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杨谅深受高祖宠爱，担任并州总管，从太行山以东到大海，南至黄河，共五十二州都归他管辖；高祖还特许他可以相机行事，不必拘泥于律令。杨谅觉得自己所在的地方集中了天下的精兵，又看到太子杨勇因遭谗言被废，心里常常闷闷不乐，等到蜀王杨秀获罪，他就更加不安，暗中有了反叛的想法。他对高祖说，“突厥势力正强，应该加强武备”。于是大规模征发劳役，修缮整治兵器器械，招揽逃亡的罪犯，身边的亲信党羽差不多有几万人。突厥曾经侵犯边境，高祖派杨谅去抵御，结果被突厥打败；他手下的将帅因战败而被撤职的有八十多人，都被发配到岭南防守。杨谅因为他们都是老部下，上奏请求留下他们，高祖生气地说：“你身为藩王，就应该恭敬地遵守朝廷命令，怎么能私自袒护老部下，废弃国家的法令呢！唉，你这小子，一旦我不在了，你要是想轻举妄动，人家抓你就像抓笼子里的小鸡一样容易，还要这些心腹干什么！”
王頍是王僧辩的儿子，为人洒脱，喜欢奇谋策略，担任杨谅的咨议参军。萧摩诃是陈朝的旧将，这两人都不得志，常常郁闷地想着制造动乱，他们都与杨谅关系亲密，支持杨谅的反叛阴谋。
正好火星停留在东井星宿附近，仪曹邺县人傅奕通晓星象历法，杨谅问他：“这是什么征兆啊？”傅奕回答说：“天上的东井星宿，是黄道经过的地方，火星经过那里，是正常的现象，如果它进入地上的井，那才奇怪呢。”杨谅听了很不高兴。
等到高祖驾崩，炀帝派车骑将军屈突通拿着高祖的玺书征召杨谅入朝。在这之前，高祖与杨谅秘密约定：“如果玺书征召你，敕字旁边另外加一点，并且与玉麟符相符合，你就应召入朝。”等杨谅打开诏书，发现不符合约定，就知道事情有变。他质问屈突通，屈突通言辞坚定，不肯屈服，杨谅只好把他放回长安。于是杨谅就起兵反叛。
总管司马安定人皇甫诞恳切地劝谏杨谅，杨谅不听。皇甫诞流着泪说：“我估计大王您的兵力物资不是京城军队的对手；再加上君臣的名分已经确定，叛逆和顺从的形势截然不同，您的兵马虽然精锐，但也很难取胜。一旦陷入叛逆的境地，触犯刑法，到时候就算想做个普通百姓，也不可能了。”杨谅听了很生气，把他囚禁起来。
岚州刺史乔钟葵打算响应杨谅，他的司马京兆人陶模阻止他说：“汉王图谋不轨，您蒙受国家的厚恩，应当竭诚效力，怎么能成为祸乱的开端呢！”乔钟葵脸色一变，说：“司马你要造反吗！”说着就用兵威胁他，但陶模言辞气势毫不屈服，乔钟葵觉得他很有义气，就放了他。军吏说：“如果不杀陶模，就无法服众。”于是就把陶模囚禁起来。就这样，跟随杨谅造反的共有十九个州。
王頍劝说杨谅：“大王您部下的将领官吏，家属都在函谷关以西，如果用他们，就应该长驱直入，直接占据京都，这就是所谓的迅雷不及掩耳；如果只是想割据以前北齐的地盘，那就应该任用关东人。”杨谅拿不定主意，就两种策略都采用，宣称杨素谋反，要起兵诛杀他。
总管府兵曹闻喜人裴文安劝杨谅说：“井陉以西的地区，都在大王的掌控之中，崤山以东的兵马，也为我们所有，应该全部调遣出来；分派一些老弱残兵守住要害之处，然后根据形势去占领土地，您亲自率领精锐部队，直接攻入蒲津关。我请求担任前锋，大王您率领大军随后跟进，以风驰电掣之势，迅速抵达霸上。这样咸阳以东的地区，就能轻易平定。京城震动混乱，来不及调集军队，上下相互猜疑，人心离散恐慌；我们只要陈兵示威，发号施令，谁敢不听从！十天之内，大事就可以成功。”杨谅听了非常高兴，于是派他任命的大将军余公理从太谷出兵，前往河阳，大将军綦良从滏口出兵，前往黎阳，大将军刘建从井陉出兵，攻略燕、赵之地，柱国乔钟葵从雁门出兵，任命裴文安为柱国，与柱国纥单贵、王聃等人直接攻打京师。
炀帝任命右武卫将军洛阳人丘和为蒲州刺史，镇守蒲津关。杨谅挑选了几百名精锐骑兵，戴着面罩，谎称是杨谅的宫女回长安，守城门的官员没有察觉，他们就直接进入了蒲州城，城中也有豪杰响应他们；丘和察觉到变故，翻墙逃回到长安。蒲州长史勃海人高义明、司马北平人荣毘都被造反的人抓住。裴文安等人还没到蒲津关一百多里的时候，杨谅突然改变计划，命令纥单贵截断河上的桥梁，守住蒲州，召回裴文安。裴文安回来后，对杨谅说：“用兵之道在于诡诈迅速，本来是想出其不意。大王您既然不继续前进，我又回来了，让对方有时间部署，大事就办不成了。”杨谅没有回应。他任命王聃为蒲州刺史，裴文安为晋州刺史，薛粹为绛州刺史，梁菩萨为潞州刺史，韦道正为韩州刺史，张伯英为泽州刺史。代州总管天水人李景发兵抵抗杨谅，杨谅派他的将领刘暠袭击李景，李景迎击并斩杀了刘暠。杨谅又派乔钟葵率领三万勇猛的士兵攻打李景，李景的战士不过几千人，而且城池不够坚固，被乔钟葵攻打，城墙接连崩塌，李景一边战斗一边修筑城墙，士兵们都拼死作战；乔钟葵多次战败。司马冯孝慈、司法吕玉都勇猛善战，仪同三司侯莫陈乂足智多谋，擅长防守的策略，李景知道这三个人可用，就推心置腹任用他们，自己不干涉具体事务，只在军帐中坐镇，时常安抚士兵而已。
杨素率领五千轻骑兵在蒲州袭击王聃、纥单贵，夜里到达黄河边，收集了几百艘商船，船里放了很多草，踩上去没有声音，士兵们就含着枚渡河；黎明时分，发起攻击；纥单贵战败逃走，王聃害怕，献城投降。朝廷下诏征召杨素回朝。当初，杨素准备出发的时候，就预计好了破贼的日期，结果都如他所料，于是朝廷任命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大使，率领几万军队去讨伐杨谅。
杨谅刚起兵的时候，他妃子的哥哥豆卢毓担任府主簿，苦苦劝谏，杨谅不听，豆卢毓私下对他弟弟豆卢懿说：“我单枪匹马归顺朝廷，自然可以免祸，但这只是为自己打算，不是为了国家。不如暂且假装顺从他，慢慢等待机会。”豆卢毓是豆卢积的儿子。豆卢毓的哥哥显州刺史豆卢贤对炀帝说：“我弟弟豆卢毓向来胸怀志向和气节，肯定不会跟从叛乱，只是被凶威逼迫，无法自行其志。我请求随军出征，与豆卢毓里应外合，杨谅就不足为虑了。”炀帝答应了他。豆卢贤秘密派家人带着敕书到豆卢毓那里，与他商议对策。
杨谅出城，准备前往介州，命令豆卢毓与总管属官朱涛留守。豆卢毓对朱涛说：“汉王发动叛乱，很快就会失败，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坐等被消灭，辜负国家呢！我应该和你一起出兵抵抗他。”朱涛惊讶地说：“汉王把大事托付给我们，你怎么能说这种话！”说完就拂袖而去，豆卢毓追上去把他杀了。他把皇甫诞从狱中放出来，与他共同谋划，和开府仪同三司宿勤武等人关闭城门抵抗杨谅。部署还没完成，有人报告了杨谅，杨谅就前来袭击。豆卢毓见杨谅来了，骗众人说：“这是贼军！”杨谅攻打城南门，稽胡守卫南城，不认识杨谅，就射箭攻击；箭如雨下；杨谅转移兵力攻打西门，守兵认识杨谅，就打开城门让他进去，豆卢毓、皇甫诞都被杀。
綦良攻打慈州刺史上官政，没有成功，又带兵攻打代理相州事务的薛胄，还是没成功，于是从滏口攻打黎州，封锁了白马津。余公理从太行山出兵前往河内，炀帝任命右卫将军史祥为行军总管，驻军在河阴。史祥对军吏说：“余公理轻敌又没谋略，仗着人多就骄傲，不难打败他。”余公理驻军在河阳，史祥在南岸准备船只，余公理就聚集兵力抵挡。史祥挑选精锐部队在下游偷偷渡河，余公理得知后，带兵抵抗，双方在须水交战。余公理还没列好阵势，史祥就发起攻击，余公理大败。史祥向东奔赴黎阳，綦良的军队不战而溃。史祥是史宁的儿子。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汉王杨谅起兵反隋的史料，是隋初权力斗争的延续与爆发，既暴露了皇族内部矛盾的激化，也展现了军事博弈中的决策失误与人性挣扎，其历史细节背后暗藏多重启示：
皇族猜忌的恶果：从“宠臣”到“叛王”的悲剧轨迹
杨谅的起兵并非偶然，而是隋文帝“猜忌型统治”的直接反噬。作为受宠的皇子，他手握山东五十二州兵权，获“便宜从事”之权，本是皇权的重要支撑。但隋文帝对子女的极端猜忌——废太子杨勇、贬蜀王杨秀，让杨谅陷入“兔死狐悲”的恐惧，“阴蓄异图”成为自保与夺权的双重选择。
更具讽刺的是，隋文帝曾怒斥杨谅“尔一旦无我，或欲妄动，彼取尔如笼内鸡雏”，这番预判最终竟成现实。皇权的排他性让父子从“信任”走向“提防”，而过度的权力下放（如特许不拘律令）与情感疏离，又为叛乱埋下隐患。杨谅的悲剧印证了封建皇族的宿命：权力既是荣宠，也是枷锁，一旦失去平衡，亲情与忠诚皆可崩塌。
叛乱决策的致命缺陷：犹豫与短视葬送全局
杨谅起兵后的一系列操作，堪称“战略失误教科书”。面对王頍“长驱入京”与“割据齐地”的分歧，他“不能决而兼用二策”，既失去闪电战的先机，又分散了兵力；裴文安提出“直入蒲津、顿于霸上”的激进方案，本可趁京师未备一击制胜，他却临阵改辙，下令“断河桥守蒲州”，让战机白白流失。裴文安“兵机诡速，大事去矣”的叹息，道破了叛乱失败的核心决策者的犹豫与短视，比兵力差距更致命。
反观隋炀帝一方，杨素的战术堪称精准：以商贾船夜渡黄河，“践草无声、衔枚而济”，用奇袭瓦解蒲州防线；史祥针对余公理“轻而无谋”的弱点，以“下流潜济”绕后突袭，尽显名将素养。双方的军事素养与决断力差距，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叛乱的结局。
忠诚与投机的博弈：乱世中的人性选择
史料中各色人物的立场，折射出权力动荡中的人性百态。总管司马皇甫诞冒死强谏，直言“君臣位定，逆顺势殊”，即便被囚仍坚守立场，代表了传统士大夫“忠君报国”的底线；岚州司马陶模拒绝附逆，面对兵威“辞气不挠”，展现了基层官员的操守；代州总管李景以数千兵力对抗三万劲旅，“且战且筑，士卒殊死斗”，靠信任下属（冯孝慈、吕玉等）与身先士卒守住防线，印证了“上下同欲者胜”的真理。
与之相对的是投机者的摇摆：豆卢毓最初“伪从之”，计划“徐伺其便”，试图在乱局中自保；乔钟葵虽被迫起兵，却因陶模的义正辞严而“义而释之”，显露内心的矛盾。这些选择背后，既有对“正统”的认同，也有对个人命运的考量，让叛乱不仅是军事对抗，更成为人性的试炼场。
隋朝短命的伏笔：权力动荡暴露体制隐患
杨谅叛乱虽以失败告终，却撕开了隋朝统治的裂痕。从结果看，叛乱波及十九州，虽被迅速平定，但暴露了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力——杨谅能“招集亡命数万”，靠的正是对朝廷猜忌功臣、苛待旧部的不满；而平叛过程中，杨素权势进一步膨胀（“帅众数万讨谅”），加剧了权臣专权的隐患，为后来隋炀帝对武将的猜忌埋下伏笔。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隋朝的权力架构：隋文帝靠高压与猜忌维持统一，却未建立稳定的皇族制衡机制，导致皇子要么被废黜，要么被逼反；隋炀帝继位后，以暴力清除异己（缢杀杨勇、流放柳述等），进一步透支了统治合法性。杨谅的叛乱，本质上是皇权过度集中与继承制度缺陷的总爆发，它虽未直接推翻隋朝，却让这个新生王朝在动荡中加速走向崩溃。
结语：权力游戏中的输家与警示
汉王谅的叛乱，是隋初权力斗争的缩影：帝王的猜忌催生恐惧，皇子的野心点燃战火，忠臣的坚守难挽败局，权臣的智谋巩固权位。这场叛乱中没有赢家——杨谅从宠王沦为阶下囚，隋朝虽平定叛乱却埋下更深的危机，百姓则在战火中再遭离乱。
这段历史的警示在于：靠猜忌维系的统治难以长久，靠暴力解决权力争端只会激化矛盾。隋文帝开创的盛世，终因皇族内耗与体制缺陷而短命，而杨谅从“坐拥精兵”到“兵败被擒”的全过程，恰是对封建皇权“成也集权，败也集权”的最佳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