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二年秋，汴京郊外的稻田里，一阵冷风卷过，金黄的稻穗晃了晃，几片枯叶飘落在泥地里。农户王老汉蹲在田埂上，手里攥着一把刚割下的稻子，指缝间还沾着泥土，眼神却盯着远处走来的官差，眉头拧成了死结——这已经是官差本月第三次来催粮了，比往年早了整整一个月。
“王老汉，赶紧把粮交了！”领头的官差穿着青色公服，腰里别着短刀，走到田埂前，脚踢了踢地上的稻穗，“今年河北要防契丹，陕西要防西夏，朝廷急着要粮，你要是再拖，就按抗粮处置！”
王老汉连忙站起来，手里的稻子掉在地上，他伸手去拉官差的袖子：“差爷，再宽限几日吧！今年稻子刚熟，还没晒透，要是现在就交，家里剩下的粮，不够过冬啊！”
“不够过冬？那是你的事！”官差甩开他的手，袖子上沾了泥，他嫌恶地擦了擦，“朝廷要粮打仗，你敢不交？今日要么交粮，要么跟我们去县衙，自己选！”
旁边几个农户也围了过来，纷纷求情：“差爷，我们都还没晒透粮，再宽限十日，十日之后，我们肯定把粮交上去！”
官差却不耐烦了，朝身后的几个小吏使了个眼色：“别跟他们废话！把他们的粮先拉走，不够的，让他们凑钱补！”
小吏们立刻冲进稻田，不管农户们的阻拦，拿起镰刀就割稻子，还把农户家里已经收割好的粮，往马车上搬。王老汉扑过去想抢，却被小吏推倒在泥地里，看着马车上越来越多的粮，他急得眼泪直流，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范仲淹看到。他刚从河北考察灾情回来，穿着便服，身边只带了两个随从。看到官差强征粮食，范仲淹快步走过去，喝止道：“住手！朝廷征粮有定数，且有期限，你们怎能强抢百姓的粮？”
官差转头看到范仲淹，见他穿着普通，以为是个普通百姓，冷笑一声：“你是谁？敢管朝廷的事？赶紧滚开，不然连你一起抓！”
范仲淹没动，从怀里掏出一块令牌，递到官差面前。令牌是黑色的，上面刻着“参知政事”四个字，官差看到令牌，脸色瞬间白了，“扑通”跪在地上：“小人……小人不知是范大人，死罪死罪！”
“起来吧。”范仲淹收起令牌，语气沉了些，“今年朝廷征粮的定数是多少？期限是何时？你们为何提前征粮，还强抢百姓的粮？”
官差连忙爬起来，低着头说：“回大人，今年河北、陕西两处用兵，朝廷催粮催得紧，县衙让我们提前征粮，还多征了一成，说是‘军粮增补’，小人也是奉命行事，不敢违抗。”
范仲淹皱起眉，转头看向王老汉：“今年县衙多征了你们一成粮？”
王老汉点头，擦了擦眼泪：“是啊，范大人！往年征粮是三成，今年要征四成，还提前了一个月，我们要是交了，冬天肯定要饿肚子了！”
范仲淹沉默了片刻，对官差说：“把抢来的粮还给百姓，多征的一成粮，免了！征粮按朝廷定数，期限延至十日，十日之后，再按规矩征收，若再敢强抢，定严惩不贷！”
官差连忙应着，让小吏们把粮卸下来，还给农户们，然后带着小吏，灰溜溜地走了。农户们围着范仲淹，不停地道谢，王老汉更是跪在地上，磕了好几个头。
范仲淹扶起王老汉，看着田地里的稻子，又看了看农户们的模样，心里沉得厉害——一片秋粮，竟映出了大宋的第一个软肋：赋税苛重，地方官借机盘剥，百姓苦不堪言。
回到汴京后，范仲淹立刻去了皇宫，把在郊外看到的情况，告诉了宋仁宗赵祯，还递上了一份奏折，上面写着河北、陕西两地，地方官借“军粮增补”之名，多征赋税的情况，连具体的州县和数额，都写得清清楚楚。
赵祯看完奏折，把奏折往龙案上一拍，茶水溅了满案：“这些地方官，竟敢借朝廷用兵之名，盘剥百姓！朕下过旨，征粮按定数，不许多征，他们竟敢违抗！”
旁边的枢密使韩琦也说：“陛下，河北、陕西两地，百姓本就因战乱受苦，再被多征赋税，恐怕会引发民怨，甚至民变，不得不防啊！”
范仲淹点头：“陛下，臣以为，当务之急是下旨，严禁地方官多征赋税，已经多征的，必须还给百姓；还要派官员去各州府巡查，若发现有地方官违抗，严惩不贷。另外，河北、陕西两地用兵，军粮消耗大，朝廷国库虽还充盈，却也经不起长期消耗，若不解决军粮问题，日后恐怕会更难。”
赵祯点头，立刻下旨，让户部拟定文书，严禁地方官多征赋税，还派了十名官员，去各州府巡查。可没过多久，巡查的官员就回来了，带来的消息却让赵祯更头疼——不少地方官，表面上不再多征赋税，却私下里让百姓“捐粮”，说是“自愿捐给朝廷，支援军队”，百姓不敢不捐，实际上还是多征了粮。
“这些地方官，真是屡教不改！”赵祯气得脸色发白，“范仲淹，你有什么办法，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范仲淹躬身道：“陛下，地方官敢这么做，一是因为朝廷对地方的管控不够严，二是因为不少地方官，是靠关系上位，根本不把百姓放在眼里。臣以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整顿吏治，把那些靠关系上位、盘剥百姓的官员，全部革职，换成真心为百姓办事的官员；还要制定严格的征粮制度，每一笔征粮，都要登记在册，上报朝廷，由户部核查，杜绝地方官弄虚作假。”
赵祯点头：“好！就按你说的办！你负责整顿吏治，韩琦负责制定征粮制度，务必在一个月内，把这件事办好！”
可整顿吏治谈何容易？不少地方官，都是朝中大臣的亲信，革职他们，就等于得罪朝中大臣。范仲淹刚革职了几个地方官，就有大臣上书弹劾他，说他“滥用职权，排挤老臣”，还有大臣私下里找他，让他手下留情，范仲淹却不为所动，依旧按规矩办事，可整顿吏治的进度，还是慢了下来。
而军粮的问题，也没得到彻底解决。河北、陕西两地用兵，每天消耗的军粮就有上千石，朝廷国库的粮，越来越少，赵祯只能下令，从其他州县调粮支援，可调粮又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容易在途中损耗，一来二去，军粮的缺口，反而越来越大。
范仲淹看着这些问题，心里清楚，赋税和吏治的软肋，若不彻底解决，大宋迟早会出大问题。
庆历三年冬，契丹又派了两万骑兵，突袭河北遂城。遂城守将李信派人去汴京求援，赵祯下旨，让张宪率领五千骑兵，去遂城支援，还让户部调五千石粮，运往遂城，作为军粮。
可粮调出去后，过了十日，还没到遂城。张宪在遂城城外，和契丹骑兵僵持了五日，军粮快用完了，士兵们只能靠吃野菜充饥，战斗力越来越弱。张宪急了，派人去查粮的下落，结果查到，粮在运输途中，被负责押运的将领，私自克扣了两千石，剩下的三千石，又在途中被契丹骑兵劫走了一半，最后送到遂城的，只有一千五百石粮，根本不够士兵们吃。
张宪气得咬牙，立刻派人把押运将领押回汴京，交给朝廷处置。赵祯听说后，更是震怒，下旨把押运将领斩首示众，还让户部重新调粮，运往遂城。可重新调粮，又要花费时间，等粮送到遂城时，张宪已经和契丹骑兵僵持了十五日，士兵们死伤惨重，虽然最终击退了契丹骑兵，却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战后，张宪回到汴京，向赵祯禀报战况时，特意提到了军粮押运的问题：“陛下，此次和契丹作战，我军本可早点击溃契丹骑兵，却因为军粮不足，拖延了十日，导致士兵死伤惨重。军粮押运，没有严格的管控，将领们私自克扣，还容易被敌军劫走，这是大宋的一大软肋，若不解决，日后打仗，恐怕会吃更大的亏。”
韩琦也附和道：“陛下，张将军说得对！军粮是军队的根本，没有军粮，士兵们就无法打仗。如今军粮押运，都是由地方将领负责，没有专门的人监管，很容易出问题。臣以为，当务之急是设立专门的军粮押运机构，由朝廷直接管辖，负责军粮的押运，还要派士兵护送，防止将领克扣和敌军劫掠。”
赵祯点头，立刻下旨，设立“军粮押运司”，由枢密院管辖，专门负责军粮的押运，还规定，每一批军粮押运，都要派两名官员监督，一名将领率领士兵护送，若出现军粮克扣或被劫，监督官员和护送将领，一律严惩。
可问题又来了——设立军粮押运司，需要大量的官员和士兵，官员需要选拔，士兵需要从各地抽调，这又增加了朝廷的开支。而且，不少地方将领，不愿意把士兵抽调出去，觉得会影响地方的防御，纷纷上书反对，军粮押运司的设立，又遇到了阻碍。
范仲淹看着这些问题，心里更沉了——军粮管控的软肋，和赋税、吏治的软肋，相互缠绕，一个问题没解决，又引出新的问题，大宋的处境，越来越难了。
庆历四年秋，陕西延州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百姓们纷纷逃离家乡，去其他地方乞讨。延州守将派人去汴京求援，请求朝廷发放赈灾粮，还请求朝廷减免延州今年的赋税。
赵祯接到奏报后，立刻召集大臣们议事。范仲淹说：“陛下，延州旱灾严重，百姓流离失所，若不及时发放赈灾粮，恐怕会引发民变。朝廷应立刻从国库调粮，运往延州赈灾，还应减免延州今年的赋税，让百姓能安心返乡种地。”
可户部尚书夏竦却皱起眉：“陛下，如今河北、陕西两地用兵，军粮消耗已经很大，国库的粮本就不多，若再调粮赈灾，军粮恐怕会不够。而且，减免延州的赋税，朝廷的收入又会减少，日后恐怕难以支撑军费开支。”
韩琦也说：“夏尚书说得对，陛下！军粮不能缺，一旦缺了军粮，河北、陕西的军队就会出问题，契丹和西夏可能会趁机犯境。赈灾粮可以少调一些，赋税也不能全免，减免五成即可，这样既能缓解延州的灾情，又不会影响朝廷的收入和军粮供应。”
范仲淹却不同意：“延州百姓已经颗粒无收，若只调少量赈灾粮，根本不够百姓吃；赋税减免五成，百姓还是无法生活，还是会逃离家乡。百姓是大宋的根本，若百姓流离失所，民变四起，就算有再多的军粮，大宋也会不稳！”
大臣们分成两派，一派支持范仲淹，主张多调赈灾粮，全免延州赋税；一派支持夏竦、韩琦，主张少调赈灾粮，减免五成赋税，双方争论不休。
赵祯看着争论的大臣们，心里也很为难——调多了赈灾粮，军粮不够；调少了，百姓受苦，可能引发民变。减免全税，朝廷收入减少；减免五成，百姓还是困难。他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采纳了夏竦、韩琦的建议：调五千石赈灾粮运往延州，减免延州今年五成的赋税。
可五千石赈灾粮，根本不够延州百姓吃。粮送到延州后，地方官又趁机克扣了两千石，剩下的三千石，分到百姓手里，每户只有很少一点，根本不够维持生计。而且，减免五成赋税，剩下的五成，百姓还是交不出来，官差依旧上门催粮，百姓们走投无路，只能纷纷起来反抗，延州爆发了民变。
延州守将连忙派人去汴京求援，赵祯只能派张宪率领大军，去延州平定民变。张宪率领大军，经过半个月的征战，终于平定了民变，可百姓们死伤惨重，延州的田地，也因为无人耕种，变得荒芜。
平定民变后，张宪回到汴京，向赵祯禀报时，语气沉重：“陛下，延州百姓本不想反，是因为赈灾粮不够，赋税又重，走投无路才反的。百姓是大宋的根本，若朝廷不能善待百姓，日后还会有更多的民变，这才是大宋最大的软肋啊！”
赵祯看着张宪，又看了看身边的大臣们，沉默了很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张宪说得对，百姓是大宋的根本，可朝廷既要应对契丹、西夏的威胁，又要安抚百姓，还要维持庞大的开支，根本分身乏术。
范仲淹看着赵祯的模样，心里也不好受。他知道，大宋的这些软肋，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赋税苛重、吏治腐败、军粮管控不严、百姓生活困苦，这些问题相互缠绕，像一张网，把大宋困在里面，若不能找到破解之法，大宋迟早会走向衰落。
庆历五年秋，又到了收割的季节。汴京郊外的稻田里，依旧是金黄的稻穗，可农户们的脸上，却没有丝毫喜悦。王老汉看着田里的稻子，想起去年被官差强征粮食的场景，又想起延州的民变，心里满是担忧——他不知道，今年的粮，能不能保住，不知道明年的日子，会不会更难。
范仲淹再次路过稻田，看到农户们的模样，心里沉得厉害。一阵冷风卷过，又有几片枯叶飘落在泥地里，他弯腰捡起一片枯叶，看着枯叶上的纹路，仿佛看到了大宋的未来——一片秋粮，一片枯叶，都映出了大宋的软肋，而这些软肋，若不能及时弥补，大宋的兴盛，恐怕就像这枯叶一样，迟早会凋零。
后来，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试图解决大宋的这些软肋，整顿吏治、减免赋税、改革军粮管控，可新政触动了太多大臣的利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推行了不到两年，就被迫废除。范仲淹也被贬到地方，再也没能回到汴京。
韩琦、富弼等人，也试图继续解决大宋的软肋，可终究力不从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宋的软肋越来越明显，赋税越来越重，吏治越来越腐败，军粮管控越来越混乱，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再后来，契丹、西夏趁机不断犯境，大宋被迫不断增加军费，征收更多的赋税，百姓不堪重负，民变四起，大宋的国力，越来越衰弱，最终走向了灭亡。
而那片映出大宋软肋的秋粮，那片象征大宋兴衰的枯叶，也随着大宋的灭亡，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可那段历史，却永远提醒着后人：一个国家，若不能善待百姓，若不能解决自身的软肋，再强大的国力，也会慢慢消耗殆尽，最终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