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无情的天时，给了不可一世的德意志战争机器一记沉重的闷棍。
连绵的秋雨，如期而至，冰冷刺骨，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坚硬的金色草原，变成了无边无际、黏稠不堪的巨大泥沼。
雨水没日没夜地倾泻，地面迅速饱和，每一个洼地都变成了水塘，每一条原本干涸的沟壑都成了汹涌的激流。
在鄂木斯克城外一片稍高的坡地上，古德里安大将站在他那辆满是泥浆的指挥车的舱门口，眉头紧锁成了一个深刻的“川”字，脸色阴沉得如同此时的天空。
雨水疯狂地敲打着装甲板，发出噼里啪啦的噪音，密集的水帘让视线模糊不清，放眼望去，整个世界仿佛都融化在了这片土黄色的泥泞之中。
无线电耳机里，各部队指挥官发来的报告，几乎都带着难以掩饰的沮丧和焦虑：
“将军！第1装甲团报告，三辆‘野狼’在试图迂回时彻底陷住了，履带空转，泥浆没过了负重轮！我们调来了牵引车，结果牵引车自己也陷进去了！”
“步兵报告，行军速度不到平时五分之一！很多弟兄的靴子陷在泥里，用力一拔，脚出来了，靴子还留在原地！士兵们体力消耗极大，非战斗减员开始出现！”
“后勤车队完全瘫痪了！主要补给道路已经成了烂泥塘，卡车队被困在后方至少五十公里处，动弹不得！前线弹药和食品补给开始告急！”
古德里安狠狠一拳砸在身旁冰冷潮湿的地图板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该死的鬼天气！该死的俄国土地！”他低声咒骂，声音里充满了无力感。
他以此横扫欧洲和俄国的闪电战精髓——高速机动性，在这片仿佛能吞噬一切的广袤泥潭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和无力。
他不得不极其痛苦地向下属各师下达命令：暂停一切大规模装甲突击行动，各部转入防御态势，巩固现有已占领的阵地和支撑点。
同时，不惜一切代价，哪怕用人推马拉，也要想方设法保障那脆弱如蛛丝的后勤线路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运转。
一时间，工兵部队和后勤单位的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成了战场上最忙碌、也最受期待的人，与泥泞进行着一场看似永无止境的搏斗。
与古德里安在泥泞主流中艰难挣扎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更北面、负责掩护漫长而脆弱北翼的瓦尔特·莫德尔中校，却似乎对这种恶劣到极致的环境安之若素，甚至如鱼得水。
莫德尔像一只经验极其丰富、耐心十足的工兵鼹鼠，穿着沾满泥浆的高筒皮靴，亲自深一脚浅一脚地巡视着每一处前沿阵地。
他检查着mG08重机枪巢的射界是否被雨水和倒伏的杂草影响，用手拉扯着冰冷的、挂着水珠的铁丝网确认其牢固程度，甚至跳下齐膝深的泥水，查看反坦克壕有没有因为积水而失去作用。
“告诉小伙子们，想办法把脚擦干，用宝贵的干布条裹好，防止战壕足病！最重要的是，保持你们的武器干燥，枪机里不能进泥沙！”
“伊万们比我们更熟悉这种鬼天气，他们随时可能利用雨雾摸上来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莫德尔的声音因疲劳和风寒而沙哑，却带着一种奇异的、让人安心的稳定感。
他的存在本身，就像一根深深钉入泥泞土地的定海神针，让在冰冷雨水和绝望泥沼中煎熬的士兵们，多少感到一丝依靠和坚持下去的勇气。
而在整个战线的最前沿，那些双方阵地之间模糊不清、无人控制的沼泽和灌木丛地带，埃尔温·隆美尔上校那瘦削而精悍的身影，依旧如同幽灵般活跃。
大规模的装甲突击虽然被天气强行叫停，但他手下的轻装侦察部队、以及配属给他的、精锐的“狼人”特种小队，却像适应了泥沼环境的鲶鱼和鳄鱼，更加频繁和大胆地出动。
他们乘坐着Schwerteisen半履带装甲、甚至更轻便的摩托车，或者在某些车辆无法通行的地段，干脆依靠经过严格训练的双脚，悄无声息地渗透到红军防线后方，侦察兵力调动，破坏电话线路，捕捉落单的军官或通讯兵以获取口供。
在一个尤其漆黑、雨水瓢泼的夜晚，隆美尔亲自带领一支由十余名“狼人”队员组成的精干小分队，凭借高超的夜间导航和渗透技巧，悄无声息地摸掉了红军一个负责监视德军动向的前沿观察哨。
他们用涂抹了泥浆的匕首和带着消音器的手枪解决了哨兵，缴获了尚未被销毁的、标注着周边兵力部署的局部地图和一部分通讯密码本。
当他带着这些宝贵的战利品和一身几乎与泥浆融为一体的冰冷军服返回己方阵地时，尽管疲惫不堪，脸上却带着只有最顶尖猎手成功捕获猎物后，才有的那种混合着疲惫与极度满足的神情。
“看，先生们，”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泥水，对着迎接他的部下们说，声音因寒冷而有些发颤，但眼神明亮。
“当威猛的狮子和老虎因为沉重的身躯和这该死的泥泞而行动迟缓、咆哮无力时，正是我们这些轻盈而坚韧的狼群，出击狩猎的最佳时机。”
1920年10月10日。
在鄂木斯克城下，德军士兵蜷缩在泥水横流的战壕里，裹着湿透的军大衣，靠着体温勉强抵御着越来越重的寒意。
他们与城内同样在饥寒交迫中坚守的红军士兵，隔着这片死亡的泥泞地带，进行着残酷而毫无荣耀可言的消耗战。
每一天，双方都有士兵因为战斗、疾病或者简单的冻伤，而无声无息地倒在这片冰冷的土地上，他们的尸体很快就会被泥浆吞没，仿佛从未存在过。
1920年10月11日
经过工兵部队和后勤单位近乎自残般的疯狂努力，他们顶着雨雪，踩着齐膝深的淤泥，用枕木、沙石甚至拆毁附近废墟的砖块加固路基。
从伏尔加河流域核心枢纽延伸而来的铁路生命线，终于颤颤巍巍地、却坚定地通到了鄂木斯克外围。
尽管运力依旧紧张得如同绷紧的弦，调度混乱不堪，但那一列列喷吐着浓密黑烟、沉重而缓慢地驶入临时站台的火车，无疑就是此刻最动人的景象。
车皮打开，里面是码放整齐、象征着生存希望的木箱和油桶：厚实得像熊皮一样的冬季棉服、防止车辆在低温下罢工的特种防冻机油、高热量的早期压缩饼干、罐头和巧克力，宝贵的药品，甚至还有酒！。
以及最最重要的——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燃料和炮弹。这些物资被士兵们如同对待圣物般，小心翼翼地卸下，然后迅速分发到各个翘首以盼的作战单位。
古德里安元帅站在一处临时开辟、此刻堆满木箱和油桶、显得有些混乱的物资转运站旁，看着手下士兵们脸上那久违的、仿佛重获新生般的振奋表情，紧锁了数周的眉头终于稍稍舒展了一些，尽管眼底的疲惫依旧浓重。
“告诉小伙子们，抓紧这宝贵的时间！立刻更换冬装，用防冻液彻底检查每一辆坦克、每一台车辆的冷却系统！要让每个人都知道，帝国没有忘记我们，柏林没有抛弃我们！”
他转身对身边同样面带喜色的参谋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如释重负的沙哑。
“现在，补给到了，冬衣也快到了……该轮到躲在城里挨饿受冻的伊万们，尝尝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的苦头了。”
与德军阵地上逐渐升腾起的、带着烟火气息的暖意和希望形成鲜明乃至残酷对比的，是鄂木斯克城内，以及更东方广袤战线上红军阵地所弥漫的、那种几乎凝成实质的寒冷与绝望。
列夫·托洛茨基那通过仅存的无线电喇叭和高音喇叭传来的“一切为了前线！”“坚持就是胜利！”的口号，依旧喊得声嘶力竭震天动地，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些话语显得如此空洞和苍白。
红军的后勤体系，在德军“游隼”和“天鸢”持续不断的精准空袭、漫长到令人绝望的补给距离（日本美国英法流亡政府援助的物资）、西伯利亚初冬恶劣天气的共同折磨下，早已千疮百孔，濒临彻底的崩溃。
运抵前线的粮食少得可怜，而且极不稳定，士兵们大多时候只能依靠越来越稀薄、几乎能照见人影的杂粮粥，以及冻得像砖头一样、需要用刺刀才能砸开的黑面包勉强维持生命。
冬装的短缺更是灾难性的，许多士兵还穿着早已破烂不堪的夏秋单薄军装，在越来越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如同风中残烛。
战地医院里，冻伤导致的坏疽和截肢案例开始急剧上升，数量很快超过了战斗减员。
至于药品？那更是只有高级军官才能偶尔享用的奢侈品，普通伤员往往只能在缺乏最基本麻醉、止血和消炎的情况下，在冰冷简陋的掩体里，痛苦而无声地等待死亡的降临。
前线的德军将领们，都是经历过血火考验的老兵，他们敏锐如猎豹般地捕捉到了对手阵地上升的绝望气息。
猛烈的炮火可以摧毁坚固的工事，钢铁洪流能够碾碎顽强的抵抗，但饥饿和深入骨髓的寒冷，配合着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却能像水银泻地般，直接腐蚀并最终击垮最坚强战士的内心防线。
一场以政治和心理攻势为主的、不见硝烟却同样致命的新形态战斗，悄然拉开了序幕。
在古德里安的明确授意和下，一种特殊的“弹药”被大规模生产出来，印制着醒目德文和俄文对照文字的劝降传单。
这些传单用词直白，摒弃了复杂的意识形态说教，直击人性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它们如同冬季的第一场雪片，被炮兵部队用特制的宣传弹漫射向红军阵地的上空，或是被“金雕”战斗机低空掠过时，成捆地抛洒向城市和后方。
传单上的内容，像淬毒的匕首，精准地刺向红军士兵最脆弱的神经：
“俄罗斯的士兵们！你们‘伟大’的统帅们，早已把你们像丢弃垃圾一样，抛弃在这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等死！看看你们身边倒下的战友，他们是因为饥饿和严寒死去的，而不是为了什么虚无缥缈的‘世界革命’！”
“放下你们那打光了子弹的步枪，走到我们这边来！你们将立刻得到热腾腾的菜汤、厚厚的黑面包、温暖的棉衣和军医的救治！战争，对你们个人而言，已经结束了！”
“想想你们远在俄罗斯乡村的家人、父母、妻子和孩子！他们日夜祈祷，期盼着你们能活着回去，而不是收到一张冰冷的‘失踪’或‘阵亡’通知书！”
起初，效果并不显着，红军政委和内务部特别处人员的弹压依然严厉而血腥，任何被怀疑有动摇迹象的士兵，都可能被就地枪决以儆效尤。
但随着城内和阵地上补给情况的持续恶化，饿死冻毙的人越来越多，恐惧的天平开始倾斜。
一些前沿阵地的红军士兵，开始趁着夜色和巡逻间隙，冒着被自己人打冷枪的风险，偷偷爬过冰冷泥泞的无人地带，举着双手，踉踉跄跄地奔向德军阵地闪烁的篝火，往往只为了换取一块能填饱肚子的黑面包，或者一碗能暂时驱散寒意的热汤。
埃尔温·隆美尔上校，这位永远将指挥位置放在最前沿的将领，自然不会满足于仅仅散发传单。他将他的机动指挥所——一辆改装过的Schwerteisen半履带装甲，开到了距离红军阵地不足千米的一个隐蔽洼地。
他不仅命令手下用缴获的扩音器持续播放录制好的劝降信息，更常常亲自抓过话筒。
用他那带着浓重斯瓦本口音、语法错误百出但努力模仿的俄语，向着对面死寂的堑壕喊话，声音在寒冷的空气中传得很远：
“对面战壕里的俄罗斯兄弟们！我是德意志国防军的埃尔温·隆美尔上校！我知道你们现在又冷又饿！”
“我也知道，你们和我的士兵一样，都是勇敢的军人！但是，真正的勇敢，不应该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牺牲和冻饿而死上！看看我们这边！”
他的喊话往往会刻意停顿，与此同时，德军阵地上会适时地点燃几堆格外明亮的篝火，火上架着行军锅，里面翻滚着热气腾腾的汤食，德国士兵们围坐在火堆旁，故意大声说笑，啃着面包。
“热汤！面包！还有能救命的篝火！和不少酸菜和酸黄瓜（俄德都好这口），过来吧！我以德意志军官的荣誉向你们保证，你们将得到人道的对待和安全！”
这种极具冲击力的现场“直播”，对于对面那些在黑暗和寒冷中饥肠辘辘、瑟瑟发抖的红军士兵来说，其诱惑力是毁灭性的。
赫尔曼·霍特将军指挥的装甲部队，则巧妙地将劝降与他们的机动优势结合起来。
他的坦克和半履带车群在相对干硬的地段依旧保持活跃，常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然出现在那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的红军小股部队侧翼或后方。
在形成战术包围后，他们并不急于用坦克炮和机枪将这些可怜人粉碎，而是通过随军的翻译人员，用扩音器进行喊话劝降，给予对方一个体面投降的机会。
而哈索·冯·曼陀菲尔中校，这位隆美尔麾下以勇猛和战术灵活着称的指挥官，更是将劝降玩出了花样。
他的快速突击集群在一次漂亮的、深远的迂回穿插后，成功地包围了一个红军步兵团的主力。
他没有立即下令发起总攻，而是精心挑选了一名被俘的、军衔较高且在团内有些声望的红军少校，让他吃饱喝足，带着曼陀菲尔的亲笔劝降信和几大口袋面包，返回了被包围的红军阵地。
几个小时的心理煎熬和内部争论后，这个早已断粮多日、士兵们连举枪的力气都快没有的步兵团，在团长本人的带领下，几乎是排着还算整齐的队列，成建制地向曼陀菲尔投降。
在更高的战略层面，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元帅则与沙俄流亡政府及白军代表紧密合作，精心策划着更具分量和长远影响的劝降行动。
他们通过那些投降过来的前红军军官、以及潜伏在对方内部的特工建立起来的秘密渠道，尝试联系红军内部一些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斯大林的残酷手段产生怀疑、或者单纯对现状感到绝望的中高级指挥官。
隐晦地承诺在战后新的“俄罗斯秩序”中给予他们安全保障甚至权力，条件是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率领部队阵前倒戈，或者至少是消极抵抗。
虽然这样的“高级别”策反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并且充满了欺骗与反欺骗的陷阱，但每一次哪怕只是传闻中的成功，都在红军那本就千疮百孔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更大的恐惧和背叛的裂口。
就在地面上的心理攻势和劝降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帝国的空中力量，这支已然占据绝对制空权的死神之翼，也没有闲着。
赫尔曼·戈林，这位帝国航空总监，为了向陆军那些他私下里讥讽为“脑子里只有泥浆和堑壕的老古董”们进一步证明空军无可替代的价值。
同时也为了满足自己内心深处那份对于亲临前线、感受战争脉搏与刺激的强烈渴望，竟然出人意料地跑到了东线前线，临时“客串”起一个“游隼”俯冲轰炸机中队的指挥官。
他穿着一身剪裁极其合体、几乎一尘不染的定制皮质飞行夹克，胸前四个闪闪发光的勋章几乎要晃瞎地勤人员的眼睛，站在野战机场那泥泞的跑道旁，对着面前一群表情各异的飞行员们，进行着他那充满戏剧张力和个人表演色彩的战前动员：
“小伙子们！抬起头，看看你们头顶这灰暗的天空！它是属于我们德意志雄鹰的！再看看下面那些还在凭借几道可怜的战壕负隅顽抗的俄国佬！”
“他们以为躲在地下像老鼠一样就能逃避命运的审判吗？不！我告诉你们，不！”
他挥舞着戴着皮手套的拳头，声音洪亮，“在帝国空军精准的炸弹和无畏的勇气面前，他们无所遁形！今天，就让我，赫尔曼·戈林，亲自带领你们，用我们机翼下的死亡之雨，告诉他们什么叫做来自天空的绝望尖叫！为了帝国的荣耀，为了皇帝，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功勋，起飞！”
随着戈林一马当先、动作略显笨拙却气势十足地爬上他那架特别涂装的个人标志，在机群中格外显眼的“游隼”俯冲轰炸机，整个中队的飞机依次咆哮着冲上阴沉寒冷的天空。
戈林本人虽然并非最顶尖的王牌飞行员，他的飞行技术更多带着一种炫耀和蛮勇，但他的存在极大地刺激了手下飞行员的士气和表现欲。
他们在鄂木斯克周边以及向东延伸的广阔区域上空盘旋，寻找着任何有价值的目标。
当“游隼”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啸声，从云层中由远及近传来时，地面上的红军士兵无不魂飞魄散，丢下手中一切，惊慌失措地寻找任何可能的掩体，那种对未知死亡的恐惧，远比直面地面的坦克更加折磨神经。
戈林亲自参与并指挥了对鄂木斯克以东约五十公里处的一个红军师级预备队，试图利用夜晚进行隐蔽集结区域的空袭。
他驾驶着座机，以一种近乎鲁莽和炫耀的姿态，带头进行俯冲。
将机腹下挂载的250公斤炸弹，以一种还算精准的方式，投掷在了人群看起来最密集的中心区域。
剧烈的爆炸和气浪瞬间将人体、武器和周围的树木撕碎、掀飞，紧接着，后续跟进的“游隼”们依次俯冲投弹。
这次短暂而猛烈的空袭，不仅从物理上摧毁了一支本可用于稳定战线的宝贵预备队，更在心理上，给了本就摇摇欲坠、依靠最后一点纪律性维持的红军防线沉重一击，加速了其崩溃的进程。
戈林带着机群安全返回基地后，立刻得意洋洋地向柏林大本营和皇帝陛下发去了充满邀功意味的电报，用他惯有的夸张语气宣称，他的这次“亲临指挥”和“英勇行动”。
“极大地震撼了俄国人的抵抗意志，为陆军弟兄们的推进扫清了关键障碍”。
政治劝降的“糖衣炮弹”，配合着空中打击的“钢铁骤雨”，再加上饥饿和寒冷这两把无情锉刀的持续切割，红军在西西伯利亚地区本已脆弱不堪的防线，终于像一座内部被蛀空的堤坝，开始发生连锁反应般的、无法遏制的大崩溃。
从十月中旬开始，到十一月初寒流彻底笼罩大地，投降的红军士兵数量开始呈现指数级的恐怖增长。
最初还只是零星的、三五成群的逃兵，很快演变成成排、成连规模的集体投降，再到后来，整营、整团地放下武器，军官带着士兵，如同潮水般涌向德军阵地，只为了那口能活命的热汤和能保暖的毯子。
德军匆忙设立起来的临时战俘营很快人满为患，铁丝网内挤满了面黄肌瘦、眼神麻木的人群，后勤官们焦头烂额，不得不紧急征用更多的场地和物资来应对这“幸福的烦恼”。
根据联军司令部战后并不完全精确的统计，仅仅在这短短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主动投降或被俘的红军官兵总数，达到了惊人的四十五万人！这个数字背后，是红军西方方面军事实上的终结。
如此大规模、迅速的崩溃，使得德军前线部队在向东推进过程中，遭遇的有组织、成建制的抵抗急剧减少，许多地段甚至出现了真空，古德里安和坐镇后方的曼施坦因元帅，几乎是立刻就嗅到了这千载难逢的战机。
“全线前进！抓住机会，全力向东推进！” 命令从最高统帅部迅速下达至每一个作战单位。
原本因为泥泞和红军抵抗而几乎停滞的战线，突然之间像解除了束缚的弹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东“流动”起来。
德军的坦克、装甲车和步兵队伍，很多时候几乎是以武装行军的速度，在几乎没有遇到像样抵抗的情况下，如同犁地般横扫了鄂木斯克以东近两百公里的广阔地域。
一座座几乎空虚无备的城镇、村庄、火车站和交通枢纽，被德军兵不血刃地占领，插上帝国的黑鹰旗，速度之快，甚至让后勤部队和跟进的沙俄行政人员都感到措手不及。