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秋，洛阳城南的“清晖书坊”里，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洒在案上泛黄的纸页上。赵烈戴着老花镜，手指轻轻拂过一本线装书——这是他托人从吴越带来的《花间集》复刻本，封皮已有些磨损，内页却字迹清晰，收录着温庭筠、韦庄等十八家词人的五百首词作。
“赵公，您又在看《花间集》？”书坊掌柜王仲宣端着一壶热茶走来，笑着打趣，“这书您都翻了半个月了，每页的批注比原文还多，莫不是要为它写续篇？”
赵烈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续篇谈不上，只是想弄明白，为何这乱世之中，偏偏能生出这般绮丽的词来。你看温庭筠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写的是闺中女子的梳妆，可字里行间，却藏着晚唐的奢靡；再看韦庄的‘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看似写江南好，实则是乱世游子的无奈啊。”
王仲宣接过《花间集》，翻到韦庄的《菩萨蛮》，轻声念道：“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确实，这几年从江南逃来的流民，好多都会唱这首词，说在金陵、扬州时，酒楼里的伶人天天唱，只是唱的时候，眼里都带着泪。”
赵烈的心猛地一动——他想起后唐同光三年（925年），随郭崇韬伐蜀时，曾在成都见过《花间集》的编纂者赵崇祚。那时赵崇祚还是个年轻官员，捧着刚编好的《花间集》手稿，对他说：“这词啊，就像蜀地的蜀锦，看着华丽，其实织着百姓的苦。晚唐以来，战乱不休，文人只能躲在闺阁、酒楼里填词，既是消遣，也是寄托。”
“您见过赵崇祚先生？”王仲宣眼睛一亮，“我听父亲说，赵先生编《花间集》时，特意选了‘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的题材，说是‘止乎礼义，不涉淫靡’，可好多人都说，这是他怕触及时政，才避重就轻。”
“不全是。”赵烈摇摇头，回忆起当年的场景，“赵崇祚曾跟我说，乱世之中，直言时政容易招祸，不如借闺怨、相思写乱世之苦。你看他收录的欧阳炯《南乡子》，‘画舸停桡，槿花篱外竹横桥’，写的是江南水乡的闲适，可后面‘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顾，笑指芭蕉林里住’，细想之下，这‘游人’说不定就是避乱的流民，‘笑指’背后，藏着多少流离失所的苦啊。”
他从书箱里取出一本手抄本，上面是他多年来收集的花间派词人轶事：“温庭筠当年在长安，常与歌妓厮混，写下‘梳洗罢，独倚望江楼’，看似写女子盼夫归，实则是他自己屡试不第、报国无门的写照；韦庄入蜀后，亲眼见前蜀王建的奢靡，才写下‘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把对中原的思念都藏在了词里。”
王仲宣凑过来，看着手抄本上的字迹，忍不住感叹：“原来这些华丽的词，背后都有这么多故事。那南唐的李璟、李煜，他们的词也像这样吗？我听人说，李煜的词比花间派还动人，就是太悲了。”
提到南唐二主，赵烈的眼神沉了沉——他与李璟、李煜都有过交集，亲眼见证了南唐从繁华到覆灭，也见证了他们词风的转变。“李璟和李煜的词，前期和花间派相似，写的是宫廷享乐；后期国破家亡，词风就变了，从‘笙箫吹断水云间’变成了‘问君能有几多愁’，字字都是血和泪啊。”
他起身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泛黄的词稿，上面是李煜亲手抄写的《南唐二主词》，还是当年金陵城破前，李煜赠予他的。“你看李璟的《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这首词是他伐闽失败后写的，菡萏凋零、西风萧瑟，其实是他对南唐国力衰退的焦虑。那时我在金陵，曾劝他‘勿轻启战端’，他却只是拿着这首词，说‘韶光已逝，回天无力’。”
王仲宣接过词稿，看着上面李煜清秀的字迹，轻声念道：“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这是李煜的《浪淘沙令》吧？我听江南流民说，李煜被俘到汴梁后，常夜里唱这首词，唱到‘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时，都会哭。”
“是啊。”赵烈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开宝九年（976年），我在汴梁见过李煜一面。那时他被软禁在‘赐第’里，院子里的梧桐都快枯死了，他坐在窗前，手里拿着一支笔，却写不出一个字。我说‘陛下的词，已传遍天下，百姓都在念您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却苦笑着说‘词传得再广，又能换回南唐的江山吗？不过是让后人笑话罢了’。”
他翻开词稿的最后一页，上面是李煜被俘后写的《虞美人》，字迹潦草，还带着泪痕：“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赵烈指着这首词，对王仲宣说：“这首词写好后，很快就传遍了汴梁。宋太宗听说后，认为他‘有故国之思’，没过多久，就派人送了毒酒……李煜死时，手里还攥着这首词的草稿。”
王仲宣听得眼眶发红：“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词人，却落得这般下场。那他的词，后来还能传下去吗？”
“能。”赵烈点点头，从书箱里取出一本新抄的《南唐二主词》，“我已让子孙把李煜的词都抄录下来，还加了注释，写明每首词的创作背景。比如这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是他在汴梁软禁时写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锁的不是清秋，是他的故国和自由啊。”
他又想起当年在金陵，与李璟、李煜论词的场景。李璟曾说“词要写得‘真’，喜怒哀乐都要真”，李煜则补充“还要写得‘深’，把心里的苦藏在字里行间，让后人慢慢品”。那时的南唐，虽已国力衰退，却仍是文人的乐土——澄心堂里，文人雅士们饮酒填词，伶人们谱曲传唱，连街头的小贩，都能哼几句“菡萏香销翠叶残”。
“其实，花间派和南唐二主的词，是一脉相承的。”赵烈重新坐下，喝了口热茶，缓缓说道，“花间派开了‘词写情’的先河，把个人的喜怒哀乐写进词里；南唐二主则把‘情’扩大了，从闺怨、相思，变成了家国之思、亡国之痛。你看韦庄的‘还乡须断肠’，还是个人的乡愁；到了李煜的‘故国不堪回首’，就成了整个南唐的悲哀，这是词的进步，也是时代的印记。”
他指着《花间集》里的《菩萨蛮》和《南唐二主词》里的《虞美人》，对比道：“温庭筠写‘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是女子的慵懒；李煜写‘起来慵自梳头’，是亡国后的麻木，同样是‘懒’，意境却天差地别。这就是乱世对词的影响——和平年代，词是消遣；战乱年代，词是寄托，是记录。”
王仲宣若有所思：“那您说，将来后人读这些词，能明白其中的苦吗？”
“会的。”赵烈肯定地说，“这些词就像一面镜子，照得出晚唐五代的奢靡与苦难。比如后人读韦庄的‘洛阳才子他乡老’，会知道晚唐有多少文人流离失所；读李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会知道南唐灭亡时，有多少百姓家破人亡。这就是词的意义，比史书更鲜活，比碑文更动人。”
说话间，书坊外传来一阵孩童的歌声：“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赵烈走到窗前，看见几个从江南逃来的孩童，正坐在街边的石头上，跟着一个老伶人学唱李煜的词。老伶人手里拿着一把破旧的琵琶，弹得断断续续，孩童们却唱得格外认真，眼神里满是懵懂的哀伤。
“您看，”赵烈指着窗外，对王仲宣说，“就算朝代更替，就算战火纷飞，这些词还是传下来了。老伶人把词教给孩童，孩童再教给他们的孩子，这就是文化的传承，比江山更长久。”
当天傍晚，赵烈回到住处，将《花间集》和《南唐二主词》整齐地摆在书架上，又取出纸笔，在《五代秘史·文化篇》的“词之兴起”部分，写下一段批注：“五代之词，肇于花间，盛于南唐。花间派以绮丽写乱世之隐，南唐二主以悲怆写亡国之痛，一隐一显，皆为时代心声。温庭筠之‘香腮雪’，韦庄之‘江南好’，李璟之‘绿波间’，李煜之‘春水愁’，字字皆有泪痕，句句藏着兴衰。乱世之中，文人们无力挽狂澜，却以词为笔，记录下这风雨飘摇的时代，实为中华文学之幸。”
写完后，他拿起李煜赠予的词稿，轻轻抚摸着上面的字迹，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金陵澄心堂填词的帝王，看到了他被俘后憔悴的模样，看到了他临终前攥着词稿的手。赵烈知道，李煜的生命虽短，他的词却会永远流传下去，成为五代十国留给后世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窗外，洛阳的夜色渐浓，远处传来零星的更鼓声。赵烈将词稿放回书箱，心里突然生出一个念头——他要把这些词都收录进《五代秘史》，不仅要写词人的故事，还要写词的传播，写百姓如何通过这些词，记住那个战火纷飞却又文采璀璨的时代。
而此时的汴梁，宋太宗正翻阅着李煜的词稿，眉头紧锁；金陵的废墟上，百姓们仍在传唱着“一江春水向东流”；吴越的酒楼里，伶人们还在演唱着花间派的《菩萨蛮》。词，就像一条无形的线，把晚唐五代的兴衰、百姓的悲欢，都串联了起来，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流淌，永不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