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生于南朝宋齐之际，卒于隋开皇年间，是南北朝至隋朝时期声名卓着的隐士与道家学者。其一生潜心道法，遁迹山林，以淡泊之志拒尘世功名，却因深厚的道家修为与超然的处世风范，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颇具影响，连后来登基为帝的杨广也曾对其倾心仰慕，成为彼时道家思想在社会上层传播的一个鲜活缩影。
徐则的早年经历，史书载之略简，却可从零星记载中窥见其早慧向道的轨迹。他出身于吴郡（今江苏苏州一带）的寻常人家，幼时便异于常童，不喜嬉闹，反倒对山野间的草木星辰、古籍中记载的神仙方术抱有浓厚兴趣。邻中有老者通些黄老之说，徐则常缠着请教，听至玄妙处便凝神屏息，动辄久坐忘归。稍长之后，他便自觉摒弃世俗琐事，将家中所藏的道家典籍尽数翻检出来，从《老子》《庄子》到《黄庭经》，一一潜心研读。有时为解一句经文，他能独坐窗前数日，直至心有所悟，才展露释然之色。
随着年岁渐长，徐则对尘世的疏离感愈发明显。彼时南朝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与纷争时有发生，朝堂之上更是派系林立，人心叵测。他目睹亲友因卷入仕途风波而遭逢变故，更觉功名富贵如过眼云烟，唯有山野之间的清静与道家的自然之道，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于是在弱冠之年，他做出了一个令家人意外却又似乎在意料之中的决定——辞家入山，隐居修行。
他最初隐居的地方，是吴郡附近的穹窿山。此山山势绵延，林深谷幽，常有云雾缭绕，宛如仙境。徐则在山中寻了一处背阴的岩洞，又亲手搭建了一间简陋的茅舍，便以此为家。每日天未亮，他便起身在山间行走，观日出云海，听鸟鸣泉涌，体悟自然之理；白日里则或静坐诵经，或研习道家养生之术，揣摩吐纳导引之法；入夜后便就着松明火把，继续翻阅带来的道家典籍，或是在月下打坐，修炼心性。山中生活清苦，夏日蚊虫叮咬，冬日寒风刺骨，他却甘之如饴。有时粮食匮乏，便以野果野菜充饥；衣衫破了，便用山中草木纤维简单缝补。旁人见了觉其辛苦，他却常对偶尔来访的樵夫说：“山中无俗事，心自安适，此乃人间至乐也。”
在穹窿山隐居数年，徐则的道家修为日渐深厚，其超然物外的名声也渐渐传出山外。有人说曾见他在雪地里打坐，夜半时周身有白气环绕；也有人说他能与山中鸟兽相安共处，松鼠会跳到他的肩头，鹿群会在他诵经时驻足聆听。这些传闻虽或有夸张，却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在世人眼中已非寻常隐士，而是近乎“得道高人”的存在。当时南朝的一些士大夫，或因厌倦官场，或因慕其声名，曾专程进山寻访，希望能从他身上求得处世之道，或是拜他为师学习道法。徐则对来访者多是淡然相待，清茶一杯，闲谈数语，从不主动宣讲道法，却总能在不经意间以寥寥数语点醒对方。若遇心术不正、只为猎奇而来者，他便闭门不见；若遇真心向道、性情纯良者，便偶尔指点一二。有位曾任南朝吏部郎的官员，因遭权臣排挤而心灰意冷，进山求徐则指引前路，徐则未说太多，只带他站在山巅看云卷云舒，而后道：“云聚云散，皆随自然，人生起落，亦然如此。若心不系于荣辱，何处不是安身地？”那官员闻言顿悟，此后便辞去官职，归家后以读书种花自娱，心境日渐平和。
后来，为了寻访更清幽的修行之地，也为了避开日渐增多的来访者，徐则离开了穹窿山，辗转至天台山中隐居。天台山是东南名山，自古便是道家修炼的圣地，传说中的“天台仙踪”更是为其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徐则在天台山中选了一处更为偏僻的山谷定居，此地人迹罕至，唯有一条小溪从谷中穿过，环境比穹窿山更为静谧。在这里，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道家思想的研习与实践中，不仅对传统的老庄之学有了更深的体悟，还对阴阳五行、天文历法等与道家相关的学问进行了系统梳理。他常对着星空观察星象运行，记录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试图从中探寻宇宙自然的奥秘；也常采集山中草药，研究其性味功效，结合道家养生之法，摸索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之道。
在天台山隐居的日子里，徐则的名声并未因地处偏僻而消减，反而因距离朝堂更远，更添了几分神秘与高洁。此时南朝已亡，隋朝统一南北，天下局势渐趋安定，但朝堂之上对隐逸之士的关注却有增无减。隋文帝杨坚虽以法家手段治国，却也对道家思想抱有一定兴趣，曾派人寻访天下隐士，希望能从中招揽人才，或是借助其声名稳固民心。徐则的名字，自然也传入了朝廷官员的耳中，有人曾上奏隋文帝，建议征召徐则入朝，授予官职，却被徐则以“山野之人，久疏世务，不堪为官”为由婉言谢绝。他在回复朝廷的书信中写道：“臣闻巢父许由，遁迹箕山，千载之下，其风犹存。臣虽不才，愿效其志，以山水为伴，以道法自娱，足矣。”隋文帝见其志坚，便不再强求。
真正让徐则的声名震动朝野的，是他与晋王杨广的交集。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当时他身为晋王，坐镇扬州，对江南的文化与名士颇为关注，尤其对道家思想抱有浓厚兴趣。他早听闻徐则的声名，知道他是南方道家学者中的翘楚，且德行高尚，便一心想请他出山，到自己府中讲授道法。为表诚意，杨广特意派了自己的亲信幕僚前往天台山，携带厚礼与亲笔书信，恳请徐则前往扬州。
书信中，杨广言辞极为恳切，称自己“久慕道法，然苦于无明师指点，闻先生得道高深，如久旱望甘霖，恳请先生不辞辛劳，下山一晤，以解愚惑”，还承诺若徐则愿往，必以师礼相待，绝不强求功名之事。派去的亲信也在徐则面前反复陈说晋王的诚意，劝他不必固执于山野之居。
徐则见杨广如此郑重，又念及他身为皇子，能对道家抱有敬意实属难得，心中虽仍不愿入世，却也不好过于决绝。他沉思数日后，对来人说：“晋王既有此心，贫道若一味推辞，恐失却机缘。道法本应济世，若能以片言只语点化贵人，亦是功德一件。”于是，他终于应允前往扬州，但临行前特意言明：“贫道此去，只为讲授道法，事成之后便即归山，绝不受任何官职俸禄。”
抵达扬州后，杨广果然如其所言，对徐则礼遇有加，将他安置在府中专门修建的清静院落里，每日亲自前往请教，屏退左右，只以弟子之礼聆听徐则讲解道家的“自然无为”“守静致虚”之道。徐则并未引经据典长篇大论，而是结合现实，以浅显易懂的语言阐释道法的精髓，他告诉杨广：“治国如治身，当顺应民心，不妄为，不扰民，则天下自安；修身如治国，当摒除杂念，守心不动，则道自成。”杨广听后，深感受益匪浅，对徐则愈发敬重。
然而，徐则毕竟是山野隐士，久居朝堂之地，终究难以适应。扬州虽繁华，却无山林间的清静；王府虽恭敬，却多了几分世俗的约束。他在扬州停留了不过月余，便日渐思念天台山中的溪泉与松涛，心中归意渐浓。一日，他对杨广说：“贫道已将所知之道大略相告，晋王天资聪慧，自能领悟。贫道山野之人，久离故地，心不安宁，恳请晋王允我归山。”
杨广虽不舍，却也知道徐则的心意已决，强留无益，只得应允。他本想多赠些财物，又怕徐则拒绝，便只准备了一些简单的行装与路上所需的盘缠，亲自为徐则送行。临别时，杨广仍有些怅然，问道：“先生此去，何时可再得相见？”徐则微微一笑，答道：“因缘自有定数，晋王保重，贫道去也。”
谁知，徐则尚未启程返回天台山，在扬州的寓所中突然仙逝。关于他的离世，史书记载颇为简略，只说“无疾而终”，时年八十二岁。或许是他年事已高，又经路途劳顿，加之对山林的思念难以释怀，才在完成与杨广的缘分后，安然辞世。
徐则的猝然离世，让杨广颇为悲痛。他本想将徐则的遗体安葬在扬州附近，却又念及徐则生前对天台山的眷恋，最终决定遵从其遗愿（或说其心志），派人将遗体护送回天台山安葬。不仅如此，杨广还亲自为徐则撰写了一篇碑文，文中追忆了与徐则相处的时日，盛赞他“志存高远，道合自然，不慕荣利，超然物外”，称他的离世是“道家之损，士林之悲”，并命人将碑文刻于石碑之上，立在徐则的墓前，以表敬意与怀念。这篇碑文后来被收录于一些古籍之中，成为后世了解徐则生平的重要依据。
徐则的一生，未曾担任过任何官职，也未曾留下鸿篇巨制的着作，却以其隐逸的行踪与深厚的道家修为，在南北朝至隋朝的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他的存在，恰是当时道家思想在士大夫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生动例证——在那个政权更迭频繁、人心浮动的时代，道家所倡导的“自然无为”“清静守心”，为许多厌倦了官场纷争的士大夫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与归宿。而杨广对徐则的敬重与缅怀，也从侧面反映出，即便是身处权力中心的皇室成员，也需要从道家思想中寻求某种心灵的慰藉与治国的启示。
徐则虽已远去，但他隐居山林、潜心道法的身影，以及他与杨广之间那段因道结缘的往事，却如同天台山的云雾一般，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淡淡的痕迹，让后人得以窥见那个时代道家文化的风貌，以及士人阶层在世俗与超脱之间的精神抉择。他用一生的隐逸与坚守，诠释了道家“不为物役，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也为中国古代的隐士文化增添了一抹沉静而深远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