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男性主导的学术殿堂中，有一位女性以非凡的才华和坚韧的意志，在史学、文学和教育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她，就是东汉杰出的女学者、史学家、文学家——
班昭。
这位被称为“曹大家”（“家”读作“姑”，意为“曹大姑姑”）的女性，不仅在兄长班固猝然离世后肩负起续修《汉书》的重任，更以一部《女诫》影响了中国女性观近两千年。
她的一生，是才学、责任与时代局限交织的复杂图景。
班昭（约公元45年－约117年），字惠班，又名姬，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
她出身于一个非同寻常的学术世家——
班氏家族，这个家族在东汉历史上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班昭的家族堪称学术世家。
父亲班彪是着名学者，曾作《史记后传》数十篇，为《汉书》的编撰奠定了基础。
长兄班固继承父志，撰修《汉书》，开创纪传体断代史先河，成为与司马迁齐名的史学巨擘。
次兄班超“投笔从戎”，出使西域三十一年，巩固了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官至西域都护，封定远侯。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班昭自幼受到浓厚的学术熏陶和开阔的眼界培养。
史载班昭“博学高才”，自幼聪慧过人，在父兄的教导下，熟读儒家经典、史学着作乃至天文算术。
她十四岁时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故后世多称其为“曹大家”（曹大姑）。
然而不幸的是，丈夫早逝，班昭青年守寡。
按照当时的礼法，她未曾再嫁，而是将精力转向学问与家事的经营。
早寡的经历，或许加深了她对女性命运与责任的思考，也为她日后撰写《女诫》埋下了伏笔。
班昭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发生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
这一年，她的长兄班固因受窦宪谋反案牵连，死于洛阳狱中，留下了未竟的史学巨着——
《汉书》。
班固去世时，《汉书》尚有八表
（《异姓诸侯王表》
《诸侯王表》
《王子侯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外戚恩泽侯表》
《百官公卿表》
《古今人表》）
及《天文志》未能完成。
这部记述西汉二百三十年历史的皇皇巨着面临夭折的危险。
汉和帝深知《汉书》的价值，也了解班昭的才学，作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
下诏征召班昭入东观（皇家藏书阁），命她续修《汉书》。
这一任命在当时堪称破天荒。
在男性垄断学术领域的时代，由一位女性参与甚至主导国史的编修，是极其罕见的。
班昭没有辜负这份信任，她利用东观丰富的藏书，凭借对家学的深刻理解，最终完成了八表及《天文志》的编纂工作，使《汉书》成为一部完整的着作。
完成续修后，班昭并未停止对《汉书》的贡献。
由于《汉书》多用古字，文辞渊雅，当代人多不能通读。
班昭于是承担起讲解和传播的责任。
《后汉书》记载：“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
着名的经学家马融，也曾拜在班昭门下学习《汉书》。
她还曾应和帝之命，教导皇后和嫔妃们学习《汉书》及天文算术。
可以说，班昭是《汉书》最早的权威阐释者和传播者。
完成《汉书》的续修后，班昭的学识与品德进一步得到皇室认可，她在宫廷中的角色也日益重要。
汉和帝的皇后邓绥（即后来的邓太后）是一位颇有才学的女性，她非常欣赏和尊重班昭，将其“特加恩宠”，延请入宫，担任后宫嫔妃和皇子的教师。
班昭在宫中教授经史、天文、数学，甚至涉及政务见解。
因其德高望重，宫中上下皆尊称她为“曹大家”（曹大姑姑），这一称呼不仅是尊敬，也暗示了她类似“女教师”乃至“女顾问”的特殊地位。
邓太后临朝听政后，对班昭愈加信任，“与闻政事”。
每逢有珍贵贡品入宫，邓太后常特许班昭一同赋诗颂德。
班昭曾作《大雀赋》，以西域进贡的大雀（鸵鸟）为喻，歌颂汉德远播。
她还曾为兄长子班谷“求内供奉”，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外戚事务。
但她始终保持着学者的谨慎，并未过度涉足政治漩涡。
班昭与二哥班超感情深厚。
班超年迈在西域，思念故土，上书乞归，三年未得回复。
班昭毅然上书汉和帝，写下情词恳切的《为兄超求代疏》。
在这篇奏疏中，她并未以功勋为由，而是从人情、衰老、国体多角度切入，写道：“超以一身转侧绝域，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
汉和帝览奏后深为感动，终于下诏召班超回朝。
班超得以在生前返回洛阳，一个月后安然去世。
这篇奏疏不仅展现了班昭的文采，更体现了他对家国的深刻理解和真挚的兄妹之情。
大约在晚年，班昭完成了她最具争议也影响最深远的着作——
《女诫》。
这部原本为教导本家女性而写的私房书，意外地成为后世女教的圭臬。
关于《女诫》的写作动机，班昭在序言中自言：“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
她担忧家中即将出嫁的女儿们不懂妇礼，在婆家失礼而辱没门风。
此时班昭年事已高，疾病缠身，感念“吾今疾在沉滞，性命无常”，故写作此书，作为对家族女性的最后训诫。
其初衷，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大家族女性长辈，对后辈的伦理教诲和家族声誉的维护。
《女诫》共七篇，不足两千字，却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女性行为规范体系：
1. 卑弱第一：开篇即定调，强调“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
将女性置于从属、卑微的地位。
2. 夫妇第二：定义夫妻关系为“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但重点在“事夫”。
3. 敬慎第三：主张“阴阳殊性，男女异行”，女性应以“敬顺”为道。
4. 妇行第四：提出“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的“四德”标准。
5. 专心第五：强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要求女性从一而终。
6. 曲从第六：要求媳妇曲从公婆，“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
7. 和叔妹第七：教导与丈夫的兄弟姐妹和睦相处。
《女诫》成书后，首先在班氏家族内部使用，随后被同郡马融认为“足为楷模”，在家中使用。
随着马融这位大儒的推广，逐渐流传开来。
到了明代，更被编入《女四书》（《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之首，成为古代女子教育的核心教材，影响中国及东亚社会近两千年。
? 推崇者视其为“女子圣经”，认为它系统阐述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与修养，有利于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
班昭本人也因此被尊为“女圣人”。
? 批判者则认为它是压迫女性的理论工具，强化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限制了女性的发展与自由。
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女诫》更成为批判封建礼教的主要靶标。
客观而言，《女诫》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班昭生活在儒家礼教日益强化的东汉，她的思想不可能超越时代。
她以一位成功女性（受皇室尊敬的女学者、教师）的身份，书写了一套符合当时主流价值观的女性生存法则。
其本意或许在于“保护”——
教导女性在既有规范下如何安身立命、维系家族，但客观上确实为父权制提供了精细化的理论支撑。
除史学与女教着作外，班昭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家。
《后汉书》称其“所着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
其文学作品大多散佚，现存可信者主要有：
? 《东征赋》：记录其子曹谷赴任陈留县长，班昭随行至陈留的见闻与感慨，仿其父班彪《北征赋》而作，文学价值较高。
? 《针缕赋》《大雀赋》《蝉赋》等残篇。
? 《为兄超求代疏》：情理交融，感人至深，是其散文代表作。
班昭年逾古稀而终，邓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给予极高的哀荣。
她的一生，跨越汉和帝、汉殇帝、汉安帝三朝，亲眼见证了东汉从鼎盛走向衰微的初期。
班昭的形象，在历史长河中是一个复杂的多面镜：
? 对学者，她是续成《汉书》的功臣，是博学高才的女史学家。
? 对皇室，她是备受尊敬的“曹大家”，是后宫的女师与顾问。
? 对家族，她是恪守礼法、教导有方的长辈，是为兄请命、情深义重的妹妹。
? 对后世女性，她既是才女楷模，又是《女诫》的作者——
一面是鼓励女性求学明智的榜样，一面是制定规范约束女性的导师。
这种复杂性恰恰源于她所处的时代：一个儒家伦理全面制度化、对女性束缚日益加深，但上层社会才女仍有较大活动空间的时代。
班昭运用其才智，在男性主导的学术世界中取得了非凡成就，甚至参与了国史修撰；
同时，她又以这套体系中的成功者身份，内化并强化了该体系对女性的规范。
她的一生，是才学与礼教、家国与个人、成就与局限的深刻统一。
当我们今天回顾班昭，不必简单将其视为“封建礼教的帮凶”或“古代女性的荣耀”，而应看到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以其才智、责任感和时代局限性，努力书写自己与家族命运的女性学者。
她的《汉书》功绩泽被千古史学，她的《女诫》则留下一份需要辩证审视的文化遗产。
班昭，这位续史成典、训诫垂世的“曹大家”，以其非凡而复杂的一生，成为我们理解东汉社会、女性历史与儒家文化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