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十几里外的李家庄，村委会那间略显破旧的办公室里，气氛则有些压抑和微妙。村支书李富贵把自己反锁在屋里，窗台上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桌上的电话像催命符一样响个不停。
他深吸一口烟，烦躁地抓起话筒，还没开口，对面就传来一个带着笑意的、略显油滑的声音：“喂，富贵书记啊，忙着呢？我，王老五啊！”
李富贵眉头一皱，语气有些不耐：“王老五，有事说事，我这边一堆报表要填。”
“嘿嘿，没啥大事，就是…就是我那个外甥家，村东头那五亩玉米地，你不是带人去看了吗？你看…这损失，往上报的时候，能不能…稍微往‘重’里描那么一点点？”王老五的声音压低了些，“你放心，规矩我懂，事成之后，肯定亏待不了你…”
李富贵捏着话筒的手指紧了紧，没吭声。王老五在外头做点小生意，是村里有名的“灵通”人物。
见他不说话，王老五又加码：“富贵啊，咱们都是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灾后补偿，水活一点，大家都能松快些不是？你就当帮帮忙…”
李富贵看着窗外院子里或蹲或站、满脸愁容等待登记的其他村民，那些都是实打实指望着地里收成过活的庄稼人。他喉咙有些发干，最终含糊地应了句：“…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这还忙，先挂了。” 不等对方再说什么，他猛地撂下了电话。
刚喘口气，桌上的电话又嗡嗡震动响起来，接起来是来自村里承包了鱼塘的张老板：“李支书，我那鱼塘其实水退得快，损失没看上去那么大。但报表上要是能按‘全塘覆没’报，后续补贴下来，我分你三成。”
李富贵沉默着没有接话，挂断了手中的电话。
白花花的钱财仿佛就在眼前晃动。
李富贵盯着桌子上的电话，想着他们说的好处，内心在天人交战。
他知道，这次灾情评估和后续补偿发放，他这个村支书手中的笔，确实有“操作空间”。
只要稍微一歪，给某些人家多报点损失，或者像张老板这样虚报一些，自己就能得到不少“实惠”。这诱惑，对于他这个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的村干部来说，太大了。
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走到窗边，看着院子里那些熟悉的面孔......佝偻着背的李老汉，他家的房子都被冲垮了一角；眼神麻木的王寡妇，她儿子在外打工，就指着这几亩地和孩子的生活费…他们粗糙的手上还沾着抢救粮食时留下的泥巴，眼神里充满了对救济和公道的期盼。
“狗日的…”李富贵低声骂了一句，不知道是在骂那些来说情的人，还是在骂自己内心蠢动的贪念。
他猛地转过身，拿起桌上的名单，最终还是尽量按照昨天实地查看的情况，开始艰难地、一笔一划地登记。
每写下一个相对客观的数字，他都觉得像是在从自己身上割肉，但残存的良知和那份对父老乡亲不易的共情，让他无法真正下笔去歪曲。这个过程，比他干一天农活还累。
与此同时，在更偏远的山脚下的靠山村，则是另一番景象。
村支书赵老蔫，是个五十多岁的木讷汉子，没什么文化，当上支书主要是因为村里实在找不出更年轻、更“能”的人了。
此刻，他面对着桌上那厚厚一沓、填写要求复杂的受灾情况统计表，愁得直揪自己本就不多的头发。
“这…这咋填啊？啥叫‘经济损失评估’？啥叫‘房屋损毁等级’？”他求助似的看向旁边稍微读过几年书的会计，会计也挠头，“支书，这得请镇上的技术员来指导吧？”
可镇上也忙得脚不沾地，技术员根本派不过来。村民们已经围在了村委会外面，七嘴八舌地诉苦：
“赵支书，我家粮仓都泡了，粮食全发芽了，这可咋活啊！”
“支书，先给我家登记！房子裂了那么大缝，都不敢住了！”
“救济粮啥时候能下来啊？家里都快断顿了！”
赵老蔫看着那一张张焦急的脸，听着一声声迫切的追问，感到深深的无力。他嘴笨，不会说漂亮话，只能一遍遍重复：“大家别急，别急…我都记下了，我去镇上跑，我去申请…”
他确实去跑了。
顶着烈日，骑着那辆破旧的摩托车，一趟趟往镇上跑，找领导，递材料。
可镇里资源也有限，流程走起来慢得像蜗牛。每次他带着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进展....几箱方便面、几床棉被,一点一点的带回村，面对村民那从期盼到失望的眼神，他都觉得像有针在扎自己。
“啥球支书！一点用都没有！”有脾气暴躁的村民开始当面指责，“你看人家李家庄，解放军都去了，救济款也快下来了！咱们村呢？啥也指望不上！”
赵老蔫张了张嘴，想解释镇里的困难，想说自己已经尽力了，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默默地低下头，把委屈和疲惫咽回肚子里。
他能做的，就是继续拖着那双磨破了底的胶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的村路上奔波，看到哪家实在困难，就先把自己家仅剩的一点米分过去一点，能多帮一家是一家。
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就像一面巨大而残酷的照妖镜，清晰地映照出世间百态。
有权力的在诱惑与良知间挣扎，能力弱的在现实与期望间煎熬。在这片被雨水浸泡的土地上，上演着一幕幕属于小人物的悲哀、无奈，却也闪烁着未曾完全泯灭的、朴素的坚持与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