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尚书王景弘的府邸，那座曾经象征着儒门风骨与道统尊严的巍峨宅院，如今却被一种浓重得化不开的悲戚与死寂所笼罩。
王景弘在那日急火攻心口吐鲜血昏厥过去之后，虽然被家人及时救醒，却也如同被抽走了精气神一般，一病不起。
这位曾经在朝堂之上言辞犀利引经据典的大儒，如今只是形容枯槁地躺在病榻之上，双目无神地望着床顶，口中不停地喃喃自语着“是老夫害了他……是老夫害了他……”，状若痴傻。
而他最心爱的、被他寄予了无限厚望的小孙子王宝儿，在安国公二女张丫丫下达了那份“无力回天”的最终判决之后，也终于没能熬过那个冰冷的夜晚。
他在巨大的痛苦中，在那间充满了名贵药材苦涩气息的华美卧房里，悄无声息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一个年仅七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因为祖父的愚昧与固执凋零了。
……
王尚书之孙因天花恶疾不治身亡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的乌鸦，在第二天清晨便飞遍了京城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消息，与之前九皇子奇迹般康复的喜讯，形成了一种最鲜明也最残酷的对比，给所有还在对“牛痘之法”心存疑虑或持观望态度的京城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震撼。
原来，天花这个死神，是真的不认得权贵与贫贱。
原来，安国公府的“神仙手段”，也并非是万能的。
更重要的是，原来信与不信，生与死的距离，竟是如此之近。
而安国公府，或者说已经升格为“皇家防疫总署”的惠民防疫司，也没有放过这个用血淋淋的现实，去教育天下人的……最佳机会。
在张小山的授意之下，最新一期的《帝国日报》，以前所未有的巨大版面，用一种客观冷静却又充满了悲悯的笔触，详细地报道了王尚书之孙，从发病到死亡的全过程。
报道中，没有对王景弘本人进行任何直接的批评或指责。
只是，不动声色地，将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和事实，清晰无比地，罗列了出来。
——“启元十二年三月初六，户部侍郎府宴客，王氏小公子于邻院假山玩耍，或于此时，初感疫毒。”
——“三月九日，小公子初现高热红疹之症。府中上下，皆以为寻常风热，未曾报官亦未曾求助于惠民防疫司。府上自行延请太医院国手，以大剂量黄连石膏等虎狼之药，强行灌之，欲退其‘邪火’。”
——“三月十一日，小公子病情急剧恶化，痘疹尽出，高烧不退，陷入昏迷。王尚书深夜跪求于安国公府前，首席大司医张丫丫亲赴诊视，然因病患已耗尽元气，五脏六腑皆衰，回天乏术。”
——“三月十二日凌晨，小公子……薨。”
报道的最后，还附上了一段由张丫丫亲笔所书的、充满了医者仁心与科学精神的……《告天下父母书》。
信中她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再次向天下人阐明了天花的凶险，以及牛痘之法的原理。
并用王尚书之孙这个血淋淋的例子，向所有人，发出了最沉痛也最严肃的警告。
“……天花之毒，其性至烈，其传也速，非寻常药石可医。其发病之初，邪毒尚浅，正气尚存，此时若能及时种痘，或可效仿九皇子殿下，以正胜邪，置之死地而后生。然，若错失良机，又妄投虎狼之药，耗尽元气，待到邪毒入里，病入膏肓，则纵是神仙下凡，亦无回天之力矣！”
“故，防疫之道，有三要义，望天下父母，铭记于心。”
“其一，曰早种痘。此乃上上之策，可御敌于国门之外，永绝后患。”
“其二，曰早发现，早上报。一旦有疑似症状，切不可心存侥幸，讳疾忌医，当立刻报官，并求助于防疫司，此乃中策，或可尚有一线生机。”
“其三，曰不乱用药。天花非寻常风热，切忌妄投寒凉之药，以免耗伤元气，加速病亡。此乃下策，亦是……保命之底线！”
……
这篇报道，这封信如同平地惊雷，彻底引爆了整个京城的舆论。
它以一种无可辩驳的、血淋淋的事实，向所有心存侥幸的顽固派，上了一堂最深刻，也最残酷的警示课。
那些曾经追随王景弘，同样高喊着“不以牛毒秽体”的守旧派官员和士子们，在看到这篇报道之后，一个个都吓得是面如土色，魂飞魄散。
他们再也不敢提什么“风骨”与“道统”了。
当天下午，便有不少官员，悄悄地派自家的管事，领着家中的孩童，戴着帷帽，遮遮掩掩地，前往了离自家最远的种痘站，排队接种。
而那些普通的百姓，更是被这活生生的例子，给彻底吓破了胆。
他们或许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们知道，尚书大人的亲孙子，都因为“信错了方子”而死了。
那他们这些平头百姓，若是再不听安国公府“神医”的话，那不是纯粹找死吗？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京城各大种痘站，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满为患的景象。
无数的父母，抱着，领着甚至是用筐子挑着自家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涌来。
他们脸上的表情，不再有丝毫的犹豫和怀疑。
只剩下，一种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活下去的……极度渴望。
“大夫！大夫！求求您！给俺家娃儿也种上吧！”
“俺们信！俺们信安国公！信丫丫神医啊！”
……
顽固之殇，化作了最响亮的警钟。
在巨大的痛苦与悔恨中，王景弘的小孙子，用他那年仅七岁的生命，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时代，扫清了通往科学防疫之路的……最后一道障碍。
他的死，是一场悲剧。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死也拯救了，未来千千万万个本可能会因为同样的愚昧和固执，而无辜逝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