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法国教会在云南蒙自地区的传教活动主要集中在滇越铁路沿线及矿区周边，主要有：
蒙自主教堂（圣约瑟堂），地址在蒙自城东门（后世文澜镇东大街）。建筑是哥特式风格，高耸尖顶，内部装饰华丽，融合中式飞檐元素以示“本土化”。主持全区礼拜、圣事，储存法国捐赠的《圣经》与圣器。地下室存放武器弹药，二楼为法国领事助理办公处。通过教堂地产（占蒙自坝区水田15%）收取地租，部分用于补贴滇越铁路运费。
芷村教堂（圣母无染原罪堂），地址在滇越铁路重要站点芷村镇，建筑是罗马式穹顶，外墙用当地红砂岩砌筑，附设法式风车磨坊。针对个旧锡矿工人，以“天国许诺”安抚劳苦大众。附设诊所，用奎宁治疗疟疾，换取矿工以锡矿砂抵偿医疗费。法国驻蒙自领事通过教堂电报室监控滇越铁路沿线动态。
个旧圣心堂，地址在锡矿核心区的个旧老厂镇。建筑是巴洛克风格，镀金穹顶，内部悬挂法国产铜制吊灯。教堂直接参与锡矿开采权争夺，以“什一税”名义抽取矿工收入的10%。强制矿工子女入读教会学校，教授法语与拉丁语，禁止使用彝语。1902年锡矿工人罢工期间，教会联合法军屠杀示威者，史称“老厂惨案”。
冷泉镇天主堂，在彝族聚居区冷泉镇。建筑为中式四合院布局，正厅供奉圣母像，两侧厢房用于储存鸦片。以“教产”名义强占哈尼族祭田，引发持续抗争。借教堂掩护走私鸦片，利润用于修建滇越铁路支线。
说实话，王月生一直设想着利用教会的力量去冲击一下云南地方的保守势力，但从来不会想着跟教会合作，因为他们两手抓，两手都特硬。要舆论，人家天主啊、圣母啊、慈悲啊，往外一抬，先跟你讲佛法。佛法讲不通，他都不需要略通些拳脚，法国领事和大兵就主动上来了。若是被他们缠上，真的做鬼都不得安生。现在中国的教民的口碑，可是差到极点了。
而且现在教会的胃口越来越大，已经直接向大户人家和国家命脉的土地和矿产下手了。王月生随便就能从后世法国教会对跟自家和本地情况类似的案例中找到他们可以对自己下手的套路。
比如1886年的重庆教案，法国天主教会在重庆鹅岭霸占土地修建教堂，宣称该地为康熙年间旧教产，甚至还声称持有明代地契，但实际地块已被当地米商王氏家族经营百年。法国领事威胁重庆知府，迫使王氏“自愿”以市价1\/10（200两白银）出让土地。王氏米行因丧失仓储地破产，教会将地块转租给鸦片商人，年租金收入超千两。王月生担心哪天自家的祖宅也成了教会的旧教产。前明的地契，别人拿在手，清廷可以不认，法国人拿出来，恐怕云南巡抚都会背书的。
还有1900年前后，在黄教盛行的内蒙古绥远，教会都可以利用华北旱灾，以“赈灾”名义向农民发放种子，要求以土地经营权抵押。连年灾荒导致农民无法偿还，教会依法国法律（年息30%）没收抵押土地，至1911年累计侵占河套地区良田20万亩。教会将土地租给汉族佃农，收取50%收成地租，同时垄断粮食加工（如教堂开设的面粉厂），挤压本地磨坊主。自家在虹溪可也是大地主。
更有1898年江西九江茶商压榨案。法国教会资助买办开设“义兴茶行”，凭借免税特权（《天津条约》规定教会产业免税）低价收购茶叶，迫使本土茶商朱氏商号降价竞争。教会勾结厘金局，对朱氏商号课以重税，致其三年内倒闭，教会随后垄断九江对欧茶叶出口。1895-1900年，九江教会控制茶行出口量从5%升至40%，本土茶商份额由70%暴跌至20%。
近处的更有1905年的云南大理矿权纠纷，法国传教士杜文秀（中文化名）以“修建教堂”为由，向土司“购买”怒江流域矿山，实际勘探发现银矿后，援引条约禁止中国矿工进入。教会引入法国公司开采，本土矿主杨氏家族诉至官府，但云贵总督迫于法国压力判教会“合法”。传统手工矿场倒闭，2000余矿工沦为教会矿场苦力。
细思极恐啊。他感觉自己站在教会的角度，也会认为王家是一块可口美味的肥肉。当然，他们开头会以非常友善的姿态，用交朋友的理由，用为他争取法国人才能享受的便利与优待的条件，一步步把他引诱进去的。甚至是只要自己被他们粘上，后续自己怎么挣扎都是徒劳的。半殖民地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此，并不是底层人民才是韭菜；所有的人，在外国主子看来，都是待宰的羔羊。
可恨的是，这次还是姜玉娘一副天真烂漫地样子送来的蒙自圣约瑟堂的本堂神父皮埃尔·德·拉·科斯特（pierre de la coste）的信件。这家伙可是在后世历史上留下姓名的人物。他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mEp）成员，曾任越南海防教区副主教。毕业于巴黎神学院，精通拉丁语、希腊语与汉语，熟悉《圣经》与《道德经》的互译。一身兼具传教士与法国驻蒙自领事馆顾问双重角色，直接参与滇越铁路征地谈判与锡矿开采权争夺。他1892年耗资3万两白银主持修建蒙自主教堂，1899年科斯特致巴黎的信件中承认：“锡矿利润的30%用于圣约瑟堂扩建，其余充作殖民军费”。按照后世历史的进展，他很快会强征彝族祭田建教堂墓地，引发李阿普领导的千人起义，焚毁教堂仓库。他指挥法军开枪镇压，屠杀30余人，焚毁彝族村寨5个，事后向清廷索赔“教产损失”5万两，然后将其中3万两用于扩建教堂。
他通过教会控制的“圣心洋行”垄断个旧老厂镇锡矿运输，1900年走私锡矿砂2000担，价值约6万两，利润用于修建滇越铁路支线。同时借“医疗用途”名义向滇南倾销印度鸦片，1903年经蒙自走私量达5000斤，科斯特从中抽成15%，个人获利超2万两。据估算，科斯特任内从蒙自掠走的财富相当于当地10年田赋总和，直接加剧了清末滇南民生凋敝。
他创办“圣约瑟学堂”，强制彝族儿童学习法语与拉丁语，禁止使用彝语。教材中夹带《马可福音》与《法兰西帝国荣耀论》，培养亲法精英。1902年以“异端”罪名逮捕彝族巫师，公开鞭笞其“崇拜偶像”，借此推广天主教圣像崇拜。1905年老厂惨案中，假借“调解矿工纠纷”名义，向法国驻军泄露锡矿工人罢工计划，导致法军屠杀示威者200余人，科斯特亲自签署处决令。科斯特被云南地方志称为“披着神袍的刽子手”，其宗教活动与殖民掠夺高度绑定。他强制推行拉丁化礼拜的行为，导致蒙自彝族传统宗教仪式断层，后世仍有老人拒入教堂。后世彝族老人回忆：“科斯特神父的银十字架是用我们祖先的血铸成的。”
可是，王月生也没办法去埋怨姜玉娘。别看她像这个年代其他同龄人一样，早早地进入社会摸爬滚打，不像后世二十多岁的大学生还瞪着一双清澈愚蠢的大眼睛。但指望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的西南山区的女子，哪怕是出身大户人家，面对穷凶极恶的殖民者时，都不免用斯德哥尔摩效应来麻痹自己，欺骗自己强者中间还是有良善之人，可以拯救被奴役与被摧残者的心灵和肉体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是一种心理现象，指受害者在极端胁迫或虐待情境下，对加害者产生情感依赖、同情甚至主动配合的行为。这种现象通常出现在绑架、劫持、虐待关系或战争等高压环境中，受害者因生存本能或心理防御机制，反而与加害者形成某种“共生关系”。1973年斯德哥尔摩银行劫案中，4名银行员工被劫持6天，期间劫匪未伤害他们，反而给予食物和对话机会。获救后，人质拒绝指控劫匪，甚至为其筹款辩护，称“劫匪救了我们的命”。
这种心理机制产生于人的生存本能，在极度恐惧中，受害者通过认同加害者来降低威胁感。在心理上属于创伤性联结（traumatic bonding），间歇性的虐待与偶尔的善意交替出现，导致受害人的心理依赖。理智上属于认知失调，受害者通过合理化加害者行为，缓解自身道德矛盾（如“他其实对我好”）。实践中，长期被困时，加害者成为唯一互动对象，情感依附被迫形成。
其实，西方人早就知道这种心理，并成功应用于殖民活动中。只是出于“上等民族”对于“下等民族”天生的优越感，更多地把这种技术当做某种驯兽术般看待。直到在白人群体之间发生了这种情况，才大惊小怪地重视起来。
不管是姜玉娘主动请缨，还是被威逼利诱，王月生都觉得自己被这小妮子坑了。不管客观是什么，主观上，她就应该认为她没有资格去替自己接什么信。王月生不相信一个在昆明作威作福的法国神父能够知道自己一个刚回国的蒙自山区的小年轻，并且那么准确地找到一个在蒙自上学的虹溪女孩给自己带话。
其实，这事还真的不是姜玉娘的锅。是这位科斯特神父通过教会和殖民体系的双重渠道，提前获知了一些消息，打算先下手烧个冷灶，派人来给王月生送信。结果送信的法国小伙子是个艾莲娜的追求者，其实他就是主动请缨来替科斯特神父跑一趟蒙自，跟自己心目中的女神见一面。结果姜玉娘那天从王月生处回家后，很快就回了蒙自这个大地方。在跟艾莲娜老师一起玩的时候，见到了这个法国小伙子。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就自告奋勇替他跑这一趟。
姜玉娘可不知道王月生是怎么想的。她还在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来这么一出。须知此时从蒙自来回一趟虹溪，可不是像后世开车从天津去趟塘沽，那是真的要在马帮或者家丁的护送下，艰难跋涉好几天的。是因为自己想找个借口再看一次王月生？还是想狐假虎威骗王月生自己的家族背后也跟法国大神父搭得上关系？她自己也不清楚。
王月生收下信时，还是非常热情的。但展开信后，看到那貌似邀请会晤，实则召他去昆明拜见的信中，客气的措辞掩饰不住的深入骨髓的傲慢和对下等民族人士的轻视，此间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可能习以为常，但来自后世大国的王月生可真的没办法入乡随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