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春，汴梁国子监的“史论堂”里，海棠花的香气透过雕花窗棂飘进来，与案上的墨香、纸香交织成清雅的气息。堂内居中的长案上，整齐摆放着两类文物——左侧是五代的“藩镇节度使印”（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所用，印身刻着“军政财三权独掌”的字样）、“将领私调兵符”（后唐李从珂任潞王时的虎符），右侧是宋朝的“枢密院调令印”（需三衙联署）、“地方行政分权册”（知州、通判、转运使职权划分），一旧一新，一简一繁，无声诉说着乱世与治世的制度分野。
年过六旬的赵仲（致仕后仍兼国子监“五代史主讲”）身着青色儒衫，手持赵烈晚年编纂的《五代制度考》，站在长案前，目光扫过台下四十余名学子，声音温和却字字有力：“五代五十三年，乱在‘权’之无序——藩镇掌军、政、财三权，将领可私调兵马，君弱臣强，故有‘五十三年五易姓’；如今大宋制度，治在‘权’之拆分——枢密院掌调兵、三衙掌统兵、转运使掌地方财权，君强臣弱，故有‘数十年无藩镇叛乱’。这一切，皆源于五代乱世的血泪遗产。”
台下，刚任枢密院编修的司马光（二十余岁，眼神锐利）起身提问，手里捧着《宋会要辑稿·职官志》：“赵先生，学生读《职官志》，见大宋设‘通判’监督知州，连地方收税都需知州与通判共同签字，这是否过于繁琐？五代时节度使一人决断，虽易乱，却高效，如今大宋这般分权，会不会导致‘遇事推诿’？”
赵仲拿起案上的“地方行政分权册”，翻到“通判职权”一页，指着其中“监督知州、核对赋税、联名上书”的条款，又引过《五代制度考》，翻开“后汉藩镇擅权”章节：“君实（司马光字）请看——后汉乾佑元年，邺都节度使郭威，因掌地方财权，可私自募兵；因掌军权，可率军逼宫；因掌行政权，可罢免地方官吏，最终黄袍加身。大宋设通判，正是怕重蹈此覆辙。”他顿了顿，声音压低，“老夫父亲赵烈，当年随郭威出征，亲见他‘一句话就能调动三万私兵’，那种‘权柄独握’的威慑，是治世万万不能有的。”
此时，范仲淹（刚任参知政事，奉命主持“庆历新政”）走进史论堂，手里拿着《庆历新政·制度改革稿》，笑着补充：“赵先生所言极是！老夫在陕西经略安抚使任上，见地方转运使仅掌财权，无调兵之权；知州仅掌行政，无征税之权，虽偶有‘推诿’，却绝无‘专权’之祸。五代时‘权独’致乱，大宋‘权分’致稳，这是乱世给治世最珍贵的遗产——只是‘分’之过甚，亦有弊端，如今新政，正是要在‘分权防乱’与‘高效行政’间找平衡。”
赵仲点头附和，从案下取出一卷赵烈手绘的《五代与宋初权力结构对比图》，图上用红色标注五代“藩镇—将领—君主”的权力金字塔（藩镇权力超君主），用蓝色标注宋朝“君主—中枢（二府三司）—地方（分权）”的权力结构（君主总揽大权）：“范公说的‘平衡’，正是老夫父亲毕生所求。他在《五代制度考》批注里写‘五代乱在‘权散’，宋初治在‘集权’，然过犹不及——分权过甚则低效，集权过甚则僵化’。就像这虎符与调令印：五代虎符，将领一人可启用，快却易乱；宋朝调令印，需三衙联署，稳却易迟，如何取中，正是大宋制度的关键。”
台下，赵承（刚从西北回京，任禁军“制度改良提举”）一身轻甲，腰佩铁胎弓，起身接过话题：“先生、范公，晚辈在西北见得更真切——党项骑兵来袭时，咱们需先报枢密院，再等三衙调令，等流程走完，党项人早抢完撤退了！这就是‘分权过甚’的弊端。可若像五代那样让将领私调兵，又怕出第二个郭威。”他指着案上的“将领私调兵符”，“晚辈祖父（赵烈）当年随李嗣源出征，见他用这虎符，半日调兵两万，却也亲眼见李从珂用同样的虎符，起兵反唐——这兵符，是乱世的‘快刀’，也是治世的‘隐患’。”
范仲淹拿起《庆历新政·制度改革稿》，翻到“军事改革”部分，递给赵承：“赵将军请看，新政拟设‘边疆将领临时调兵权’——若敌兵来袭，将领可先调兵防御，三日内补报枢密院，既防‘流程误事’，又防‘私权滥用’。这正是借鉴五代‘将领临机决断’的优点，又保留大宋‘中枢监督’的根基，算是对五代遗产的‘取其利、避其害’。”
赵仲闻言，眼眶微微发红，从怀里掏出赵烈的《武经总要》续篇，翻开“军制反思”章节：“范公此策，正合老夫父亲遗愿！他在书中写‘高平之战，柴荣许赵匡胤临机调兵，故能破北汉；如今大宋，当许边疆将领‘急事急办’，却需留‘事后追责’之制’——这‘临时调兵权+事后追责’，正是五代‘高效’与大宋‘稳定’的结合。”
午后，众人移步到史论堂后侧的“文物展柜”，柜中陈列着更多五代与宋初的制度实物：五代的“士兵私籍册”（后唐河东军将领李嗣源的私兵名单，无朝廷备案）、宋朝的“朝廷统一军籍册”（每兵信息需枢密院、三衙、地方三重核对）；五代的“藩镇自铸钱币”（后蜀孟昶铸的“广政通宝”，仅在蜀地流通）、宋朝的“中央统一钱币”（景德元宝，全国通用）。
“这些实物，都是老夫父亲从五代战火中抢救的。”赵仲指着“士兵私籍册”，声音带着缅怀，“后唐同光年间，洛阳粮荒，将领李从荣用私籍册冒领军饷，私兵吃粮，朝廷士兵却饿肚子，最终引发兵变。大宋统一军籍，正是要杜绝此弊。”
司马光凑近展柜，仔细看着“藩镇自铸钱币”，又翻出《五代制度考》中“后蜀货币混乱”章节：“后蜀孟昶铸‘广政通宝’，与中原钱币成色不同，商人跨境贸易需‘以物易物’，百姓苦不堪言。如今大宋铸‘景德元宝’，全国成色统一，江南的丝绸能换河北的粮食，这正是制度进步的好处。”
赵承则盯着“朝廷统一军籍册”，想起自己在西北核查军籍时的场景：“晚辈去年在泾原，见军籍册上每个士兵的‘籍贯、武艺、战功’都记录详尽，连哪年入伍、哪年受赏都有记载，这比五代时‘将领手写私籍’强太多！至少不会有‘空额冒饷’的蛀虫——去年查出来三个冒领军饷的将领，都是靠军籍册的‘三重核对’揪出来的。”
傍晚时分，夕阳透过窗棂，洒在“五代节度使印”与“枢密院调令印”上，金色的光斑让两件文物更显庄重。赵仲、范仲淹、司马光、赵承围坐在长案前，讨论“五代遗产对新政的启示”。
“老夫以为，五代遗产有三：其一，‘权分’之必要——防藩镇、防将领专权，此为‘守成之基’；其二，‘效率’之不可丢——乱世需快刀，治世亦需‘急事急办’，此为‘应变之要’；其三，‘民生’之根本——五代苛税亡民，大宋需轻徭薄赋，此为‘长治之本’。”赵仲总结道，手里摩挲着《五代制度考》的封面，“这三点，正是你父亲赵烈毕生总结的‘乱世治世三戒’。”
范仲淹点头：“赵先生所言，正是新政的核心。如今新政拟‘裁冗官却保民生’（淘汰冗余却不苛待致仕官员）、‘给将领临时调兵权却留追责制’、‘统一地方财权却不夺民生之利’，皆是对五代遗产的‘扬弃’——取其‘防乱’之智，弃其‘暴虐’之弊；取其‘高效’之魂，弃其‘无序’之祸。”
赵承看着案上的文物，突然感慨：“晚辈以前总觉得五代制度全是弊端，如今才明白，大宋的好制度，都是从五代的坏制度里‘熬’出来的——没有五代的藩镇乱，就没有大宋的分权；没有五代的将领专权，就没有大宋的枢密院；没有五代的货币混乱，就没有大宋的统一钱币。”
司马光提笔在纸上记录，写下“五代为鉴，宋制为果；乱世为根，治世为花”的句子，递给众人：“学生以为，这十六字可总结五代与宋初的制度关系。咱们研究五代制度，不是为了批判，是为了明白‘今日之治，来之不易’，更是为了让新政能‘承五代之鉴，开大宋之新’。”
赵仲接过纸条，看着上面的字迹，想起父亲赵烈临终前的话：“老夫这辈子，记录五代制度，不是为了让后人骂五代，是为了让后人知道，治世的制度，是用乱世的血换的；今日的安稳，是用昨日的苦熬的。”他眼眶湿润，轻声说：“君实这十六字，正是你祖父的遗愿。”
当晚，赵仲在《五代秘史》的“五代遗产”章节写下批注：“宋仁宗庆历四年，观宋初制度与五代遗物，叹大宋制度实乃五代乱世之‘反哺’——五代乱在‘权独’，故宋制‘分权’；五代乱在‘兵私’，故宋制‘兵公’；五代乱在‘财散’，故宋制‘财统’；五代乱在‘法废’，故宋制‘法严’。然五代遗产非仅‘教训’，亦有‘启示’：其‘将领临机决断’之高效，其‘地方应急之灵活’，其‘乱世护民之初心’，皆为宋制可借鉴之‘利’。故曰：五代非‘无用之乱世’，乃‘宋制之母’；宋制非‘凭空之治世’，乃‘五代之果’。赵烈亲历五代，深知‘遗产之重，在取其利、避其害’，此反思，亦为完成其‘以五代为鉴，立大宋长治之基’之遗愿。”
批注写完，赵仲将《五代制度考》与《庆历新政·制度改革稿》、司马光的“十六字总结”放在一起。窗外的海棠花在月光下静静绽放，像在为这场跨越乱世与治世的制度对话作见证。他知道，五代的遗产不会随着时间消失，它会融入大宋的制度血脉，在庆历新政的推进中，在后续的朝代更迭中，持续发挥作用——提醒后人，治世的安稳从不是天生的，而是从乱世的废墟中站起，在对遗产的扬弃中，一步步走向更成熟的治理。
此时的枢密院，范仲淹还在灯下修改新政的“军事分权细则”，笔尖写下“临时调兵权不得超过三千人、事后三日需补报”的条款；司马光在史馆整理《五代制度考》的抄本，准备编入《资治通鉴》的“五代部分”；赵承则在禁军营地，向将领们讲解“新政军事改革”的细节，手里拿着枢密院刚下发的“临时调兵流程册”——一场围绕“五代遗产转化”的制度革新，正在大宋的土地上深入展开，它源于乱世的教训，源于治世的需求，更源于赵家、范家、司马家等无数人对“大宋长治久安”的执着，而这份执着，终将让五代的血泪遗产，真正转化为大宋治世的坚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