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冬，洛阳城东的“惠民药局”后院，药香与墨香交织在一起，在寒风中缓缓散开。数十个医官与书吏围坐在长桌旁，手里捧着泛黄的医书手稿，时而低声讨论，时而奋笔疾书——这是北宋朝廷主持的《太平圣惠方》编纂现场，此时已进入第三个年头，而年过七旬的赵烈，正坐在角落的藤椅上，手里捧着一卷五代时期的《民间验方集》，目光落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上，思绪早已飘回了战火纷飞的五代岁月。
“赵公，您又在看那卷旧方？”一个穿着青色医官袍的中年男子走过来，手里端着一碗温热的药茶。他叫王怀隐，曾是后周的翰林医官，如今是《太平圣惠方》的主修官，因敬佩赵烈亲历五代、见证无数医事变迁，特意邀他来参与方剂审定。
赵烈抬起头，接过药茶，指尖触到碗沿的温度，轻声感叹：“这卷方子里，藏着多少五代百姓的命啊。你看这个‘治疫方’，是后汉乾佑二年（949年）晋阳瘟疫时，一个老郎中传下来的，用苍术、艾叶煮水喝，救了上千人；还有这个‘止血散’，是我在高平之战时，从一个伤兵手里拿到的，用蒲黄、当归研末外敷，比当时的金疮药管用多了。”
王怀隐凑过来，看着手稿上的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有的还带着血迹，显然是在紧急情况下记录的。“这些民间验方，正是《太平圣惠方》最缺的。”他指着桌上堆积的医书，“宫里藏的医书多是汉唐旧典，好多方剂因战乱失传，或是不适合五代以来的病症。若不是您收集的这些民间方，咱们的编纂工作还得推迟好几年。”
赵烈放下手稿，想起后汉乾佑二年的那场瘟疫。那时他刚任后汉镇国将军，驻守晋阳，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席卷全城，百姓们上吐下泻，死者不计其数。官府的药局里只有少量的“白虎汤”，根本不够用，还是一个叫孙老郎的民间郎中，带着弟子们在街头熬煮苍术艾叶水，免费分发给百姓，才控制住疫情。“孙老郎说，这方子是他祖父在黄巢起义时传下来的，那时也闹过瘟疫，靠这方子活了不少人。”赵烈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可后来晋阳被契丹攻破，孙老郎为了保护这卷方子，被契丹士兵砍死了，我是从他弟子手里接过这卷方的，答应他一定让方子传下去。”
王怀隐听得眼眶发红，拿起笔在《太平圣惠方》的草稿上写下“苍术艾叶饮”，旁边标注“后汉乾佑二年晋阳疫用此方，活人千余”。“赵公，您还记得后周显德年间的‘军中金疮方’吗？我听人说，当年世宗陛下（柴荣）北伐契丹，士兵们用您改进的止血方，死亡率比之前降低了一半。”
提到柴荣，赵烈的眼神柔和了许多。显德四年（957年），柴荣率军攻打寿州，周军士兵多受刀箭伤，传统的金疮药效果不佳，好多士兵因失血过多而死。赵烈想起祖传《武经总要》残卷里记载的“蒲黄当归散”，便建议将蒲黄炒至微黄，与当归、川芎按“三比二比一”的比例研末，外敷止血，内服补血。“刚开始，军医们还不信，说这是‘民间土方’，不如官制金疮药。”赵烈笑着回忆，“后来有个士兵被箭射穿了手臂，用了这方子，三天就止血了，军医们才开始推广。到北伐时，这方子已经成了周军的标配。”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一小袋褐色的药粉：“这就是按当年的方子配制的‘蒲黄当归散’，我一直带在身边。你看，这药粉要研得细如面粉，才能更好地止血；炒蒲黄时火候要刚好，炒过了会焦，炒轻了没效果。这些细节，宫里的医书里可没写。”
王怀隐接过布包，小心翼翼地倒出一点药粉，放在鼻尖闻了闻，果然有淡淡的药香。“这些实操细节太重要了！”他感慨道，“汉唐医书多讲理论，少讲用法，好多医官按书抓药，却不知道怎么炮制，效果自然不好。咱们编纂《太平圣惠方》，就是要把这些民间验方和实操细节都记下来，让天下医官都能用对药、治好病。”
编纂现场的书吏们还在忙碌，有的在整理五代各国的医书残卷，有的在记录赵烈和王怀隐的对话，有的在核对方剂的剂量。一个年轻书吏拿着一卷后蜀的《本草图经》，走到赵烈面前：“赵公，这卷书里记载了一种‘川蜀独活’，说能治风湿，可咱们不知道这药的样子，您见过吗？”
赵烈接过《本草图经》，翻到独活的记载，眼前顿时浮现出后唐同光三年（925年）伐蜀的场景。那时他随郭崇韬入蜀，在剑门关外见到过这种植物——根茎粗壮，叶子呈羽状，散发着独特的香气。“这独参多生长在川蜀的高山上，采挖时要在春秋两季，挖出来后要晒干，切片时要顺着纹理，不然药效会散。”他指着图上的植物，“你看，这叶子边缘有锯齿，根茎是黄褐色，和中原的独活不一样，药效更强，治风湿更管用。”
年轻书吏赶紧记下，又问：“那用量呢？成人一次用多少合适？”
“三钱就够了，最多不能超过五钱。”赵烈回忆道，“当年蜀地有个老妇，风湿严重到不能走路，用独活三钱煮水喝，连喝半个月，就能下地干活了。若是用量多了，会让人头晕恶心。”
王怀隐在一旁补充：“这些剂量差异，咱们也要记清楚。不同地域的药材，药效不同，用量也得调整，不然会出人命。五代时好多医案，就是因为医官不辨药材产地，按固定剂量抓药，才治死了人。”
赵烈点点头，想起后晋天福年间的一件事——当时汴梁有个医官，用中原的“防风”代替川蜀的“独活”治风湿，结果病人不仅没好，反而加重了病情，最后瘫痪在床。“那时战乱，药材运输困难，好多医官只能用替代品，可又不懂调整剂量，才造成了悲剧。”他叹了口气，“如今大宋一统，药材能从各地运来，咱们更要把药材的产地、炮制、剂量写清楚，避免再出这样的事。”
傍晚时分，编纂工作暂告一段落。王怀隐留赵烈在药局用餐，餐桌上摆着几碟素菜和一碗小米粥，与医官的身份极不相称。“现在编纂经费紧张，只能委屈赵公了。”王怀隐不好意思地说，“等《太平圣惠方》编成，陛下定会重赏咱们。”
“老夫不是为了赏。”赵烈放下筷子，看着窗外的药圃，“只是想起五代时，多少百姓因为缺医少药而死，心里就不是滋味。若这《太平圣惠方》能传下去，让天下人都能看病吃药，就算粗茶淡饭，老夫也心甘情愿。”
王怀隐看着赵烈鬓角的白发，又想起他收集这些医方的艰辛——从晋阳到汴梁，从寿州到洛阳，赵烈走到哪里，就把医方收集到哪里，有的是从战场上的伤兵手里拿的，有的是从民间郎中那里求的，有的甚至是在流民收容所里记录的。“赵公，您收集的这些医方，加上宫里的旧典，咱们的《太平圣惠方》能收录一万多首方剂，涵盖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将来定会成为天下医官的工具书。”
赵烈心里满是欣慰。他想起当年在南唐见到的李煜，因治国无方而亡国，却留下了不朽的词；如今自己虽已归隐，却能参与编纂《太平圣惠方》，为百姓留下一本救命的医书，也算是不负此生。“等书编成了，一定要印很多册，送到偏远的州县，让那里的百姓也能受益。”他叮嘱道，“五代时偏远地方的百姓，生病只能靠求神拜佛，好多人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死，太可怜了。”
离开药局时，夜色已深。赵烈拄着拐杖，走在洛阳的街道上，寒风卷着药香，让他想起了五代时那些救死扶伤的郎中——晋阳的孙老郎、川蜀的采药人、寿州的军医……他们或许名不见经传，却用自己的医术，在乱世中撑起了一片希望。而如今，《太平圣惠方》的编纂，正是要把这些人的智慧和善意，永远传承下去。
回到住处后，赵烈将今日审定的方剂清单整理好，又在《五代秘史·科技篇》的“医学进步”部分，写下一段批注：“五代之乱，战火纷飞，然医学未绝。后汉有孙老郎传治疫方，后周有赵烈改金疮散，后蜀有《本草图经》辨药材，皆为民间智慧之结晶。宋初编纂《太平圣惠方》，集五代医方之大成，录万余首方剂，定炮制之法，明剂量之差，实为乱世医学之总结，亦为宋代医学之基石。盖因医者仁心，不分乱世盛世，皆以救人为本；而医书传承，不分朝代更迭，皆以利民为要。此乃五代留给后世最温暖之遗产。”
写完后，他拿起那卷《民间验方集》，轻轻抚摸着上面的血迹和批注，仿佛又看到了孙老郎在晋阳街头熬药的身影，看到了高平之战中士兵们用“蒲黄当归散”止血的场景，看到了川蜀采药人在高山上寻找独活的模样。赵烈知道，这些人的故事，或许不会被正史记载，却会通过《太平圣惠方》，通过他的《五代秘史》，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而此时的“惠民药局”，王怀隐还在灯下核对方剂，书吏们仍在整理手稿，烛火摇曳，映着他们专注的脸庞。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正在编纂的，不仅是一本医书，更是一部五代百姓的生存史，一部跨越乱世的仁心传承史。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始于五代那些在战火中坚守医者仁心的人们，始于赵烈这样的见证者，用一生去收集、去记录、去传承的执着。
窗外，洛阳的雪悄然落下，覆盖了街道，也覆盖了五代的战火痕迹。但赵烈知道，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被掩盖——医者的仁心，百姓的智慧，还有那些藏在方剂里的温暖与希望，会随着《太平圣惠方》的编纂与流传，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