总计折合白银二十五万五千两。
那么，宋朝得到的又是什么？仅仅是李元昊在书面上的一声称臣！
至此，宋夏之间算是达成了初步的和议，其他的诸如开放榷场和册封之类的细节问题则将在后面逐步予以完善和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